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内外文化研究述说

当前《诗经》研究呈现出一种无序性。为此，首先应对《诗经》内外化研究在概念上予以确立；从内容上予以划分。其次对《诗经》内外化研究概况和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和把握。再次对《诗经》内外化研究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探讨。为未来《诗经》的研究和发展确立方向，形成体系，表现出《诗经》研究自己独有的风貌和特征。     

钱钟书《诗经》诗学研究

钱钟书《诗经》诗学研究林祥征所谓《诗经》诗学，主要是指《诗经》研究中的理论问题。钱先生的《诗经》诗学研究是他的《诗经》研究的最重要最辉煌的部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由研究《诗经》的文本而总结出来的理论Ｚ二、对已有的理论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现分别介绍于...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二十世纪考古发现与《诗经》研究

本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二十世纪考古发现对于《诗经》研究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第一，纠正《诗经》传本之误；第二，贯通《诗经》字训诂，参证《诗经》名物制度；第三，提供《诗》三百篇的社会化背景信息；第四，帮助深入全面地考察《诗经》学史。章回顾了二十世纪诸多学人以出土物校读《诗经》取得的突破性成果，结合丰富的例证，论述了古物材料对于《诗经》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     

评王船山《诗经稗疏》

《诗经稗疏》是王船山研究《诗经》的代表作。《诗经稗疏》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名物训诂的辩正上，纠正了朱熹《诗经集传》中不少错误。这与他的学识渊博、考证详审和明察事理、格于物理、审于文理等多种方法的运用有关。它的成就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思想方法的局限，在思想内容的阐释上，一味尊古而显得“卫道”，比朱熹保守、落后，影响了他对《诗经》研究的总体成就。     

北宋熙宁科举变革对宋代《诗经》学的影响

北宋王安石推行的熙宁科举变革使《诗经》在科举科目中的重要性得到充分体现，科举变革所规定的考试的经义形式便于考生表述对《诗》义的理解，王安石的《诗经新义》作为《诗经》科试的标准，为《诗经》研究史上私学通过科举转为官学并大力推广开了先例，打破了汉儒毛、郑之学在官学《诗经》学中一统天下的局面，激发了宋学《诗经》学的争议和变革，为疑古思辨学风推波助澜。     

朱熹《诗集传》校勘札记六则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和宋代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两部重要的著作。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称《毛诗正义》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诗集传》为《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洪湛侯《诗经学史》认为     

《诗经》互文耙梳

互文是《诗经》中比较重要的语言现象。前人研究《诗经》的重点在诗旨的阐发和字词的训诂上，有关《诗经》互文为数不多的说解零星地散见于各书；今人给《诗经》作注，一般不提修辞手法。所以，把《诗经》互文的种类和作用梳理一番很有必要，因为这将有利于我们发现和理解该书诗句中的互文，也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原诗的意思。     

关于《诗经》研究的一些浅见－《诗经通译新诠》商兑

黄典诚教授《诗经通译新诠》，在《诗经》的普及与研究方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力甚深的新，此本着《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精神，从对《诗经》原的校勘，句读，章句的分析等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和依据，与黄典诚教授商兑。     

朱熹《诗集传》校勘札记六则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和宋代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两部重要的著作。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称《毛诗正义》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诗集传》为《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洪湛侯《诗经学史》认为《毛诗正义》集汉魏《诗》学之大成,《诗集传》是“诗经宋学”集大成的权成之作：     

"《诗经》没有楚风"论释疑——兼论《诗经》中没有民歌

《诗经》中没有楚风,在《诗经》研究史上几近公论。然则对《诗经》没有楚风的深层原因的探讨却众说不一。深究这些说法,都缺乏充足的证据。这里面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因素在,这就是所谓《诗经》“国风”绝大多数是民歌的观念。其实,楚风带有浓厚的民歌特性。而《诗经》多是当时贵族创作的诗歌,反映贵族阶层的兴趣,自然不会收入民歌色彩的楚风。     

关于《诗经·国风》的寓言诗学--现代阐释学视野中的《毛诗序》

宋代以降,关于<毛诗序>的存废之争不断.但<诗经>研究界在批评<毛诗序>遮蔽了<诗经>"本义"的同时,又以<诗经>"本义"遮障了重新发现<毛诗序>诗学价值的目光.从现代阐释学和寓言诗学的视域看来,<毛诗序>已经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关于<诗经*国风>的寓言诗学,并具备有效的寓言化阐释策略.但是<毛诗序>的寓言诗学仍然带有明显的形式上的粗糙.     

《诗经》中“叠字”浅析

运用叠字是《诗经》语言的一个很显著的特色,巧用叠字状形、绘声、摹色等等在《诗经》中不乏其例。妙用叠字为文,不致文章重复累赘,而能使文章显得生动形象,更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叠字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社会发展的原因,有语言本身的原因,又有人类思维发展的原因,它的产生为后代文人使用叠字开创了先河。在《诗经》中叠字的运用不仅多而频,而且新而奇,为作品表情达意,体现作者的主观情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普天之下”章句《诗》说遗义

《诗·小雅·北山》第二章前四句“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晚周的解说多异,见载于《盂子·万章上》《荀子·君子》《韩非子·忠孝》《吕氏春秋·慎人》《战国策·东周》等文籍。该章句解说之歧异成为晚周诸子《诗》说的焦点,也是比附《诗》说与本体《诗》说冲突沟合的诱因。中国诗学观念之激发,实得力于“普天之下”章句异解之推波助澜。     

论朱熹“淫诗”说的学术背景及内在理路

朱熹对《诗经》“淫诗”的解读是在继承、汲取前辈时贤说法的基础上,断以己意,而提出并大倡起来的。朱熹是想以“淫诗”解经的途径来实现遏“情欲”、修心性的理学目的。朱熹儒学大师的思想活力赋予了“淫诗’’丰富的文学想象空间,反倒促使了《诗经》文学性质的回归。而以理学看待《诗经》的眼光和思想所暗含的内在隐患,是朱熹对“淫诗”说劝戒功能强辨的深层根源。     

《孔子诗论》与《雅》之涵义

关于《诗经》分类中“雅”之本义及其特点的争论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了。其实“雅”本为鸟名,音同“夏”,后又成为一种特殊的乐器名。周人常自称“夏人”,因此将自己的音乐命名为“夏”乐,体现了一种对祖先的景仰。“雅”作为一种乐器与《诗》中的“夏”乐演奏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大夏"乃古乐名,为示区别,因此改“夏”乐为“雅”乐。《孔子诗论》的出土对于《诗经》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它对于《诗》的分类依次是:讼、大夏、少夏、邦风。这就从客观上证明了“雅”通“夏”,“雅乐”即“夏乐”的真实情况。     

谈国风的押韵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国风是其中份量最大的民歌部分,大约距今已三千多年,民歌来源于民间,纯属天籁。尽管诗经经过孔子修订,但它仍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人们的生活样式和思想感情,也充分反映了我国最早的诗歌式样。     

“志”再议

萌发于《诗经》的"诗言志"作为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序》),其含义一直存在争论,或谓言志即载道,或谓言志即缘情。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志"字意义的不同界定。笔者以为,后世根据对《诗经》及"志"之含义的不同阐释,实际上将"诗言志"分成截然相反的载道和缘情两个理论。     

《诗经》人物新论——论庄姜

庄姜是《诗经》学所关注的主要人物之一。古今《诗》学对庄姜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分析《诗》学界关于庄姜形象认识差异产生的原因 ,对历史人物庄姜的一些基本属性试作新的探讨。     

诗之所指与能指——谈谈《诗经》的今古文之争

《诗经》中的诗篇 ,十之八九不能确定其具体时间 ,事件和作者。两千多年以来的《诗经》研究 ,大体上是在确定诗之能指。用隶书传授《诗经》的三家诗 ,在这一方面很有典型性 ,而后来居上的古文(小篆 )毛诗又何以言外呢 !赋诗制度与《诗集传》是诗之能指的成功范例 ,但是它们带着时代的局限性。今天的人们学习《诗经》 ,既要珍惜传统 ,又要找出适合今天的时代要求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