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规划文本分析的地质旅游资源价值演化研究——黄河石林案例

地质旅游资源是旅游吸引物的重要依托载体,其价值演化研究对于地质公园的发展具有导向意义,同时构成了制定符合特定时期地质旅游资源综合价值充分释放的政策依据。基于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历年规划文本,通过高频特征词提取,以特征向量中心性和中介度中心性为指标,对其地质旅游资源价值演化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地质旅游资源价值构成大致以2012年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即保护与开发兼顾时期和综合开发时期。第一阶段地质公园的特征较为明显,“地貌、公园、保护”三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 “保护、自然、公园、景观、旅游、景区”处于主导地位,“公园、保护”拥有最高的影响力度。第二阶段以旅游为主题,“旅游、景区、项目、规划”出现的频率最高,“旅游、景区、发展、规划、建设、服务”处于主导地位,“旅游”的影响力度最大。导致这种演化的直接原因在于经济利益驱动,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地质旅游资源价值的定位是决定其价值取向,从而导致地质旅游资源价值演化的根本原因。研究认为,中国特殊国情下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决定了地质旅游的发展路径,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旅游产业的实践应用,而这种特征正是人地关系相互影响的有效验证。     

黑色旅游者行为意向差异研究——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

黑色旅游地承载着苦难的记忆,不同旅游者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心理和行为。本文通过调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参观者,试图以重游意愿和推荐意愿为变量对黑色旅游者进行细分,以有针对性地强化黑色旅游在记忆传承和增强国家认同方面的作用。聚类分析得到行为意愿迥异的三类黑色旅游者：态度忠诚型、低重游低推荐型、态度和行为忠诚型。为进一步识别三类黑色旅游者在旅游限制和动机上的差异,结合网络文本分析构建了黑色旅游限制和动机量表,因子分析提取出7个限制因子：“伤痛记忆”、“恐惧和压抑”、“禁忌和文化观”、“缺乏兴趣”、“人际限制”、“时间/距离/信息”和“竞争旅游地”;3个动机因子：“责任与教育”、“社会因素”和“好奇和思考生死”。方差分析显示：旅游动机越强,旅游限制越弱,参观者选择重游和推荐意愿越强,反之亦然。研究发现为黑色旅游目的地管理提供了参考。     

区域发展战略对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以云南省为例

地区国土空间格局演化不仅受自然资源禀赋等先天因素的影响,还受到集聚经济等后天因素的影响。区域发展战略通过改变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交通通达性、功能布局等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条件,重塑地区经济地理。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开发适宜性评价（“双评价”）作为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重要基础和参照,过于强调资源本底,仅仅评估现状,也缺乏区域发展战略和重大工程项目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产生的影响和变化的评估。因此,单纯依靠“双评价”对未来国土空间演化趋势和土地供需展开研判不够准确,对集聚经济的重视亦不足。本文首先构建一个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探讨和辨识国土空间演化过程的多种影响因素和机制,建立一个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国土空间演化模拟分析平台,并通过人工神经网络（ANN）和元胞自动机（CA）整合实现机器学习和演化模拟。其次,在对比分析与校正的基础上,设置5种未来区域发展战略情景,对云南省全域进行高分辨率模拟分析,并据此对“双评价”结果进行修正。研究表明：①包含集聚经济因素的模拟结果更能反映空间经济活动的规律,且有更高的模拟精度。②各种区域战略的实施均有利于优化国土空间的开发格局,其中综合统筹和农业优先两种情景更有利于地区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空间的开发工作。③基于综合统筹情景修正的“双评价”结果,进一步识别出了云南省国土空间适宜建设区、储备建设区、生态保护极重要区和不适宜建设区,在补充现有“双评价”结果的同时进一步对云南省现有国土空间格局进行优化。本文阐释了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的空间经济机理,为新时代国土空间格局的优化以及“双评价”的修正,提供科学支撑和政策建议。     

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库兹涅茨效应——基于跨国面板数据

随着经济全球化概念越来越深刻地体现在国际分工专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中,全球价值链（GVC）的深化将如何影响环境这一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思考。本文立足于GVC的视角,利用1995—2018年6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依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体系,探究了参与GVC对于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影响,分析各国参与GVC是否会影响EKC的“拐点”。研究结论表明：①GVC参与度的提高将显著延后EKC“拐点”的到来,这一“延后”主要源于后向GVC分工的驱动,而前向GVC分工的提升将有助于EKC“拐点”的提前。②参与GVC对EKC“拐点”的影响存在国家异质性,环境规制严格的国家参与GVC将助其更早迎来“拐点”,实现经济发展意义上的碳达峰;而规制宽松的国家参与GVC则可能沦为“污染天堂”。③GVC参与度对EKC“拐点”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前向GVC参与度的提升将有效推动EKC“拐点”提前到来。④GVC参与度与CO₂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本文的发现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在经济和环境效应方面的实证应用,为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约束提供了新思路。     

国际黑色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基于CiteSpace的计量分析

近年来,“黑色旅游”广受学术界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现已成为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重要知识领域。本文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为数据源,利用科学计量工具CiteSpace刻画了国际黑色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①国际黑色旅游研究的文献数量随着年份变化呈逐渐增长趋势,大量文献出现于2008年之后;②发文期刊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等旅游学科传统的知名期刊;③发文作者多来自欧美和东亚地区,但各研究者之间合作较少;④样本中有17篇文献在该领域的知识演进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是最重要的知识基础;⑤研究内容集中于黑色旅游“供给”方面,对作为“需求”方的旅游者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对国际黑色旅游研究现状及进展的分析,本文认为未来国内黑色旅游研究应重点关注理论体系的构建、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研究的合作交流等方面。本文对深入认识国际黑色旅游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及其演化关系具有一定价值,同时也能为国内黑色旅游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社区生计与自然保护区冲突趋势——基于农户自然资源利用的代际差异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生计之间的冲突不仅制约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也是推进保护区与社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巨大阻碍。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行为是造成保护区与社区冲突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移及保护区惠益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保护区周边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强度有所下降,且变化呈现显著的代际特征。因此,从代际差异视角分析农户自然资源利用行为的异质性并判断未来保护区与社区冲突趋势有重要价值。本文选取四川省、陕西省17个自然保护区周边943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对不同代际间农户自然资源利用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保护区周边农户在自然资源利用行为强度上总体呈现出“老一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代际递减特征,表明老一代与保护区的资源利用冲突最激烈。②非农就业占比对不同代际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行为均存在负向调节作用,非农就业占比越高,农户资源利用行为就越少,与保护区的冲突也越小。③不同代际农户获得的保护收益和承担的保护成本存在差异,新生代获得的收益最多,从而对自然资源利用相对最少,而老一代承担的保护成本最大,从而更倾向于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因此,本文从引导劳动力实现生计方式的非农转型、完善保护区相关补偿制度和开展各类社区发展项目3个角度提出建议,尝试为破解保护区与社区冲突难题提供参考。     

贫困地区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行为的影响路径——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

探究贫困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路径对于实施宅基地退出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结合全国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县中唯一的贫困县——安徽省金寨县333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贫困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路径,并对比分析了不同类型家庭宅基地退出行为影响路径的差异。结果表明：①贫困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基本遵循计划行为理论,影响路径包括“行为态度→退出意愿→退出行为”和“主观规范→退出意愿→退出行为”,且主观规范是主导因素,行为态度次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其退出行为。②不同类型家庭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路径不同,其中抚幼养老型家庭和养老型家庭的影响路径与样本总体路径一致,包括“行为态度→退出意愿→退出行为”和“主观规范→退出意愿→退出行为”;抚幼型家庭的影响路径仅有“主观规范→退出意愿→退出行为”,且其主观规范对退出意愿的影响强于养老型家庭和抚幼养老型家庭。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家庭实施不同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激励政策,有效利用农户的社会网络,健全宅基地退出后的配套政策,以及严格落实宅基地退出补偿资金的信息公开和按时支付制度等建议。     

基于土地利用冲突识别与协调的“三线”划定方法研究——以常州市金坛区为例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下,科学合理地划定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三线”）对统筹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高效配置土地资源、优化城市景观格局等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对“三线”内涵解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线”协同划定的分析框架和协调策略,选取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为案例区,通过构建“生态-耕作-建设”三种利益导向的土地适宜性评价体系,分析了不同目标导向下各类土地利用适宜性程度,综合各适宜性评价结果识别土地利用冲突区,基于生态优先、集中紧凑、邻域和谐和空间识别的原则,对各类冲突区进行耦合协调,以期为“三线”划定提供新思路。研究结果表明：金坛区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主要包括西部的茅山片区、北部的天荒湖湿地以及钱资湖、长荡湖等区域,总面积260.63km²;基本农田主要分布在茅山片区及低山丘陵的东侧,中部冲积湖积圩田平原和东部的高亢平原,总面积303.57km²;城市开发边界圈定了中心城区可扩张的最大范围,总面积69.43km²。     

民族旅游社区空间的竞争性——基于地方意义的视角

文章以郎木寺为调研区域,采用相片引导的半结构化访谈方式获取调查数据。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10.0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依据特征将地方划分为11种类目,并构建8大类及39小类地方意义类目。研究结果显示：自然景点、佛教寺院、丧葬地点、清真寺、食宿地点和村子家乡是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地方;“地方特色”、“精神性”、“群体联系”及“情感与体验”构成了受访者地方意义的主体;不同人群对郎木寺地方意义的表征各有侧重,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异性：当地居民（藏族与回族）依靠宗教和社区生活形成地方感,而外来者（游客与经营者）则主要依靠原生态文化和生计形成地方感;以游客为代表的外来者和以藏族居民为代表的当地居民对地方意义的表征存在竞争关系,这种地方意义的竞争反映了不同人群关于地方权力的博弈,成为郎木寺地方身份变化的动力,也为认识当地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复杂社会现象提供了途径。     

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基于产业转移视角

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背景下,城市间产业转移频繁,伴随经济和碳排放的连接,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的影响成为区域低碳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战略问题。本文采用动态偏离-份额模型测度城市间产业转入和转出量。基于空间全局自相关、反距离空间权重和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2005—2017年26个长三角城市的产业转移动态、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在空间溢出视角下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②长三角城市群内频繁转移的产业多数为非能源密集型产业,产业转移并未产生显著“碳减排”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转移的经济影响开始显现,产业转移实际上不利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碳排放量减少。③人均GDP与碳排放强度呈现“倒U型”,技术水平与碳排放强度呈现“U型”,存在“技术进步的反弹效应”,人口数的增加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二产比重正向作用于碳排放强度。因此在制订碳减排计划时,需要考虑不同区域生产效率、能耗强度、人力资本等因素,做好产业转入、转出的碳排放强度监测,避免盲目进行产业转移;壮大优势产业,改善产业结构,培育新增长点,发展符合城市自身禀赋的低能耗产业。     

九寨沟景区初态聚类分流实证研究

根据前期对九寨沟景区运行现状的仿真模拟以及对景区旺季客流的时空变化特征的分析,得出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来说,景区内各景点旅游负荷均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发现,导致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系统处于初态时对于景区内游客的分流措施不得当。为此,本文提出采用聚类分析法对景区内景点进行聚类,确定初态分流区域及其分流比例,作为初始方案,并建立数学模型,使用LINGO软件求解,结果表明,车辆在各分流区域的分配比例基本符合按照区域容量所求出的初态分流比例,这为后期的稳态和终态时空分流导航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的研究是达到总目标:整个系统内各景点负荷均衡,提高景区游客旅游价值,实现景区生态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步骤。     

泸沽湖水环境容量条件下的旅游容量和布局计量分析

污染物的排放方式对水环境容量的大小至关重要,不同的水环境容量条件对应不同的旅游业规模和布局,不同的旅游业规模和布局又对污染物排放方式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根据不同污染物种类和排放模式,对泸沽湖水环境容量的一般值和保守值进行了估算,在不同水环境容量条件下模拟了旅游业人口容量的情景,并与传统方法计算的旅游人口容量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按完全混合模式（集中排放模式）条件下的总磷水环境容量,计算的保守旅游人口容量为15.8×10⁴人/d;以2004年现状排放量、扩散半径30 m条件下的总磷水环境容量为基础,计算的保守旅游人口容量为3.3×10⁴人/d;按照可游览面积法计算,确定的保守旅游人口容量为3.95×10⁴人/d。从保护湖体水环境的角度来讲,建议选择较低的旅游人口环境容量,即以分散模式布局旅游业、且以总磷水环境容量为基础计算的旅游人口容量为最高值控制旅游规模,即3.3×10⁴人/d,可有效保护湖体水质。     

农户对自然保护区综合影响的认知研究——以陕西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发展需求与生态保护需求之间的冲突。本文基于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视角,对自然保护区利弊的农户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的角度来看,目前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野生动物致害较为严重,但生态旅游增加了农户收入。此外,农户比较认同自然保护区的生态防护、保护物种资源和生态旅游的功能,但是认为自然保护区政策中补偿金额较小。自然保护区补偿低、林地限制利用和林地面积小构成了社区居民参与保护区内林业经营的主要障碍。通过因子分析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保护区对粮食种植、林业经营、劳动力转移、生态旅游收入、野生动物致害的影响,保护区的物种资源保护、生态旅游、生态防护等功能的实现,保护区政策实施中补偿金额小、补偿金发放不及时等问题,林农参与保护区森林经营中存在的补偿标准低缺乏动力、林地限制利用收益受损、面积太小收益低等障碍,以及性别和人均收入等,均对农户的自然保护区的综合影响认知具有显著性影响。     

基于要素供容视角的江苏省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当前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过程中对资源环境功能协调、层次有序和动态反馈考虑不足。本文基于要素供容视角,分别从资源要素的使用强度、保障程度和潜力提升程度,环境污染现状规模、污染物变化率和污染物治理能力,建立了一套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资源供需平衡法和环境容量法来衡量资源环境要素的承载指数,并对江苏省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全面评价,并对资源环境要素间的协调发展度进行测度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 就资源承载指数而言：江苏省耕地承载指数为0.99,农村和城镇建设用地承载指数分别为1.22和1.96,水资源承载指数为1.24,资源综合承载力为1.25,资源人口承载力范围为7652.6万~11 578.9万人;② 就环境承载力指数而言,江苏省土壤、大气和水环境承载指数分别为1.27、2.68和5.20,环境综合承载力为2.95;③ 就协调发展度而言,各资源和环境要素间的协调度均值都高于0.86,协调发展度均值也都高于7.3,但也存在个别地区的个别要素间处于非协调发展状态。最后基于研究结论,从资源性、结构性和技术性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措施。本文评价思路和方法以可持续发展的动态理念为基础,恰好契合当前供给侧改革的功能协调、层次有序和动态反馈土地利用规划目标,具一定参考价值。     

基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国土整治修复潜在区域识别——以黄河流域为例

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简称国土整治修复）区域的识别是实施国土整治修复的前提,土地资源优化格局的落实是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立足于双重需求,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国土整治修复潜在区域识别策略,并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借助Multi-Objective Linear Programming（MOLP）模型与Patch-generating Land Use Simulating（PLUS）模型,有效衔接了“理想状态”的土地资源优化格局与“实际行动”的国土整治修复。结果发现：①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发展概率具有显著差异,且同一土地类型发展概率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②惯性发展格局下,流域建设用地将大规模扩张,草地缩减与耕地流失严峻;优化发展格局下,建设用地蔓延、耕地流失与草地面积缩减均得以控制,且实现了生态及经济效益的稳步提升。③识别出农地整理区、生态涵养区与后备资源区（Ⅰ型、Ⅱ型）4种非转型类潜在区域和农地开发区、生态退耕区、生态保育区和生态维护区4种转型类区域;相较于非转型类区域,转型类区域需要借助更多的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干预措施。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会导致大量草地及耕地损失,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能有效缓解城市蔓延与保护（半）自然空间,基于此识别出不同国土整治修复区域并采取差异化的措施不仅能保障受威胁的粮食与生态安全,还可促进流域生态及经济效益提升、生态系统恢复与土地利用稳定性提升。本文提出的方法不仅为国土整治修复区域划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为土地资源优化格局的落实提供了参考路径。     

西藏自治区水土资源承载力监测预警研究

水土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是衡量人地关系协调程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开展水土资源承载力监测预警研究,可以为有效调控区域资源环境压力提供科技支撑。本文以西藏自治区为例,首先兼顾资源、环境和生态属性,构建包括水资源、水环境、生产性用地及生态用地在内的区域水土资源承载力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然后基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规定或相关研究结果,率定不同指标的关键阈值,进而从高到低依次划分出红色、橙色、黄色三个预警等级,在此基础上选取2005—2014年作为研究时段,利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确定指标权重,对构建的西藏自治区水土资源承载力监测预警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人均粮食产量、人均耕地面积和草地退化程度等指标的变化对区域水土资源承载力影响较为明显,需加强应对和调控措施;区域水土资源综合承载力10年间呈上升趋势,由橙色预警区间降至蓝色预警区间,西藏自治区水土资源承载状况有所好转。     

三重属性约束的承载力视角下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测度

中国结构性缺水和资源型缺水“双缺”现象共存,亟需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本文选取“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重属性约束下的水资源承载力作为投入变量,构建无需强制性调整环境因素和统计噪音影响的RAM-SFA-RAM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03—2017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选取三重属性约束下的水资源承载力测度水资源利用效率更贴合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中国水资源承载力在研究期内具有稳步增长态势,呈现东低西高、北低南高分布格局;②环境规制因素对投入变量过剩松弛和产出变量不足松弛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R&D经费支出对劳动力投入过剩的松弛始终为负向影响,人口密度对投入和产出变量松弛的影响呈现窄幅正负波动,植被覆盖率对投入和产出变量松弛均为正向影响;③在剔除统计噪音和环境规制影响后,中国南方大部分省份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值有所提升,北方大部分省份有所降低,表明统计噪音和环境规制因素对不同省份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因地制宜、因省施策,同时需完善水资源管理监管制度,积极构建水权交易市场促使水资源市场化配置“流动”。     

基于最坏情景理论的连云港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模拟

预测和模拟土地利用情景变化对于进一步评估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影响以及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最坏情景理论,以基于人工神经网络（ANN）和元胞自动机（CA）的FLUS模型为支持,模拟了最坏情景模式（WSB）和非最坏情景模式下（NWSB）的沿海城市连云港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结果表明：①基于生态因子耐受度测算得出研究区最坏情景区域共计489.67 km²,该区域主要包括连云港中部云台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内海拔较高、坡度较大、分布大量天然林地的区域以及重要的河流湖泊水库等生态水体;②两种情景模式下城镇用地均有较大程度的扩张,在WSB情景下城镇用地扩张避开了最坏情景区域;③由于村庄的存量利用率较高,因此在WSB模式下对于耕地的占用相对较小,表明该模式下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村庄建设对耕地的占用,从而提高了存量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④由于最坏情景区域的约束和限制转化作用,城镇用地扩张在WSB模式下不得不占用更多的耕地,从而对耕地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最坏情景理论进行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及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因而既可为区域土地规划和管理提供支持,也可为其他地区土地利用模拟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于生态足迹的西藏自然保护区生态承载力分析——以工布自然保护区为例

在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下,自然保护区是维持西藏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以西藏工布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生态足迹模型,计算该保护区2007年有效物质消费量与有效可利用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分析其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为宏观指导西藏地区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分析表明:西藏工布自然保护区2007年人均生态足迹为1.5785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21.2453hm2,人均生态盈余为19.6668hm2,盈余比例达92.57%。人均生态足迹中,对耕地的需求最大,其次为化石燃料产地、林地、草地、建筑用地,对于水域的利用缺乏统计数据。工布自然保护区生态承载力远大于生态足迹,其中以林地为主,体现了当地的生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