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

以毛泽东为首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是从哲学方法论上探求、在实践中比较推求的结果,主要集中在根植于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建党理论,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独特视角:重视思想上入党、强调革命的紧迫性和革命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这些认知对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形成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共性与长沙小组的特色

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山东小组的比较研究中找出共性,进一步认识长沙小组的客现存在;又从长沙小组的活动环境与特色,进一步阐述长沙小组为何没有正式名称、宣言、报刊等文献存在,以释学术界对长沙小组的质疑.     

重评1925年“上海谈判”——兼论吴廷康、鲍罗廷的主张

1925年底,西山会议进行之中,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邀孙科、叶楚伦、邵元冲至上海俄领事馆,“对党务谋所以调解”;次日,又是在上海俄领事馆,在吴廷康的主持下,孙科、叶楚伦、邵元冲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谈判。对于此次“上海谈判”,同为苏联人的国民党高等顾问鲍罗廷表示反对意见,对国民党右派持进攻立场。依据俄方解密档案,从分析吴廷康、鲍罗廷的思想入手,可以得出结论：“上海谈判”并不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共产主义小组时期的茅盾

提起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子夜》等尽人皆知。提起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沈雁冰的经历,就鲜为人知了。茅盾的原名叫沈雁冰,1916年8月,20岁的茅盾经他人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最初他在编译所英文部批改函授学生的卷纸,后来由于写了一封关于《辞源》问题的信而引起了商务     

五四时期陈独秀“革命”思维辨析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革命启蒙呈现出的是一种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精神态度。其倡导的文学革命就是这一思维方式在文学领域的运用,而不是用其参与其他革命。然而,这种把理性原则当作救路的科学革命运动,并没有使作为个体存在的陈独秀在彻底反传统的勇气中品尝到克服民族危机的喜悦,在其自信的启蒙言说的背后,伴随着的始终是无法摆脱的重重矛盾。由此,其革命思维中相伴相随的神学沉思反而显示出深长的意味,这使其与历代革命者不能不有着精神情怀上的巨大差异。     

论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科学区分——读《国家与革命》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常见的两个概念,很多人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对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的认识并不全面。在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他对这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应当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基于此,通过研读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阐述了列宁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区分,旨在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     

90年前的上海: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起航地,也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苦心经营的远东基地、朝鲜革命力量壮大和博弈的舞台以及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海外中转站。上海之所以成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内外交通、对境外人士无出入限制的高度国际化有关,也因为具有宽松的政治氛围、发达的文化传播机制和良好的人力资源。     

影像中的上海与红色革命——中国影视对杰姆逊的“怀旧模式”的实践

杰姆逊在他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提出了“怀旧模式”概念，按照他的理解，电影这一大众文化将怀旧的审美感推向高潮。中国虽然政治意识形态和西方国家不同，但面临全球化趋势的中国文化，在“众生喧哗”中无意识地将杰姆逊的“际旧模式”运用到了中国影视剧的创作中，而这种实践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同。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错误定性表述问题辨析

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实质不是"投降主义"、"机会主义"。从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看,从词义上看,从其错误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错误定性的比较看,表述为"右倾退让错误"更为恰当。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大让步阐释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有过三次大让步,即中共对国民党二大的妥协,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中共对中山舰事件的退让,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中共对《整理党务案》的再退让,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本文将从周恩来对三次大让步的描述、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在三次大让步中的态度两方面对三次大让步进行一个较为清晰地阐述,从而对这段历史有个较为准确的理解。     

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影响

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成立到中共“一大”召开前的这段时间里,陈独秀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对各种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论战,重视培养党的骨干力量,积极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具体指导中共“一大”党纲和章程的制定。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他还是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一大”中央局的书记。     

档案资料的新发掘与大革命时期的研究

从 1 997年开始 ,俄罗斯新公布的联共 (布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在我国陆续翻译出版。研究者通过对这批档案资料的吸收利用 ,取得了比较可喜的研究成果。以前不为人重视的问题得到应有的重视 ,以前研究薄弱的问题得到进一步深入研究 ,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关系、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等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 ,由于传统思维定势等因素的影响 ,大革命研究仍然存在不少缺憾。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

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陈独秀在大革命前和大革命中的革命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主要包括：从开始的不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到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开始的不同意与国民党合作到同意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从坚持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到选择党内合作。贯穿其中的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权的思考。     

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探源

十月革命后,苏俄和共产国际为摆脱孤立的局面,在中国实施其东方战略,采取的方针是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其初衷破灭后,在联合对象上才进行转向,加速了联合孙中山的步伐。这段历史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实质关系的开端。     

陈独秀与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

陈独秀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主张依靠工人阶级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无产阶级革命。他通过文章和实际行动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革命团体、策划和指导五卅运动及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掀起了上海乃至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的民族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革命区系研究: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新路径

中共革命是影响20世纪中国和世界走向的重大事件。传统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并不能深入、全面地认识和阐释中共革命的复杂问题。"革命区系"研究倡导整体眼光、微观探讨、中观架构和宽视阈、多学科交叉及在"路径依赖"下对中共革命史进行跨时空比较研究,是当前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新路径之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特点和文化特色。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领导者,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20世纪20年代首次提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的观点,首次界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这些结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再提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是有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和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称谓变化。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将自己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看做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也一直根据国共关系的变化和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断更新对辛亥革命现实意义的解读。     

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帮会

帮会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辛亥革命的结局，上海辛亥革命的历程表明帮会具有巨大的活动能量，同时又难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