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已久,而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真正作为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在法律中予以确立是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完成的。本文将从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背景、现状及问题、解决方式三个方面就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进行阐述,以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基本价值追求,即注重对被害人的保护为出发点,探求完善该项制度的方式。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以轻微刑事案件为基点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情形,但由于我国公诉案件中并未规定刑事和解制度,导致许多做法无法律依据。当前,我国对刑事和解的探讨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基于我国个体性的考虑,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应该以轻微刑事案件为基点,包括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两个主要方面。     

审判阶段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实施之思考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使得审判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了立法依据,但立法关于这一程序的设置非常单薄,仅有三条原则性规定。尽管高法解释对该程序的具体适用予以了细化和规制,但适用中仍然存在不明确、不协调甚至矛盾之处。因此,科学界定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程序和监督等方面的问题,从制度层面规范刑事和解,对惩罚犯罪、最大限度保障被害人权益,节约司法成本、实现刑法功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探析

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刑事和解适用于重罪案件,尤其是死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价值冲突,重罪案件在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的重罪案件中不宜适用,在侵犯个人法益的非命案件中可以限制适用,在侵犯个人法益的命案中不适宜适用刑事和解。     

小议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和解制度

随着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和解制度的作用越来越明显。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将以前没有的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和解单独设章,足见其对刑事诉讼的影响。对这项新兴的刑事诉讼制度,本文试着从其现实意义、适用法则、面临的问题、完善建议四个方面加以分析,以希望对公诉案件中的当事人有所裨益,有利于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刑事公诉案件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公诉案件中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故障隐瞒重要证据，在庭审时突然袭击对方，使对方不得不申请庭延期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这种做法在我国的法律上又是合法的，但我国目前的这种立法体例又与我们要求提高庭审效率，排除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庭审改革目标相违背，在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如英国，美国和香港地区，以及大陆法系的日本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却是不允许一方利用隐蔽的证据突然袭击对方，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立法上都有一套完整的证据开示制度，这种证据开示制度确实也起到了提高庭审效率，排除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诉讼基本原则的作用，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赋予控辩双方庭审前的知情权，禁止庭审中的突袭，以实现提高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的庭审效率，防止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诉讼基本原则的庭审改革目标。     

论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适用范围

民间纠纷应当仅限于自然人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的纠纷,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应该成为民间纠纷的主体。"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应当以生效的判决或者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启动追诉程序作为认定前一次犯罪的标准。对于"渎职犯罪",应该作广义的理解,一些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也应当列为渎职类犯罪。《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23条的规定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应当对公诉案件的和解适用范围进行限制。     

论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适用范围

民间纠纷应当仅限于自然人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的纠纷,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应该成为民间纠纷的主体。“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应当以生效的判决或者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启动追诉程序作为认定前一次犯罪的标准。对于“渎职犯罪”,应该作广义的理解,一些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也应当列为渎职类犯罪。《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23条的规定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应当对公诉案件的和解适用范围进行限制。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法律适用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刑事和解具有正义、效率价值,本文试从刑事和解的适用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适用的案件范围、适用的诉讼阶段、适用的主持机关、适用的法律效力提出相关构思,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论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程序的完善

新刑诉法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首次把当事人和解引入公诉案件处理范围。根据刑事和解理论基础,针对当事人和解程序中存在监督与救济缺失、和解对象狭窄、和解协议效力及法律性质不明确、主持机构不适合、赔偿标准不一、和解时间和次数不定等问题,提出相应解决办法。     

刑事公诉案件引入和解的正当性

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相伴而生,是一种新的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是刑事纠纷解决的国家领域和民问领域的中间地带,公诉案件引入刑事和解符合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要求,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和被告人重新回归社会,亦有利于司法资源的节约和诉讼效率的提高,最终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     

论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制约

随着犯罪率的提高和刑罚目的的转变以及受司法资源有限性的限制，各国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越来越大。起诉裁量权的客观必然性和法理合理性以及可能被滥用的倾向性，使得对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制约成为必要。本文通过借鉴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的对公诉权制约措施的做法，针对我国对公诉权制约中存在的缺陷，提出了完善的途径。     

论我国的刑事自诉制度——以自诉权与公诉权之间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在刑事诉讼制度上实行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原则。自诉制度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司法实践中，刑事自诉制度在运作中的问题目渐凸现，亟需研究解决。     

对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相关法律规定的评议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新增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特别程序突破性地为刑事和解开辟了新的进路.界定适用和解特别程序的案件范围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但该范围目前还不清晰,因为该特别程序在《刑事诉讼法》、《公安部规定》层面上存在正当解释和合法适用的问题,包括“民间纠纷”、量刑幅度类别、例外条款的理解和《公安部规定》排除式规定的商榷.实际上,《公安部规定》对《刑事诉讼法》具有排斥性,与该特别程序的包容性不符.     

论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在中国刑事和解制度是一项新兴的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语境下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由于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的限制,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面临着大量困难,需要解决刑事和解制度与其他相关司法原则的冲突,尤其是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冲突。尽管存在困难,但由于刑事和解制度本身的独特价值,能够平衡社会正义与个人权利价值之间的矛盾,因此该制度构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