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续）

适应伟大历史转折,进行出版方针上的拨乱反正1977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批判“两个估计”后,出版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日趋深入。在拨乱反正中,重印中外文学名著、重新启动鲁迅全集编辑出版工作、规划少年儿童图书出版、排除“四人帮”对中外语文词典编纂工作的干扰,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但毕竟限于某些局部的出版领域。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和全党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就要求在出版全局上、在整个出版指导方针上进行更为深刻的拨乱反正。这主要是纠正长期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出版指导方针,确立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精…     

感受八十年代出版

所谓八十年代,当然是指二十世纪那个特定的十年。讲这十年的出版,不能不讲作为起点的发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场反思“文革”的拨乱反正。我有幸成为出版领域这场斗争的积极参与者,批判“两个估计”、缓解书荒、     

“文革”时期古籍及研究专著出版纪事

“文革”开始后,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被迫停顿,已出版的大批古籍和研究专著被当作“四旧”给“横扫”了。直到1971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作出明确的批示后,对“二十四史”的点校开始恢复,古籍及研究专著的出版才稍有一丝转机。     

《亲历出版三十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自序

我做出版工作,始于1972年,是年四十三岁,已“人到中年”了;是做了十四年艺术教育工作之后(刨掉“文革”期间六年“无业”),“半路出家”搞出版。而这一做,就没有中断过,迄今三十余年了。这既是我人生中新的工作阶段的开始,又是工作岗位的最后一站。由此,我把自己定位为出版人。可以说是亲历出版三十年。对我国新闻和出版事业都有过重要贡献的我的老领导陈翰伯,生前谈选拔干部时曾说过,宋木文没搞过出版,但让他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为什么说让我这样的人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呢?我理解,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期待。这种信任和期待应该是得之…     

坚持高品位 弘扬主旋律——军报纪念“长征”副刊出版2500期座谈会发言摘录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迎来了《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出版2500期。在这两个数字不同寻常地重叠的日子,军报于7月18日举行了纪念“长征”副刊出版2500期座谈会。中宣部、总政治部、中国文联、中国记协、中国作协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军内外部分著名作家、评论家,在“长征”副刊工作过的老同志以及作者代表等百余人欢聚一堂,庆贺“长征”副刊出版2500期。与会者对“长征”副刊长期以来坚持高品位,弘扬主旋律,注重思想性、艺术性并举的办刊方向给予了积极评价,对“长征”副刊以文学形式反映火热的部队生活、讴歌广大官兵献身国防…     

纸张、印张与“令”解析

“印张”、“令”是出版印刷领域的术语。对初人行者来说,从所熟悉的纸张、在纸上印刷的情景入手,则较容易掌握“印张”与“令”的概念。而搞清楚这两个概念,对解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中与印制相关的计算题有很大的帮助。     

反思我们的出版科研工作

在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我比较认真地思考了一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及内在逻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新闻出版工作的关系。对中国出版科研工作者来说,一个突出而又紧迫的问题是:出版科研工作如何体现和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出版产品“走出去”的机遇及策略研究

“一带一路”是经济战略,也是文化布局,作为文化产业重镇的出版业,理应被纳入“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一带一路”战略会在增进沿线国家出版文化认同、拓宽出版产品多边市场及加大国家出版扶持力度上为我国出版产品“走出去”提供机遇。基于此,为提升出版产品的“走出去”水平,我们需在宏观层面加大国家的多方位出版扶持、在中观层面合理分析市场格局、在微观层面发挥出版企业的文化传播作用。     

“文革”期间重印古籍的特殊任务

“文化大革命”期间,古籍的出版工作基本上停顿了。但是除了“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于1971年重新提上日程之外,还常有一些“中央交办”的古书重印任务。1973年1月,我刚从咸宁五七干校调回中华商务联合的出版社,不久就接到了一系列中央交办的任务。先是江青交下来一本石研斋刻本的《骆宾王集》,意思是要我们重印。书上有北京大学教授向达的藏印,大概是江青从红卫兵抄家物资里要来的。我们正在研究是影印还是据以排印,过两天江青又命人把书收了回去,以后就没有再提此事了。接着当时的“出版口”负责人又找我们领导去,传达“中央交办”的重印书…     

同意理论视域下的学术期刊出版伦理研究——以不当署名与文章真实性问题为视角

学术期刊的出版伦理问题通常指与学术道德相关的一些出版伦理问题,包括不当署名、文章真实性存在疑问等。鉴于学术期刊作者和编辑的关系是依靠“同意”而构建,“同意”本身也贯彻于学术期刊的出版流程之中,故“同意”的实质缺位导致了诸多学术出版伦理问题。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同意理论视域下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辑的关系,分析了出版伦理问题的根源和消解手段,提出作者和编辑都有必要更多地关注学术期刊出版流程中的同意步骤,确保“同意”的切实性,旨在构建更完善的出版伦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学术出版伦理失范现象产生。     

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举办全市出版行业“三项学习教育”培训班

2004年5月25日-6月4日，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先后举办了两期全市出版行业领导干部“三项学习教育”培训班，每期培训班为期4天。全市出版行业主要单位负责人和各处室负责人共210人参加了培训。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增刊出版之体会

通过《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05年两期增刊出版编辑工作的实践,分析增刊出版的具体做法,提出增刊出版要严把质量关,并权衡增刊出版的利弊;另根据本刊具体情况提出增刊出版一些新的思路。     

《风之影》作者新作《天使游戏》上市

本刊讯 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华锦绣”丛书近日已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艺出版工作—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党组织自身先进性的概括和重申，对于我们当前做好各项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艺出版工作，是社会主义化建设的重要阵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是对艺出版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那就是要反映先进化，传播先进化，建设先进化。要做好这项工作，艺出版工作必须牢牢把握和保持先进化的前进方向，积极发挥艺作品的特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化做出艺应有的贡献。本从艺出版的视角谈谈对把握先进化前进的认识。     

出版工作要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

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新的高峰,是对党的宗旨的新的全面概括,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出版工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从出版作为党的事业的高度,联系实际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领会“三个代表”对出版工作提出的要求,加强我们的时代责任感,并在出版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     

“脚板子底下出效益”——金盾出版社服务“三农”的启示

“三农”问题是出版行业的一个老话题。金盾出版社却在这个老话题上做出了新章，拓展了两个效益双赢的新天地。他们竭诚为“三农”服务，在把通俗、实用的科技知识传向四面八方，撒遍广阔天地的同时，也铸造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金盾品牌”、“金盾精神”，成为出版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文责自负”与“文责共负”

“文责”应该“自负”还是应该“共负” ?这一问题在编辑出版界曾经有过争论。《“文责自负”质疑》一文 (见《中国出版》 1995年第 12期 )的作者主张“文责”应该“共负”，我读后感到作者提出的观点有新意，颇能引发人作进一步的思考。 　　该文阐述道：“‘文责’到底谁负 ?文章发表后，一旦产生负面效应，文责问题就相伴而生。要追究责任，出版社编辑部自然首当其冲。显然，‘文责’首先要由出版者负。当然，作为文章的创作者，对文章的内容是要负责的。因此，文稿一旦发表，就拥有了社会属性，作者和出版者之间就构成了命运共同体，风…     

“互联网+”模式下科技期刊出版创新

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同年7月4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1,这标志着我国从政府层面做出了全面促进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发展的行动要求。2015年3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如何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做出了总体要求和具体部署。《意见》要求:“立足传统出版,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走向网络空间,切实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实现出版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机制2。”       

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目标及路径-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学术图书国际化为例

学术出版“走出去”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抓手。作为学术出版的主力军,大学出版社应主动适应学术出版转型,建设学术成果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实现有品牌、有实力、有地位、可持续发展的学术出版发展目标。合作出版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借力方式;数字出版是另外一种极佳的可选择的走出去路径。     

“一带一路”类研究报告出版状况分析

“一带一路”类研究报告出版状况计量分析有助于更好地厘清出版现状和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以“一带一路”大战略专题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这项分析.从共时统计看,“一带一路”类研究报告的出版有功用分类悬殊、主题分布失衡的状况;从历时统计看,“一带一路”类研究报告出版的总量以及各类功用和专题的数量呈总体增长趋势,2004年、2010年、2015年则是出版热点年份.这些共时差异和历时变化也反映了出版市场、社会关注及国家宏观政策等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