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中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程序规制:困境与出路

虽然我国新刑诉法已经明确确立了录音录像制度,但是依然存在选择性录音录像、录音录像证据移送不明确、控辨双方缺乏有效质证,以及不录音录像后果不明确等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成因的分析,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在借鉴域外有关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之上,对录音录像证据的诉讼地位,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质证问题以及违反录音录像规定的后果等问题予以进一步明确、完善,以确保该项法律制度能够得到良性运行。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异化——以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选择性录制与播放为视角

尽管我国推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主要目标在于遏制刑讯逼供,但是在侦查机关选择性录制录音录像和检察机关选择性播放录音录像的情况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运用却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结果,即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的功能不仅难以得到实现,反而在应对被告人翻供或者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方面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为了更好地实现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遏制功能,我国不仅需要改革现行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而且有必要对相关的侦查程序、辩护制度、证据规则做出相应的调整。     

同步讯问录音录像资料的法律属性分析

讯问录音录像在讯问的密室中扮演着“第三只眼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遏制刑讯逼供的作用,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未将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予以明确,导致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对该资料的处理方式也不统一;学界亦未形成一致观点。其实判断刑事诉讼中形成的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应当审查该材料是否具有证据的“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因此,在具体案件中,应当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准确判断讯问录音录像材料的法律属性。     

论我国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问题及完善

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建立了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该制度对于固定证据、规范侦查讯问行为、保护被追诉人和侦查人员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但从目前来看,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应当以全程同步、程序规范、客观真实、严格保密四大原则为基础,逐步细化、改进该制度,并辅之以必要的保障措施,从而实现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在我国侦查阶段中的良性运作。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问题与期待

同步录音录像具有规范侦查取证、保障公民权利、证明取证合法以及增强办案能力的制度功能,但新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比较笼统,实践中选择性录音录像成最大难题。现阶段有必要鼓励对所有刑事案件进行录音录像、对“全程录制”进行严格界定与执行,同时规范同步录音录像的相关操作程序,并在实践中探索同步录音录像实施的制度性保障。     

新刑诉法视野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完善

2012年,我国新刑诉法颁布实施,其首次将询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使侦查机关在询问犯罪嫌疑人采用录音录像在我国有法可依,也是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职务犯罪的有效预防。虽然在此之前公安机关已对询问犯罪嫌疑人采用录音录像制度,但因缺乏法律保障,并未发挥其设计的制度作用。新刑诉法实施后,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虽已具备法律依据,但不够系统和完善,本文旨在通过发掘侦查机关在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和漏洞,有针对性地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实践经验,完善我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工作有所裨益。     

经侦讯问录音录像问题探析

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对经侦部门办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行法律对录音录像的案件适用范围、操作规范等做出了规定;经侦讯问录音录像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办案民警不愿意使用、不规范使用的问题,讯问工作也比以往更易陷入僵局。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改变观念、正确认识录音录像的作用,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侦查水平和办案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细化规则,加强培训与考核。     

构建我国鉴定人出庭质证模式

鉴定结论作为我国法定证据形式的一种,必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以及2002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都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质证。但实践中,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比例极低,相关问题的法律规定也不明确,应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有效的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模式,以促进鉴定结论公正公信地被法庭采纳与采信。     

同步录音录像下单警讯问制度的建立

近年来,基层公安机关的警力严重不足,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激化。随着同步录音录像的大面积实施以及智能化办案场所的逐步建设,基层公安机关迫切希望能在同步录音录像下实行单警讯问的方式。现阶段,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单警讯问的试点工作,此时应当综合分析单警讯问制度建立的可行性和阻碍性,即同步录音录像的大面积实施、智能化办案场所的建设与发展、公安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建立为单警讯问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实行单警讯问制度对讯问警察和技术设备的要求更高,如果不严格按照讯问流程操作,极有可能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因而要为单警讯问制度的实施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流程,即明确讯问主体、讯问场所、讯问程序和监督方式等内容,从而在确保执法公正的同时为基层办案机关节省更多的司法资源。     

西方质证制度的比较和借鉴

质证是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质证主体与被质证主体之间，对出示的证据提出质疑、辩论、核实，由审判人员确认该证据的证明力的诉讼活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诸环境的差异，导致在质证制度上有许多特点。如证据开示规则、询问规则，关联性规则和可采性规则等。通过对这些规则的比较，找出我国质证制度的不足，从而有所借鉴。又如审前的证据展示，证人的出庭作证，当事人之间的交叉询问关联性规则的确认以及可采性规则的设置等。     

论历史建筑认定中公益与私益的平衡

历史建筑认定问题的特异性则在于,历史建筑认定的本质是公权力行为非剥夺性的限制,极少涉及剥夺历史建筑所有权的情况;而且,历史建筑既有可能存在于国有土地上,也有可能存在于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突破土地所有制的束缚,而将目光放在统一不动产财产权征收补偿法制体系的建构上。从我国目前征收补偿法制的情况来看,从征收概念的角度来建立和健全我国的征收补偿法制所面临的困顿局面是难以突破的,而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如德国法,或可从补偿的角度来完成这一任务。申言之,经由衡平补偿制度整合现有的补偿标准,可以统一的补偿原则扩大征收概念的内涵,构建体系化的征收补偿法制。     

范文程与清初科举的明代模式移植之路简

清代定鼎之初,即走上了全面移植明代科举模式的道路。范文程是这项制度因袭运动的具体操作者。入关前,由皇太极授意,范文程在满洲政权内兴学校、开科举,已为恢复明代科举制度做好充分准备。入关后,范文程“士心得,则民心得”的观点深得清帝的认同;在实施科举的过程中,他亲任三届会试主考官,并参照明例,就完善科举制度细节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范文程之所以会成为清初科举“一沿明旧”的有力推手,虽与其本人的家世和汉文化功底不无关系,而清初皇帝笼络汉族士人、缓和民族矛盾的行政需要则是他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信访的运作机制以及发展困境 ———以上海市专业社工介入信访Ｃ 项目的个案服务为例

通过对城市中信访之“气”的生产机制进行揭示,本文认为通过社会力量化解“气”是非常有益的尝试。通过对上海社工介入信访调解Ｃ 项目的研究,文章发现在实际运作中,尽管社会力量介入信访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这主要是由于社工以及社会工作机构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的价值没有得到项目委托方（地方政府）的正确认识,信访调处仍然停留在“打压———反弹”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本文提出政府首先应该对于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和角色予以尊重和承认,改变原来解决信访矛盾的惯有方式,重视参与调处社会矛盾的社会力量的重要性,推动整个信访工作的发展,进而改进目前信访体制中的弊端。     

组织法视野下政府机构改革的五对关系

政府组织及其机构改革的法治程度是判断法治政府的重要指标,今后的机构改革需要审慎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一是改革方向与法律权威之间的关系,确立依法改革的原则,尽快构筑政府机构改革的法律框架;二是政府组织权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政府组织权的层次及相对应的组织权主体;三是大部制与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既要科学合理地横向分权,也要重视和规范职能协调;四是单一制和行政分权原则之间的关系,在坚持单一制的前提下,突出纵向分权的改革及其法治化;五是机构改革的应需原则与比例原则之间的关系,改革的应需性应逐步融入必要性的内涵,遵循比例原则。     

密教传持与宋代民间五色线习俗的形成与发展

汉魏之际,杂部密教经典已传译于中土。入唐以降,密教开宗立派,活跃于朝野上下,虽经“会昌法难”之劫而渐趋式微,但随着密教的世俗化已渐次深入民间,化俗流布。其中,民间流行的五色线习俗,即与民间传持的密教相互影响。自汉代以来,古人就有端午时节佩戴五色线用以避兵驱邪的习俗,其发端虽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有一定关系,但入宋以后,密教大悲咒在吸收五色线元素后,又与五色线习俗相融合,并将其供奉主神之一的“月光菩萨”良缘功德赋予五色线。这一功德的加持,使五色线习俗发展到宋代时,已经由端午佩戴延长到七夕,一些地方甚至由此演变为“女儿节”。 考研这一习俗的历史演变,不仅有助于再现唐宋时期民间特殊的人文风貌,同时对于研究唐宋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宗教信仰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美、苏两国有关欧洲集体安全问题的交锋（1954-1957）

1954年2月10日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苏联首次正式提出有关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使欧洲集体安全问题成为了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直至1958年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再次紧张而走向平息。根据有关档案研究发现,美苏两国在这一问题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苏联打算通过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绕开”东西方争执已久的德国问题,保持欧洲和德国的分裂现状,巩固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和对东欧的控制,实现阻止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削弱西方联盟、将美国排除在欧洲之外等目标;美国则主张先让德国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完成统一后再考虑欧洲集体安全问题,而且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加入北约,反对因建立所谓欧洲集体安全而削弱西方阵营的实力。双方的分歧使美苏双方在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以及随后的会议上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在于,一是美苏两国都没有真正打算放弃以实力为基础的抗衡政策;二是双方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导致美苏双方在欧洲集体安全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特别是在德国问题和欧洲集体安全问题的解决顺序上观点完全不同。     

新革命史与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

以革命大叙事为唯一研究路径与方式的革命史受到“集权主义论”和“现代化论”两方面的挑战,被许多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所摒弃。这两种叙事方式特别是后者影响下的上海研究也“告别”革命大叙事,将社会文化史与革命史割裂开来,进而将1950年代上海研究置于现代化的断裂与集权主义的“黑色叙述”中。新革命史的兴起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多重释义两方面唤回革命史,并为上海研究增加了新维度。新革命史观照下的1950年代上海研究呈现出多重面相,革命、国家与社会三重叙事与三个逻辑相互碰撞,彼此交汇。“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然在场”既是新叙事下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也是同一时代的上海历史主题。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于供需视角的分析框架及其路径选择

在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已经突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而转向更为复杂的“城-半城-乡”三元结构。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研究,必须从供需角度出发,关注市民、准市民（农业转移人口）以及农民三种异质性社会群体的“共同和有差别”的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多元供给主体之间的互动。通过完善公共财政投入体制确保所有群体享受“城乡共需型”基本公共服务;通过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同供给,提升“城乡差异型”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通过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扫清制度障碍。     

不平衡发展、阶级冲突、生产关系重构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发展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发展问题,但他们并不是单纯地从经济角度来思考发展问题的,而是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冲突、生产关系的重构等来思考各国的发展的。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使资本主义体系中产生了多层次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因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阶级冲突就不可避免,在此基础上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构,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但是,这样一个不平衡发展的体系却创造了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性基础,它为更高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的物质条件。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政治赋权与政治一体化：１８３２ 年英国选举权扩大的政治分析

政治上的赋权有利于实现边缘群体的政治一体化。英国１８３２ 年的议会改革实现了向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赋权,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有钱但无权”的阶级和下层阶级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二是统治阶层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三是法国革命等国际环境的影响。１８３２ 年议会改革及选举权的扩大,或者说政治上的赋权,实现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一体化,其意义在于,首先,从短期来说,它缓解了英国当时尖锐的政治矛盾,保持了政治稳定;其次,从长期来说,它促进了妥协的政治意识,为英国以后的和平改革提供了典范;最后,它也解释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改良主义之所以占主导地位的原因。英国的改革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