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战时公费教育制的创立及其成效

公费制是国民政府战时创立的一种教育救助制度,主要目的是为救济战区流亡青年,后来由于战争的扩大,许多非战区的贫苦青年也可享受此待遇。公费制的最初表现形式是贷金制。1943年,国民政府公费教育制正式确立,此后又对其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公费制的实施对于维持教育的正常运转,救济流亡学生和保持整个中国教育的延续性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民政府初期对高等教育的整顿(1927-1937年)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全国高等教育正处在所谓"大学热"时期。为改变高等学校"数量增加,质量低下"的状况,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整顿。其中取消单科大学、限制滥设大学,加强对私立院校以及教会学校的控制与管理是整顿的重点。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目的是全面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以"限制数量、提升质量"。规范和控制相结合是国民政府初期整顿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此次整顿还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整理方式以"裁、并、改、停"为主;第二,整顿内容始终围绕限制大学滥设、加强对私立院校的控制和管理展开;第三,政府整顿高等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通过这次整顿,改变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无序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确立和加强了国民党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的渗透和影响。     

正中书局与民国时期大学教科书的发展(1931—1949年)

正中书局是民国时期国民党官营的一个出版机构。由于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正中书局出版了大量教科书,推动了民国时期教育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正中书局承担了国立编译馆编辑"部定大学用书"的主要出版任务,同时还独立编辑了一套"大学用书",延续了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教科书"中国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弥补了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中华书局"大学用书"等教科书的不足,为民国中后期大学教科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文官培训制度的新变化

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官培训制度逐渐成熟、完善,制定了明确的培训大纲,并呈现出新的特点。考试及格人员进入培训阶段的宽进严出,文官培训层次和要求的高级化,培训人员基本得到了委任,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培训制度的相对成熟。     

浅探1929—1931年国民党的内部斗争

在阎锡山和蒋介石接收平津到中原大站期间的相互利用与斗争中,冯玉祥的首要目标一直都是反蒋,每一次都拥阎为首领,而每一次都是阎出卖或生视不理而失败。阎锡山最擅长“骑墙”,在冯与蒋之间寻求势力均衡,两连获利,典型的商人性格。蒋介石则是真正的权谋家,较之阁、冯更有手腕。     

追求历史研究的原生态——评何家伟著《国民政府公务员俸给福利制度研究(1928—1949)》

<正>学术界对于民国时期公务员制度的研究已经起步,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热点。但是目前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似都不能令人满意,因尚有诸多研究空白,仍有较大拓展空间。青年学者何家伟博士多年来对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俸给福利制度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公路建设及其历史作用

国民政府于 8年抗战期间 ,在西北、西南和中南地区新建公路 ,这些公路的建成对支持长期抗战和发展后方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国民政府抗战教育政策的形成及其决策心理

在抗战之前和抗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均注重教育的社会功用,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在调整抗战教育政策时,深受“攘外必先安内”、“忍让和戎”以及企望借教育“立长治久安之始基”等诸种心理因素的影响,使民族教育事业在战前和战初招致重大的损失。由此可见,任何政权若出于一党私利而轻忽民族整体利益,必将因民族利益受损而受损,而对素怀不良之心的敌邦更不可借退让的方式来与虎谋皮。     

国民政府时期学位制度“中国化”的历史演变

从历史演变的视角考察了国民政府时期学位制度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从中研究探讨了学位制度与高等教育近代化转型、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留学生和教会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孙中山纪念与仪式政治——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1937.7—1938.11)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对孙中山诞辰纪念、孙中山逝世纪念等孙中山纪念仪式的运作,强化了民众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对国民党的政党认同,对中华民国的政权认同,对孙中山及蒋介石的领袖认同,并且凸显了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成为国民政府进行抗战动员的一种有效形式,是现代民族国家进行政治话语输出的有效探索,也显示出党国在权力技术实践空间的日臻成熟。     

战时中国的屈原纪念与文学镜像(1931-1949)

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英雄形象,屈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语境下,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纪念.1930年代日寇入侵后愈发严峻的国家受难处境,促使人们重新识别、唤醒和激活了屈原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的伟岸角色,并开启了新一轮的屈原纪念热潮.随着"诗人节"的设立,1940年代的屈原纪念被纳入比较统一的轨道,此时的屈原纪念进一步上升为宣扬爱国诗人的屈原形象,为民族抗战提供强劲的精神策励.其中,通过屈原纪念,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家文人们还对关怀社会的创作视野和刚强不屈、富有战斗力的艺术风格予以重点张扬.抗日战争结束后,爱国诗人的屈原形象逐渐隐退,人民诗人的屈原形象则取而代之.相应的,从形式和内容两个维度来询唤"人民诗人"和"人民诗歌",便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屈原纪念在文学层面上的反映.萃取人民诗人的屈原形象,最终被征用来为"人民革命"提供了道义性的支持力量.前后迥异的屈原纪念策略和屈原形象是"新环境"与"新目的"联手调整"旧用途"的一个范例,是战争语境下文学发展诉求的镜像式呈现,更是各种现实力量对特定传统资源进行召唤、形塑与征用的纪念策略的表征.     

南京国民政府对蒙古族学生的保送升学政策及其变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认识到内蒙古等边疆地区青年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待蒙古籍青年升考内地大专院校的政策法规,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就其内容不断作出修订调整。汉族学生冒籍现象的大量存在及由此引发的问题,使得这些优待政策并未给蒙古族青年带来多大实际利益。     

教育独立的困境  ——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之考察

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继续推进蔡元培主导的,以"教育独立"为目标的大学区制教育改革。但时局的变动,却要求国民政府加强对教育的管理与控制,以实践"教育建国"、"教育救国"。因此,会议就"教育独立"这一主题议决通过了许多在理念、方法上互相矛盾、抵触的议案。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突出显示了民初以来"教育独立"所面临的困境及其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自此之后,"教育独立"即逐渐从"高潮"走向"低落"。     

江西钨业风潮(1928—1931年)述论

江西钨业风潮(1928—1931年)是江西省政府推行钨砂垄断政策引起的。钨砂垄断政策的出台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主要是江西当局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随着钨砂垄断政策从“包办”到“代营”再到“专营”的演变,钨业风潮也一再演出,造成了政商关系的紧张和对立,省、县与中央也出现了利益分化,钨业商民则基本保持了团结,一致要求维持自由经营的传统。国民党统治的本质在江西钨业风潮中表露无遗。     

陇海铁路与宝鸡社会变迁(1937—1949)

近代以来,由于交通闭塞,位于关中西部的宝鸡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抗战时期,宝鸡工商业日臻兴盛,城市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功能日益健全,现代市政设施和现代服务业开始出现。抗战时期宝鸡城市化、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陇海铁路通车宝鸡是其重要的推动力,它对现代宝鸡工商业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走向失衡:会务纠纷中的政府、工人与工会——以战后(1945—1949)武汉地区为例

战后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对社团的控制,在政府、社团与民众之间寻求平衡,维持社会稳定。而通过对战后武汉地区三起工会会务纠纷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出,战后国民政府在协调政府、社团与民众的关系上,缺乏必要的利益协调手段,一方面政府自身的权威合法性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质疑,另一方面其处理方式越来越倾向专制强硬手段回归,从而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政府、社团与民众三者之间走向失衡的关系发展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崩溃。     

北师大及西北师院对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贡献(1902—1949)

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作为我国最重要的高等师范院校,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及其前身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从创建到发展壮大,充分见证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迁。尤其在自身的变革途程中,一批有识之士抱定师范教育与民族存亡、国家富强的宗旨,与师范废除论者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他们是高等师范教育制度变革与实践的引领者、内部体系建设的探索者、高等师范教育独立体系的维护者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思想的贡献者,为近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定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四以来(1919—1949)社会文化演变及其文明启示

本文从婚姻文化、家庭文化、女性文化、伦文化、娱乐文化五个方面对五四以来社会文化的演变进行了梳理。五四以来社会文化变革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思想观念的激烈斗争、引发的诸多负面现象、社会文化变革的有限程度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是否能够促进人人平等、是否能够促进个性解放、是否能够促进人的幸福感的提升是评价社会文化变化的重要量标。     

近代奉天同善堂救济事业述略(1881—1931)

奉天同善堂,近代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至东北沦陷前,已然成为近代东北地区善堂之首。综观其各项慈善事业,奉天同善堂的慈善救助事业广泛,主要由恤贫济困、妇孺养济、施医给药以及工艺教养四个方面构成,同时,在善堂执行其救助职能的过程中,救济体制、善源筹集以及救济模式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和时代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