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国土整治修复潜在区域识别——以黄河流域为例

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简称国土整治修复）区域的识别是实施国土整治修复的前提,土地资源优化格局的落实是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立足于双重需求,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国土整治修复潜在区域识别策略,并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借助Multi-Objective Linear Programming（MOLP）模型与Patch-generating Land Use Simulating（PLUS）模型,有效衔接了“理想状态”的土地资源优化格局与“实际行动”的国土整治修复。结果发现：①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发展概率具有显著差异,且同一土地类型发展概率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②惯性发展格局下,流域建设用地将大规模扩张,草地缩减与耕地流失严峻;优化发展格局下,建设用地蔓延、耕地流失与草地面积缩减均得以控制,且实现了生态及经济效益的稳步提升。③识别出农地整理区、生态涵养区与后备资源区（Ⅰ型、Ⅱ型）4种非转型类潜在区域和农地开发区、生态退耕区、生态保育区和生态维护区4种转型类区域;相较于非转型类区域,转型类区域需要借助更多的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干预措施。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会导致大量草地及耕地损失,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能有效缓解城市蔓延与保护（半）自然空间,基于此识别出不同国土整治修复区域并采取差异化的措施不仅能保障受威胁的粮食与生态安全,还可促进流域生态及经济效益提升、生态系统恢复与土地利用稳定性提升。本文提出的方法不仅为国土整治修复区域划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为土地资源优化格局的落实提供了参考路径。     

农地转出前后农户福利变化及差异研究——以关天经济区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为例

为推动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逐渐成为土地流转的重要模式之一。农地作为农户最为重要的生计资产,其转出将对农户福利变化及差异产生深刻影响。本文以关天经济区659户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为例,从阿马蒂亚·森福利经济学理论出发,运用模糊评价法、博弈论组合赋权法与福利差异指数探究农地转出前后农户福利变化及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地转出后,农户福利模糊指数从0.432提升到0.467,但提升幅度不大,仍低于0.5的中等福利水平。其中,经济状况隶属度、社会保障隶属度、居住条件隶属度与就业及发展隶属度均有所提升,心理与健康隶属度出现略微下降。② 农地转出后,农户福利总差距与区内福利差距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小,区间福利差距变化不明显。③ 较关中区域而言,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对天水区域农户福利平等分配的作用更大。这与两区域的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在角色定位、过程管理、监管保障方面存在差异有关。为此,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应围绕全面提升农户福利、进一步缩小区内差异、继续保持区间同步发展三方面进行完善及改进。     

土地流转对农户生产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基于PSM模型的实证分析

土地流转背景下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效率,满足农户生产社会化服务需求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陕甘宁黄土高原区973户农户数据,从基础设施服务、农资供应服务、技术管理服务、加工销售服务、金融保险服务5个方面刻画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探讨了土地流转对农户生产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土地流转使得农户生产社会化服务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这种总体效应主要由土地转入带来的规模效应贡献;② 土地流转对基础设施服务、技术管理服务、加工销售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户需求强度分别提高0.215、0.070、0.094和0.162;土地流转对农资供应服务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抑制强度为0.306;③ 土地转入对农户生产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方向与土地流转影响的总体方向一致,且影响强度大于总体强度;但土地转出与土地流转影响的总体方向差异较大,且影响强度小于总体强度。提出减少政府供给农资供应服务、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力量、拓充社会化服务内容等政策建议,以此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水平,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序衔接。     

农户互动对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视角

测度、刻画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的农户互动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宅基地退出补偿的形成机理,对于科学地制定政策,推动农户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的农户互动影响进行测度,利用提名法构建反映农户互动影响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农户个体的中心性及其驱动因素,刻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特征,进而从“人本”视角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研究发现：①农户间的互动影响是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形成机理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一个农户“邻居”的宅基地退出受偿意愿价格变化1%,将会导致该农户的宅基地退出受偿意愿价格同向变动0.218%~0.421%;②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讨论网中农户的入度中心性、出度中心性存在明显差异,反映出不同农户施加影响与接受影响的水平呈现出明显差别;③农户中心性的形成机制中,个人收入并不是一个显著因素,而职业声望与受教育程度这两个与身份、声望相关联的因素则是显著因素。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推进的过程中,可以考虑按照分类推进的思路,运用农户的互动影响,更好地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     

土地确权、土地投资与农户土地规模经营——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的研究

农村土地确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承包制的不完全契约特性,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土地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农民,必然深刻影响土地流转投资、关系专用性投资和农户土地规模经营。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数据库2011年、2013年和2015年数据,对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的样本进行分类回归,经验验证发现,确权使农户转出土地意愿提高,转出土地面积增多,转出价格升高;确权对不同类农户转入土地面积的影响有差异,确权提高了转入面积在0.2hm²以下和0.6hm²以上农户的转入,抑制了转入面积在0.3~0.6hm²农户的转入,解释了确权是否推动土地流转的研究争议。确权推动了农户土地规模经营,对经营面积0.6hm²以上农户的影响更为显著。交互项回归结果验证了确权通过作用于农户土地流转投资、土地关系专用性投资,进而影响土地规模经营的机制。控制实验的结果表明,确权对不同地区、地形的农户土地规模经营影响有差异,确权显著提高了经营面积在0.6hm²以上、东部平原地区农户的土地规模经营水平。     

三峡库区农户土地流转的理论解析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数理模型,分析阻碍三峡库区土地流转发生与发展的因素,为土地使用权的灵活使用打开一条流转双方可有效对接的便捷通道.首先假设农户为“理性经济人”,将农户综合净收益分解为生产、流转和非农三项,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和非农就业的不稳定性,库区土地流转双方对接受阻的困境在于双方均想借助土地流转将所持资源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以追求综合净收益的最大化目标能否实现为基准.然后基于双方净收益最大目标求解模型,理论解析库区农户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作用轨迹:承包土地面积、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收益安全系数和家庭拥有资本量共同影响农业生产的净收益,属流转双方作出流转决策行为的基础依据;单位面积土地流转年租金和流转年限共同控制土地流转净收益多少,属流转双方评判流转净收益的根本指标,是有效流转发生“博弈”的关键;非农就业概率和非农就业工资显著影响非农就业净收益,是开启农户对土地依赖性松动及拉动土地流转发生的根本力量和最主要的外施驱动因素.     

征地补偿农户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

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对保障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和提高农户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顾客满意度理论视角,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征地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以及提升征地补偿满意度的路径。研究结果显示：①征地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补偿程序、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分配,且这四大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其中补偿程序对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分配产生正向影响,补偿标准正向影响补偿分配。②加强土地征收补偿宣传工作,可降低失地农户的征地补偿期望值,并且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失地农户征地补偿满意度和最大化政府利益,从而实现农户和政府的“双赢”。     

土地细碎化、土地流转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尽管中国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耕地数量仍不断减少,并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呈减少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我国的粮食安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选取耕地复种指数和土地综合产出率两个指标来表示农户土地利用效率,利用江苏省南京市274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土地细碎化、农地流转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模型估算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导致农户复种指数的下降,并阻碍了平均土地综合产出率的提高;转出土地的农户的复种指数和平均土地综合产出率要低于没有转出土地的农户,而转入土地农户的平均土地综合产出率要高于没有转入土地的农户。因此,建议通过推进土地流转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非农就业对林地流转的影响——基于双内生视角的MV Tobit估计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地的市场交易行为并未如政策预期。为了探讨非农就业是否阻碍了林地流转,本文构建了双内生农户决策模型,并利用国家林业局对全国9省区1497个农户的固定样本连续监测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林地流转和非农就业的双内生性、以及被解释变量的数据删截性问题,采用了多方程系统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非农就业对林地流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反,非农就业对林地流出的作用并不显著,这与林地流转契约的长期性和林地生计保障功能密切相关;无论是对流入还是流出,交易成本都是一个重要的负向因素,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他显著影响林地流转的因素还包括工资水平、林木价格、林地面积、林地细碎化程度、家庭人口数等,这些因素对林地流入和流出的影响方向相反。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林地流转不活跃的经济机理,为后续配套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非洲农户资源禀赋、内在感知对技术采纳的影响——基于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州的农户调查

技术革新是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援助是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的重要方式。本文选取中国援埃塞俄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所在地奥罗米亚（Oromia）州进行农户调研,根据农业技术扩散特点对已有技术接受模型（TAM）进行调整与扩展,以埃塞俄比亚当地推广的小麦苗床拓宽技术（BBM）为例,实证分析农户资源禀赋与内在感知对非洲农户新技术采纳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资源禀赋作为外在约束对新技术采纳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小麦种植面积对新技术采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规模、劳动力数量对新技术采纳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是农户对技术认知的内在约束,对农户新技术采纳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社会规范是农户个体内化的社会约束,传统技术的社会规范对农户新技术采纳决策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由研究结论提出,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与推广应在实施对象、前期推广、传统转变等方面做好策略准备。     

黄河流域土地利用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力

土地利用时空格局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状况的重要表征。研究黄河流域土地利用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厘清土地利用类型转换及粮食保障用地、生态保育用地、城乡建设用地的时空变化特征,可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的规划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本文基于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和空间自相关,从城市群、省、市、县多尺度入手,利用7期土地利用数据对黄河流域1970—2015年土地利用状况及变化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生态保育用地和耕地占比多年平均值分别为79.04%和18.64%,表明生态保护和粮食生产是其两大主体功能;②城乡建设用地占比逐年提高,城市群地区是建设用地扩张的主体空间;③黄河流域耕地、生态保育用地和城乡建设用地各节点年份Moran’s I均大于0.75,表明3种功能类型用地具有强空间正向集聚效应,呈现出“凹”字型分布格局;④城乡建设用地扩张以牺牲耕地为代价,同时部分农村居民点用地逐渐转化为城镇用地;⑤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是促进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因素,驱动力因素存在区域差异,在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南,经济水平达到一定规模后,伴随经济再发展不会出现大规模城乡建设用地扩张。     

基于水资源分区的黄河流域极端降水时空变化特征

探究和预估气候变化下黄河流域极端降水的变化特征,是科学认知黄河水情以及支撑流域防洪减灾工作的基础.本文基于全国水资源二级分区,综合采用"中国区域地面气象要素驱动数据集"和跨部门影响模型相互比较项目(ISIMIP)的降水数据,利用Mann-Kendall趋势检验、Sen's斜率估计等方法分析了黄河流域及其8个二级水资源分...     

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黄河流域农业文明演进

找出推动文明演进的内在核心要素是大力推进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本文从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视角构建了一个“技术—组织—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演进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表明：①农业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是农业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它包括以人为主体的农业通用技术的革命,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以及农业地理环境的变迁;②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演进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可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木石锄耕农业文明、青铜时代金属器锄耕农业文明、铁器时代精耕细作农业文明、机器时代工业化农业文明和计算机时代信息生态农业文明五个阶段;③农业文明的演进呈螺旋式上升,其形态的演变是农业技术经济范式三组分及其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协同创新和协同演化的结果;④促进技术经济范式的绿色化转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内核。建设以绿色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信息生态农业文明将是未来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     

1960年至2012年黄河流域极端降水时空变化

利用黄河流域1960-2012年76个气象台站53a的逐日降水资料,应用趋势分析法、小波分析法、Mann-Kendall 突变分析法、反距离加权法,研究极端降水时空变化。结果表明：①时间上,极端降水量、降水频数、降水强度倾向率分别为-0.64mm/10a、-0.0079d/10a和-0.078mm·d^-1/10a,仅有极端降水比率表现为增长趋势,倾向率为0.49%/10a。极端降水量、降水频数、降水比率的突变时间不明显,而极端降水强度在1967年存在明显突变。极端降水指数均存在有28a和17a两个主振荡周期。上、中和下游极端降水量趋势变化发生转折的时间分别为1982年、2000年和1974年,UF与UB曲线均存在有多个交点,但都不是突变时间点;②空间上,黄河流域极端降水量由西北至东南呈阶梯式增多趋势,极端降水频数由流域北部向南部逐渐增大,极端降水强度和降水比率呈由西向东逐渐递增的规律。53a来,黄河流域极端降水量在流域西部、北部和西安周边地区呈不断增加趋势,极端降水频数在流域西部和北部地区具有增加态势,极端降水强度增加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宁和兰州周边以及银川—西安一带,极端降水比率整体呈增加趋势。     

黄河流域九省区创新效率研究

基于黄河流域9省区2008－2019年有关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和分解其创新效率，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与我国31个省区市创新效率进行比较。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创新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平均值落后于我国31个省区市的平均值，其中2018、2019年的创新效率分别呈“W”型和“M”型分布；各地区创新效率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上较为均衡，其中山西和内蒙古两地保持较高的创新效率；多数地区尚处于DEA无效状态，技术进步迟缓和规模效率较低是主要原因。因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要求，黄河流域各地区要强化多方联动，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创新人才引进，注重从规模和技术两方面综合考虑，加大创新成果产出、加速创新成果转化。     

2000-2012年宁夏黄河流域生态安全综合评价

开展区域生态案例综合评价,可为地区生态案例建设以及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本文以“3S”技术为支撑,结合宁夏黄河流域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对流域2000年和2012年生态安全等级进行了评价;分析了流域2000年和2012年生态安全状况的时空演变情况,并对生态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①流域生态安全水平有所增强,但整体上仍处于欠安全级别;②空间上,流域中部的沙坡头、红寺堡和东部盐池县的生态安全有恶化趋势;流域北部的黄河灌区和流域南部山区生态安全状况有明显改善;③2000-2012年以来,植被覆盖度与地下水资源有所增加,使得流域生态安全水平总体上有所提高;但在沙坡头、中宁、盐池、红寺堡等部分区域,因地下水与地表径流减少导致局部生态安全水平有所降低。未来生态建设中,需因地制宜,通过保护与恢复地下水资源、保护地表径流、结合生物与工程措施,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地区生态安全综合水平。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来自城市异质性的经验证据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下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新型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能否助推黄河流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有待探究的重要议题。鉴于此,运用内生增长数理模型厘清数字经济作用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并构建流域内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和水资源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基于2011—2018年流域内沿线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①全流域内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非资源型城市的提升效果相较资源型城市更佳。②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效应具有边际报酬后发递增优势,上游、中游城市相较于下游城市更为显著。③数字经济的作用效果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呈现“倒U型”特征,中等城市是未来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所在。④产业结构高度化、技术创新、技术效率是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传导路径,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是重要的潜在作用渠道,分维度的互联网发展和普惠金融呈现一致的趋同效应。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要充分认识城市性质、城市区位以及城市规模的差异化影响,因地制宜强化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红利效应;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浪潮,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为黄河流域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黄河流域跨区域科技创新合作现状与优化策略研究

实现有效的跨区域创新合作,不仅有助于提升黄河流域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而且对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西部地区产业升级与跃迁至关重要。黄河流域各类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构成的横跨各区域的创新合作网络有助于打破“信息孤岛”,帮助各省级行政区及其所属城市在开放的科技创新合作平台中充分实现信息共享。文章构建了黄河流域跨区域创新合作网络中各省级行政区间的内部创新合作关系,以及流域内与流域外省级行政区间的外部创新合作关系,研究了内、外部创新合作关系网络反映出来的黄河流域科技创新合作的现状。结果显示,内部创新合作网络在空间上呈现东部密集、西部稀疏的不均衡分布格局,但密度近年有所增加;外部创新合作网络起初在空间分布上也不均衡,但近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大幅提升。研究表明,黄河流域科技创新合作仍存在诸多障碍：（1）黄河流域内部创新合作不足,大规模、整体性的创新合作网络尚不健全;（2）黄河流域跨区域创新合作网络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缺乏全方位、多层次的跨区域制度协同运作机制。鉴于此,文章提出应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完善创新协同合作体系,遵循“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合作网络—增强合作意识—协调地区法规—组建跨区域联盟—营造协同创新生态—挖掘创新合作机会”的优化思路建设黄河流域科创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