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词的梦想者——新诗白话的诗学实践

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史上,李金发最早带来了西方象征派诗歌的风格,对于李金发诗歌的象征色彩已经有不少论者论及,本文重点论述李金发诗歌对白话的诗学实践,对二十世纪文学汉语的建设性探索.     

三十年代“现代派”新诗论纲

作为三十年代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现代派代表着一股追求“纯诗”的文艺思潮。虽然该派从形成到衰落不过五六年时间,却形成了一支促使新诗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和新时期的青年诗人,都是从现代派诗作中汲取了大量的艺术营养,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吟咏着“月的凄清”和“梦的幻影”的现代派诗歌既不同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又与以李金发为     

比较思维与中国现代新诗欣赏——兼论中国现代新诗欣赏的中外比较

比较是中国诗歌欣赏的重要传统。没有比较就不可能有中国诗歌一代接一代的承传。中国现代新诗发生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它的艺术特征必须在中外诗歌的比较中加以确立。从郭沫若和李金发的诗歌创作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新诗对西方诗歌的接受与变异，尽管西方诗歌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但是因为各自的艺术渊源、文化精神及人的生存方式的不同，中国新诗与西方诗歌也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欣赏，既要用情感去感受情感应和，用生命去感受生命感动，还要对诗歌外在语言艺术形式及其所蕴含的内在韵致进行把握与阐释。     

由李金发的诗看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早期象征派诗人的实验性创作为新诗艺术提供了新的东西。中国象征派的诗至李金发而始有,所以由李金发的诗可以看出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一般特点:朦胧、晦涩;陌生、神秘;颓废、感伤;新奇、怪异。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艺术手法在中国的移植和再创造——以李金发、戴望舒为例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派诗人最早把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理论引介到中国,并把理论付诸创作实践.李金发的诗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国象征派的机械模仿,虽然其中也有中国古典诗词的痕迹,但二者的糅合很机械,缺乏自己足够的消化和创造,许多作品由于过于骛新而流于怪诞.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则既全面地借鉴和吸取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又不失中国古典诗歌的神韵.在探索中西诗歌审美追求的契合点上,开辟了一条现代新诗发展的路子--在中外诗歌传统的交融与碰撞中坚持独具个性和民族特色.本文试通过对李金发和戴望舒诗歌艺术手法的论述,探讨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手法在中国的移植和再创造.     

中国二十年代象征主义诗潮略论——以李金发为个案

象征主义是发生发展于西方的一种文学思潮,李金发是第一个有意识地把西方象征主义思想引入中国新诗领域的诗人,他的诗歌体现了中国二十年代象征主义诗作的共性,而对李金发及象征派的诗作在学术认识上一直存有很大分歧,贬多褒少.象征主义诗潮的产生是与特定的时代,历史因素相联的,对其认识不能简单的加以肯定或否定.本文力图从李金发诗作入手来客观的评判以其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潮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价值.     

李金发与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传统

李金发的诗歌开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史的纪元 ,自李金发始 ,象征主义诗歌与中国一般的新诗乃至与中国传统诗歌拉开了美学思维和艺术形貌的距离 ,从而体现出真正富有法兰西恶魔派风格的“异质”。象征主义最根本的异质性 ,在于它情绪的“颓废”,然而 ,李金发象征诗的思想构成和情绪构成依然与这一时代的新诗保持某种相通的联系。与一般的新诗在深层思想倾向上的同构性的体现 ,对于李金发的象征诗 ,许多人一面进行异端性的排斥和批判 ,一面又不知不觉地受着它的影响 ,与其同步发展。     

古典与现代：中国象征主义诗歌话语的发生——以李金发及其诗歌为中心

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创作源于1925年李金发诗集《微雨》的发表,其诗歌古典的外壳,现代的内核在中国新诗史上被视为怪异之作,也是一个讨论至今的热点,在人们普遍感到诗坛一潭死水的时候,他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为文坛带来了一种新异的感觉,使中国的新诗具有现代主义的要义。     

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流派的审美特征

作为30年代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现代派代表着一段追求“纯诗”的文艺思潮。虽然该派从形成到衰落不过五、六年时间，却形成了一支促使新诗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40年代的“九叶诗人”和新时期的青年诗人，都是从现代派诗作中汲取了大量的艺术营养，因此说，现代派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代派诗歌既不同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又与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和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诗风大异其趣，其审美特质在于它是古典意境与现代意识的统一，是中国历史沉淀的审美情趣与西方现代主义审美倾向的统…     

古典与现代:中国象征主义诗歌话语的发生——以李金发及其诗歌为中心

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创作源于1925年李金发诗集《微雨》的发表,其诗歌古典的外壳,现代的内核在中国新诗史上被视为怪异之作,也是一个讨论至今的热点,在人们普遍感到诗坛一潭死水的时候,他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为文坛带来了一种新异的感觉,使中国的新诗具有现代主义的要义。     

[中国现代诗学]：也谈诗的“常”与“变”

本期我们推出《新诗的＂变＂与＂常＂笔谈》（之三）,发表张炯、王珂、张中宇三位先生的文章。他们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各自的观点,可以帮助对这一话题感到兴趣的读者思考。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永恒是不美的,问题是新诗应该怎么变。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有感》:李金发是如何成为“诗怪”的?

李金发的代表作《有感》经过全面仔细的研究,完全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与胡适的自然诗学话语不同,李金发创造的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世界,他的出现使"白话新诗"真正提升为"现代新诗"。     

从“情绪共鸣”到“艺术分化”——论大陆早期象征诗歌与台湾现代诗的渊源与异同

李金发是大陆20年代早期象征主义诗派的代表诗人,其诗作在上世纪50年代传入台湾,一方面以颓废晦涩的诗风在台湾现代派诗人中产生情感共鸣,另一方面台湾社会各界以其诗歌为中心,爆发了一场关于现代派诗歌合理性的论争,可见其对台湾现代诗的冲击与影响。二者在诗歌情绪的表达上有所共鸣,但在诗歌艺术表现上呈现分化。     

异国的与城市的——李金发诗歌意象创造之一侧面

30年代中期 ,李健吾、朱自清等人的诗学批评 ,肯定了李金发诗歌在意象的创造方面的价值。李金发自身的诗歌意识 ,也十分重视意象创造在诗歌中的地位。诗中拥有的“移人的异国情调”,使他关于异国风情、文化、习俗的描写 ,以一种新奇的气氛和色调进入新诗的意象世界。他笔涉女性时敏锐的感觉与细腻的观察 ,给诗中的意象带来了特有的异国的色彩。现代大都市充满矛盾的生活和气息 ,进入他的感觉和想象 ,使他的诗中出现了一些富有新鲜感的多样呈现的城市意象。这些异域城市意象创造的尝试 ,在新诗现代性的发展中 ,具有美学探索的前驱性的意义和价值。     

李金发的象征诗及其文学史意义

李金发受西方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创作的象征诗 ,扩大了中国新诗的艺术表现领域 ,为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无疑是推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中国传播最力的诗人之一。对他的诗歌理论及创作 ,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去观照 ,既可使我们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 ,也可对其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     

风从远方来——中国新诗1927--1936

论文主要以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梁实秋,革命诗人蒋光慈、胡也频和殷夫,创造社领袖人物郭沫若,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为例,考察了1927--1936年间新诗发展变化的思想与艺术来源,勾勒了在西方现代诗歌或俄国革命影响下中国新诗出现的不同艺术追求与存在形态,论证了不同创作路径与诗歌内在品质的关系。     

李金发的象征诗及其文学史意义

李金发受西方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创作的象征诗，扩大了中国新诗的艺术表现领域，为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无疑是推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中国传播最力的诗人之一。对他的诗歌理论及创作，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去观照，既可使我们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也可对其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     

主体感应的变异:《现代》及其诗人群

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到三十年代,不论其诗情的内涵或实绩,在不断充实与更新的同时,更拓展了它与现实、与心灵世界的多向性联系,语言及情绪结构,也产生较大的变化。新诗开始走向成熟,更能满怀信心地面向廿世纪新诗学的涌动。《现代》及其诗人群,是这一新诗现象的突出代表。本文详尽分析了该刊的时代背景,在现代诗坛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足以代表这一诗群总体特色的诗人:戴望舒、李金发、艾青,金克木与林庚,陈江帆、李心若与玲君等诗作面貌及其不同个性。尽管《现代》文化自由主义立场限制了它的视野、声音,但从一种新的现代意识诗化为艺术感觉,诗歌作为解决因现代生活的“失调”所做出的紧张努力,以及它在诗歌语言艺术的建树等方面,则是出色的,特别是那些传达现代都市景观及其文化心态表现的诗。本文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以上论题做了添补空白的有益探索。     

“传统”与中国新诗的艰难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诸文体中,尤以中国新诗命运坎坷,争议不断。除了现代中国社会本身环境因素（包括政治文化因素）之外,从诗歌文体本身加以考察,我们就不得不特别注意“传统文化”的特殊效应。对于诗歌艺术的创造而言,漫长的古典诗歌的辉煌史恰恰成为新一代诗人创作的负担和阻碍;在抒情文体的语言资源方面,传统诗歌的“雅言”可资利用的部分也相当不足。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新诗的发展造成了诸多不便。中国新诗的创造需要对这些负面的“传统”自觉加以克服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