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与和谐：人类对待自然的基本伦理态度

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价值取向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现代危机的思想根源，因此，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无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问题，但从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致思路径出发的生态中心主义，因其“无为而治”的消极态度和否定人的主体性的被动特征，同样不是人类对待自然的应有的合理态度，本文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要求人们必须自觉的把人与自然、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辩证地统一起来，探寻实现人与自然共生与和谐发展之睡。这既是人与自然之理想关系，也是当代人对待自然应有的基本伦理态度。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发展

对于如何研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围绕着走出人类中心论还是走入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的价值问题展开争论,这些争论有利于人类反思其实践活动的后果,但两者都脱离了制度维护,抽象谈论生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则将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形成与改变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予以探讨,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环境伦理与整体思维

环境伦理是人类生存危机感的反映，也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产物；环境伦理形成的深层理论基础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而是整体主义宇宙观和整体思维方式。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要求促进了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环境伦理也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的分野走向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的鼎足局面。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是合理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和非人类中心环境伦理并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它要求人们在对待环境的行为中必须遵循善待自然、关注未来和规范行为的原则。     

人类中心主义解读

人类中心主义是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哲学例题，随着现代西方环境伦理研究的开展，有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焦点在于人以外自然存在物是否具有内在价值，是否应该接受道德关性。本文认为应该在认识和生物学层面上肯定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在价值层面上扩大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通过扬弃，树立新的人类中心主义观。     

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的智慧——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哲学的主题历来是围绕着人与世界的关系展开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两大对立观点。只有马克思把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结合起来,才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     

德性伦理与人类中心主义

德性伦理走向自然,遭受了最具"环境伦理特色"的责难:它持有或导致危险的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术语意味着极为不同的观念和主张。以德性伦理的路径探讨和应对环境问题,蕴含着一种合理而且必要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能够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关切,而且能够引导人们超越不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几个伦理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身并不具有伦理意义 ,它只是人与人伦理关系的表现和中介 ;“人类中心主义”是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作为评价和判断一切行为活动的标准的一种价值观 ,它并不必然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相反 ,由此出发同样可以提出保护环境的任务和责任 ;一个存在物是否具有“内在价值”或“感觉能力”不是它们是否应享有道德关怀的依据 ,而主要取决于道德主体对他与这些存在物的关系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 ,为了保护全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家园 ,人类理应为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做出贡献 ,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     

生态伦理的价值选择——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一切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为整个人类整存与发展的需要服务。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在强调人的利益时走向了绝对化的极端,忽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了人的利益的整体性、共同性和社会性;看到了人与自然的休戚相关性,又突出了人的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坚持以人的利益作为环境伦理的中心,又主张以尊重自然规律及其内在价值为基础,成为生态伦理的价值选择。     

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生态伦理

当人类以征服的姿态从自然界获取更多的物质生产资料时，自然环境恶化，资源的匮乏等生态危机已经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发出了严重警告。因此人类必须关注生态伦理，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突破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界也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超越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生产力概念的重新认识

在人类认识史上，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存在着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本文对这两种思想作了历史考察，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分析了它们的错误实质。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流行多年的生产力概念必须重新认识——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适应和协调自然的能力，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     

人类中心主义的徘徊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伦理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产生了许多分支学科,生态伦理学就是伦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伦理学两种截然对立的发展观念,而人类中心主义又经历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其分别代表了"以人为重""人物并重"和"非人为本"的价值选择。对三种理论的辨析可以更加深刻地揭示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环境伦理的应然之维

环境伦理在理论上的繁荣与现实的反叛决定了必须对环境伦理进行全面反思。综观其立论基础,无论非人类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都缺乏现实的基础。事实上,环境伦理应立足于“生存论”基础并不断超越生存利益、从理性自然到情感自然,才是环境伦理真正的应然之维。     

生态哲学之维：自然价值的双重性及其统一

学术界就自然价值的不同理解形成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主张。从生态哲学理论维度审视,对自然价值应从“以人为尺度”和“以自然为尺度”两个层面加以考察。前者是人类活动不可或缺的有效尺度;后者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只有将两者在实践中给予双重观照达到有效统一,才能超越传统主客二分的简单化和僵化的历史局限性,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施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的类存在主义"

在关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上,首先应当厘清"人类中心主义"概念的特定含义,跳出孰为"中心"的思维误区.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完全无视人对其他生命的依赖性,完全不考虑环境承受能力的生存观和发展观.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阈值是:不能毁灭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条件,这个极限使人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界中心.人在自然面前应持"人的类存在主义",它是以自然界的存在为基础,在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实现自由的生存观和发展观.其实现路径是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继在物种关系方面实现从动物界的提升之后,完成在社会关系方面从动物界的提升.     

试论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方向

人是处在一定的“关系网”中的 ,可以把之分解为人和自然的生态关系、人和人的社会关系这样两种类型。人的活动既受社会尺度的制约也受自然尺度的制约 ,社会和自然处在辩证的关联当中 ;而社会存在着时间 (代际公正 )和空间 (代内公正 )两个坐标。因此 ,只有按照这两个尺度和两个坐标重构起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才是彻底的。按照这样的方式重构起来的人类中心主义 ,是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永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集合体 ,成为了新人文主义。这样的人类中心主义才能成为生态价值和生态道德获得合法性的价值根据。     

论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保护的对立统一关系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人在“破坏”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在保护着自然界。人类不注意保护自然资源而导致人类消亡和注意保护自然资源而与大自然协调发展，都符合物质世界发展的总规律。应该从世界观角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价值观角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统一中确定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伦理分析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同质化与封闭化的体系伦理,它同时存在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中,因此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要打破其体系化制约,并在使其保持差异与开放形态的同时为后现代社会下的伦理形态进行奠基;换言之,内蕴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破产告诉我们应该从“三分”的视野去考察后现代社会下的伦理形态：即应该注意存在于“价值伦理”、“体系伦理”与“现实伦理”之间的复杂与动态关系,这应是理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之解构的意义所在。     

《瓦尔登湖》中人与自然中心地位的对立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梭罗在《瓦尔登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作品中兼具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但是两者并不矛盾,自然和人已经融为一体,共存于生态系统之中。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生态伦理观和生态文明

在生态伦理学成为一门显学时,就突显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两种生态伦理观都有其合理性,但共同的悲哀是割裂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也就遮蔽了人的本真自我。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进党的报告,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论域。因此建构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新的生态伦理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