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反思与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客体为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的形象。本罪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有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事实存在,行为人负有向有关机关说明巨额财产真实来源的义务。行为包括行为人能够说明巨额财产的真实来源而拒绝向有关机关说明其真实来源。司法实践的诸多反思,犯罪主体应扩大,该罪罪名应重新界定归类,法定刑应该完善,应加强前置制度建设等。     

无罪推定原则视野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了最新的修正,但该罪却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着诸多矛盾。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进程出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无罪推定原则进行博弈分析,将该罪名修改为“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罪”,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并完善相应的金融监管体系,更有利于惩治贪污腐败犯罪。     

浅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定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差额巨大的 ,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行为。本罪制定以来在司法实践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由于对“差额巨大”、“来源不明”、“不能说明”等没有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等原因 ,使本罪在设定上存在一定的不足 ,引发人们的思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问题探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置以来,在刑法学界至今仍众说纷纭。国家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将本罪纳入了修正范围,对其罪状和法定刑均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以适应和满足广大民众冀望本罪加大惩治、预防腐败犯罪力度的法律诉求。理论上的百家争鸣造成司法操作上的无所适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认定也呈现出混乱的局面。在新的反腐历史时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突显出一些急需反思和探讨的司法疑难问题,均应结合刑法实体理论和刑诉程序制度进行新的方案设计和拟定。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研析与立法建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制定以来，对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有明显的效果，但是立法上还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些缺陷有悖现代刑法理念，制约了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因此，有必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加以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观构成要件问题探讨

刑法学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主观构成要件存在无罪过、严格责任等诸种观点，但这些观点都有不尽完美之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其他一般犯罪相比，其主观构成要件有其特殊性，即应由对非法获取巨额财产的直接故意与拒绝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的直接故意双重罪过形式构成。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探讨

为了严厉打击日趋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国家确立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上存在诸多不足,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罪名。针对存在的立法缺陷,除应从立法上加以修改外,还应从制度上加大改革力度,对贪污腐败现象进行多方位治理。     

浅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该罪的犯罪客体是不特定的,因而无法确定该罪的客体,而且犯罪主体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不太明确,所以在适用该罪时就会出现许多问题.解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的问题,最佳方案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申报义务.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逻辑辨析与重构建议

我国刑法所设置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逻辑上存在着两个悖论：一是把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视为非法所得，但又无证据证明之，这不等于是有罪推定吗?若不将这部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推定为非法所得，又依什么给行为人定罪呢?二是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我证明巨额财产的来源合法，公诉机关是否在推卸举证责任?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认其巨额财产来源非法，是否在推行自证其罪的诉讼原则?由此可见，要想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理论和实践上，在逻辑和效果上都经得住推敲，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辨析，厘清个中矛盾，并对其进行立法方面的重构。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探讨

通过对我国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矛盾现状与国外类似立法的比较和司法实践中主要涉及的司法认定、共同犯罪、证明责任等问题的分析，探讨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陷，建议从行政法的完善、刑法的制裁和道德建设方面的保障等几个方面来构建规范的法律体系。     

论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

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是玩家通过个人劳动(练级)、真实财物付出(购买点卡)、市场交易(买卖装备)等手段创造和获得的，它具有效用，能够交换，具有财产的基本属性，是无形财产的一种，应予以法律保护。承认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有利于维护网络游戏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网络游戏经济的健康发展。     

教育产业和教育的产业运作

教育具有产业特性，要把产业观念带入教育行业，按教育的生产规律和收益规律办学。教育的产业运作主要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最大化效益；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质量控制系统；适度规模发展；打造品牌形成核心竞争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发展的内在动力等。     

知识产权在财产权体系中的定位

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属性已得到确认，但对于民法典中是否应包含知识产权法的内容，知识产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是何地位等问题，还存在不同认识。通过疏理有关线索，应对知识产仅作为一种财产权实现正确的定位。知识产权属于广义上的无形财产权，无形财产权的体系包容但不限于知识产权，无形财产权体系呈现零散、各别的特征，难以加以整合，知识产权在其中应以独立的特别法的形态得到体现。那种把无形财产等同于知识产权的观点值得商榷。     

我国《物权法》中不动产登记之效力

《物权法》以登记生效主义为原则确认登记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效力,并辅之以预告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等新制度,这对建立和完善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有重大意义,但对一些现实问题尚需尽快制定配套法律予以明确。     

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犯罪

知识产权源于18世纪的德国,中国大陆起自20世纪70年代。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同,法律确认的知识产权的范围也存在差异。在我国,知识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与其他民事权利如物权、债权和人身权利相比,知识产权具有自身的特点。修改后的刑法分则对侵犯知识产权罪共规定了7个具体的犯罪。构成知识产权犯罪必须具备四个要件。界定了知识产权犯罪的必备条件,对于我国加入WTO后,司法机关应对知识产权犯罪活动,追究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诗歌的音乐性及其文学性的支撑

现代新诗已经变质。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应该具备其独有的语言模式,具备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诗之为歌,既要字正腔圆,又要通俗晓畅;既要抒情言志,又要凝练警拔;既要含蓄隽永,又要独创诗式,这才是诗歌区别于其它文学体裁的基本要素——音乐文学的基本特征。     

知识产权给传统财产权体系带来的挑战

阐述了知识产权的私有财产权特征,并指出知识产权给现代财产权体系带来巨大挑战和冲击,指出知识产权已经逐渐成为财产权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财产权类型。     

婚姻财产约定与不动产物权变动

夫妻财产约定与"赠与"有相似之处。由于理论上对于"赠与"一词未能准确把握,引起无休止的有关"一般赠与"和"婚内赠与"应如何区分的争论。赠与合同的核心是单务、无偿性,因此如果夫妻间的财产处置非作为利益交换的工具时,应直接视为一般性赠与合同,按照《合同法》领域规则处理,满足要件时可以赋予撤销权;反之,则应认定为夫妻财产约定。在夫妻内部关系中,财产约定一经生效就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并不得任意撤销。当涉及一方或双方的交易第三人时,则采取"登记对抗主义"模式确定物权移转的规则。     

物权法与物业税影响分析

结合《物权法》与物业税的内涵及法理关系分析了物权界定的意义及《物权法》下物业税应收的范围,从理论和现实角度而言,物业税应当独立于土地出让金之外,采取中小口径的征税方式。尽管舆论寄希望于物业税开征来平抑房价,但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物业税最大的好处是在于地方财政体系,而非民生所向的房地产市场。     

构建适应产权市场化的农地产权制度

农地（农用土地）属于不动产资源，农地流转是通过其产权让渡来实现的，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地产权市场化配置的程度不断提高，亟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农地产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