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批判与批评生长

用现实、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文化诗学和整个批评环境，可以初步理清它在方法论意义、传播、预设方面的迷误，发现当前批评及文化诗学的异化、浅生状态、异质资源与创作隔膜等诸种弊端，最终形成文化诗学与批评生长的互动关系。     

文化诗学在中国的若干问题

化诗学在中国以“史互通”为历史依据，具有深厚的历史化背景和广阔的学术前景；化诗学在中国的现实基础是80年代“化热”所表现出的人类关怀与世纪之交的全球化浪潮；化诗学终究是在中国传统化系中生存和发展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生存方式构成化诗学的化语境，“汉语表述”的承续性传统是化诗学实践活动的起点，中国诗学批评史奠定了化诗学理论建构的根基。     

关涉"文化与文学"的诗学、研究与批评

文化诗学是从诗学与文化视角透视历史片段的共时性研究；文化研究是对文化的专门研究(尤其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视角；文化批评是从文化视角对文学的批评研究。三个范式之间在关涉文化与文学方面有兼容之处，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有许多可区别之处的。然而国内学界对三个范式的应用有许多误读误解的情况。     

“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资源的拓展与多元化的批评

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范畴,"日常生活审美化"具有多面性,既包含着浅层外观的审美化,也包含着深层认识论的审美化,同时还包含着"审美"与"日常生活"的双向互动,这些不同层面之间构成了一种矛盾张力结构。因此,应该拓展出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采用更为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批判。     

文化诗学与华文文学批评——关于“华人文化诗学”的构想

“华人文化诗学”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即从重视中国文化／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到突出华人与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转移，从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转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的整合。“华人文化诗学”主张从纯审美研究视域转向文化政治阐释。     

意识形态诗学的主体论和文化论视角

本文对当代诗学的主体论和文化论模式发展概况和基本理论内容进行回顾 ,并揭示它们与意识形态诗学的内在关系 ;在此基础上 ,对诗学的主体论和文化论模式的贡献和局限进行检讨 ,并进而对整个意识形态诗学和批评进行反思 ,指出 50年间意识形态诗学的发展既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有不能忘记的教训。从今后的发展来讲 ,中国意识形态诗学理论与批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要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搬用和依赖状态 ,而寻求自己独立的理论品格     

金圣叹“分解”批评的文化透视

"分解"批评是金圣叹文本解读的一个基本策略,旨在以紧盯细究的方法,从字法、句法、章法入手,以见出作品的精细微妙。金圣叹这种"条分而节解之"的文本解读策略,既得力于他于诗道文心甚深的沉醉细读之功,也得力于他侧重修辞文法的八股眼光,同时还受益于佛教运思精密、辨理周详的"极微"观。所有这些都使金圣叹评点金针玉度、细达毫芒,使引而不发的美学妙秘得以须眉毕露。金圣叹这种"分解"批评无疑是对传统"妙处可解不可解"批评模式的一种反拨。     

唐代诗学中的“感悟式批评”

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唐代诗学成就斐然。诗歌批评领域，传承并凸显了一种“感悟式批评”的品诗方法。梳理“感悟式批评”的表现，进而分析其利与弊，在中西诗学比较的视野下，以期实现其现代转型。     

游潜的诗学批评与嘉靖前期诗学风尚

游潜的诗学批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诗主妙悟,是对严羽诗学的继承与发展;二是肯定宋诗,表现出对扬唐抑宋诗学的反思;三是多方品评明诗,为盲目崇古风尚中的理性批评;四是注重诗学征考,倡扬了基于才与学的考证诗学。游潜的诗学批评,既有对复古诗学的继承,也有对复古诗学的反思,为嘉靖前期诗学风尚的代表,体现了此期诗学批评承前启后的意义。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策略和方法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策略和方法有二:第一,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策略可称为是一种"文化诗学",这种"文化诗学"强调历史文化语境的重建,强调文学与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第二,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批评,并不是在现实世界颠覆现存社会制度,而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从历史的对抗中发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异己的不安定因素,并揭示其"意识形态遏制"过程的复杂性,进而对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做出自己新的历史价值评判。     

中国诗学“兴象”论

“兴象”是中国诗歌独特的意象类型,它受到中国诗学的普遍认同与推崇,一方面在于吻合中国人对诗性形象的设计和对某种特定审美趣味的追求。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对“道”的体验,和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更易展现个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意识。“兴象”在构“象”上、喻“兴”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在审美上表现出情景交融、意存言外、自然天成等特色。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清代诗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

清代诗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意象批评方法的运用;二是对比较批评方法的运用;三是对源流批评方法的运用;四是对摘句批评方法的运用。清代诗学作为我国古典诗学的总结集成阶段,它对不同文学批评方法予以了全面的继承、丰富、深化和完善。     

一个词的战争——重读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

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观念是利用中西两种诗学传统的思想资源建构起来的。他在建构自己的“自然”观时,面对的是中国传统和西方nature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自然”,这两种“自然”观并不具有对等性和同质性,西方浪漫主义时代的原始主义、有机主义、非理性主义等三种自然观构成了它的理论主体。而“自然”一词在中国古代诗学中负载的种种意义或遭受压抑,或被放逐到边缘的位置。因此我们与其把王国维笔下的“自然”看作两种诗学传统的融合,不如看作在特定历史语境的知识/权力关系中二者对符号意义的争夺。正是通过对现代中文里许多类似“自然”这样词汇的符号意义的占领,西方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权威地位才得以牢固地建立起来。     

日常生活的诗意：丰子恺散文的生态批评

丰子恺的言说中心是"人",也即"仁",是与生生不息的自然相生相映的"我",却不是单纯的现代中国"五四"启蒙主义语境中的"个人",也不是局促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尺幅之内的渺小和面目不清的名流士子,而是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野中,创生了具有生态整体主义意味的新的自然与人的关系维度;在他者即是自身,自身亦是他者的不隔和具有生态整体主义的现代性思想整和中扬弃了中国深厚的人文传统和西方现代性的人文精神,由日常性的生活形式本身发掘出"根"的生态意象,肯定了重新植根所包蕴的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价值。     

维柯与当代文化诗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化诗学渐渐进入中国当代学术话语体系。从理论渊源看，它源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它的核心概念是诗性思维和诗性智慧，诗与科学之间永恒的张力是其立论基础。目前从事这项研究的学人，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传统化的创造性阐释，但在工具理性日益扩张其描述疆域的当代，诗性则成为一个关于现实批判的寓言。     

中国当代文论的“文化转向”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论发展进程中,有明显的“文化转向”。从文化批判到文化研究,既是西方理论思潮影响的结果,又是本土文艺现实变化的产物。如何在“转向”中发展、重建文艺学学科体系,成为理论家们争讼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