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与"势"之间的抉择--关于中国古代士人处世原则的读史札记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人作为文化的载体，以“道”自守，在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由于“道”往往是无形的，能否恪守“道”从根本上说还在于士人是否有自觉意识。当“道”和“势”处于一种紧张的对峙状态时，士人也就面临着三种选择，即以“道”抗“势”、无道则隐和弃“道”求荣。     

北宋士人种菊诗探论

士人种菊诗,是指士人描写自身及其他士人种植菊花活动以抒情寄意的诗歌作品。北宋士人种菊诗作,涉及菊花之祛病健身延年之养生功效,美艳高洁淡泊的比德质素等多重意涵;折射出作者们不同心灵倾向,如江休复之洒落,司马光之朴素,欧阳修之悲慨,梅尧臣之温和,吕陶之坦诚,刘挚之清隽,张耒之平易、毛滂、李新之落寞等;从北宋中期的刘挚、吕陶开始,陶渊明的影像逐渐凸显出来,先是化作应对政场艰辛的平衡器,后则充当疏离社会昏乱的安慰剂。北宋士人和隐士的种菊行为暨种菊诗作,建构了一个北宋士人群体藉以涵养身心的“菊世界”。     

从《闵己赋》看韩愈儒学思想中的道与利

韩愈《闵己赋》一般认为是伤其不遇之作 ,但其中视颜回箪食瓢饮为细事则反映了中唐进士阶层的新特征 ,即进士官僚实为禄仕代耕 ,追求利欲的新兴阶层。韩愈作为有文化使命的士人又必然反对务利遗道 ,故《闵己赋》的主旨不仅是哀其不遇 ,也是哀叹身处物欲社会精神无所依归。此后其所作《原道》正是出于匡救当时社会趋利而遗道的世俗浮靡 ,试图解决《闵己赋》中的价值二重性问题 ,重新整合道利关系 ,以道统利 ,既要维护一个生养利欲的人伦日用社会 ,又要以仁义之道加以规范 ,以求得物欲社会中士人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     

废存之间:清初对八股文的批判及论争——以魏禧《制科策》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鼎革,士人们以批判的目光审视八股文,在废存之阃兴起了一场论争.持决绝态度者把国家之败亡归于八股,以其败坏人才、泯灭文章之道而主张废弃之.如魏禧作<制科策>三篇,主张"废八股而勒之以策论",在清初"经世"的文化语境中极具代表性.与此相反,有人则认为在国家丧乱之际,借八股以传圣贤之道,故必不可废.这场论争承载着清初士人对国家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沉重思考,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生存之道的适应性选择

就士人群体生存之道而言,不仅仅受其社会经历、知识结构、生存环境等影响,还基于传统道德原则、明清社会变迁及区域社会环境等作出适应性选择。山东士人群体也在上述诸种因素综合影响之下,其生存之道展现出多样性。有些士人坚守忠孝仁义之理念,不向权贵低头;有些士人则舍弃道德原则,选择寄生性的生活;还有些士人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的羁绊,崇尚自然,追求朴真,以隐逸来摆脱尘世的浊与俗。凡此诸种适应性选择,均是处于不同层次之士不同价值观念的体现。但是,仁义礼智信作为士人传统价值观,依然构成其生存之道的主流,并与其他非主流观念不断整合并完善。     

试论两汉隐逸文化中的道统问题

汉代的政治文化有其独特之处。就传统文化中的道统问题而言,一方面,汉代士人继承了先秦时代那种以“道”自恃、自任的独立精神,面对已然变化的时势,仍汲汲追求“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的政治和人格理想,但是遭到了与秦朝“焚书坑儒”同样酷烈的打压和制裁,由此破灭了汉代士人的道统观念。另一方面,大一统政治对隐逸文化系统中道统表现的宽容和奖劝,使之继续存在下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与之关系紧密的社会政治系统及其中的士人,从而使道统在大一统时代并没真正湮灭过,相反,它转化成了士人精神文化性格中的重要因素,以此而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士人"耻"观与大学生荣辱观教育

知荣明耻、好荣恶耻的士人"耻"观是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遗产,传统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职业生活等是其形成的基础。传统士人"耻"观的内涵则包括将士人"知耻"作为国家治乱兴亡之本、士人阶层教化的基本宗旨和人与动物的分野标志,坚持"不仁则辱"的道义标准,将陶冶耻感作为士人教育的重点。这启迪我们应该将大学生荣辱观的培养提到国家兴衰荣辱的高度来认识,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以报国恤民、崇仁尚义、勤劳诚信作为大学生荣辱观教育的核心内容,积极营造优良"士风"以促进社会淳厚风尚的形成。     

论唐代士人的仕与隐

唐统治者奉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政策,使得儒、释、道三家思想几乎同时在每个读书人的身上都留下了烙印。三家思想中,儒家讲求积极进取,是主张入仕的,而释、道宣扬消极退避,则是主张退隐的。这就造成仕与隐对立而又统一地并存于唐代仕子身上。本文较详尽地论述了唐代士人入仕的心态和原因,又从一般士人的隐居和方外之人的隐居两个方面分析了唐代士人隐居的原因。     

魏晋时期山东士人对儒学典籍研究的时代意蕴——齐鲁文化视域下的思考

魏晋时期儒学面临衰落的危机,探求儒学发展之道是该时期山东士人所担负的重要使命,因为儒学是以齐鲁文化为基础形成的学说,齐鲁士人责无旁贷。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谋求儒学的生存发展之道,其中以研究整理儒学典籍为路径的发展之路,成为该时期最普遍、最有效的一条道路。通过山东士人对儒学经典整理分析可知,他们秉承齐鲁文化的精神品质,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为儒学注入了新思想新理念,不仅使之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动力,也使之获得了时代的意义。     

颜元对书院理念的变革及其启示

颜元在以“理”为标示的中国学统既不能满足士人“志于道”的内心的需求又不能担当“济世”大任的情况下,对大学之道进行了自主、内发式变革,主张博大包容,分科教学,道艺并重,义利统一,万物一体。习动贵行,实现由“理”向“实”的转换。这一变化更符合大学发展要求,然而中国大学之道并未因此而实现根本性转变,显示出大学之道的转换必须以社会体制的变革为前提。     

科学宗教与信仰关系的深度解析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一种逻辑实证的理性精神,它触及的是现象界,而宗教是一种特殊的信仰,它涉及的是超验领域,科学与宗教所探索的对象、采用的方式和涉及的领域皆有根本差异,二者并不能真正相互否定;信仰的形态是多样性的,它既可以是科学经验思维之上的理性信仰,也可以是一种宗教体验之上的非理性信仰,还可以是非科学的理性信仰,故它不能与宗教等同混用,也不与科学完全排斥,但科学最多只能推演出“世俗信仰”,而不能推演出“超验信仰”。     

党群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合法性并不在于执政党的地位本身,而在于执政党广泛的、坚固的群众基础。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与肉、鱼与水的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群关系的状况良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否则,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遭受失败。党群关系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面对新世纪,党要把党群关系作为党的建设的晴雨表,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处理好党群关系,保证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谈贫富分化与社会稳定

研究新形势下，贫富差距呈加剧的趋势；公众面对贫富差距的心态；提出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就业和“三农”问题等有利于加强社会稳定的措施。     

现代化与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

现代化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尤其如此。目前，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但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这已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党和国家正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规范收入分配。     

The Focalizers and the Themes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

Based on the narrative theory of Shlomith Rimmon-Kenan,the present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oice and order of the focalizers and the themes of the novel to show that they are chosen and arranged deliberately and accorded to its themes.     

邵力子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邵力子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各种正确主张,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关系的建立,在西安事变和国共谈判等事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的所作所为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转换角色，尊重个性，激活课堂

历史教学要日已师生之间的互动和统一落实在课堂上，贯穿于教学中。需要教师彻底更新观念，建立师生活动的课堂氛围；民主教学，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性、积极性；转换教师角色，尊重学生个性，以培养课堂的体验和感悟。     

警检配合与侦查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应当互相配合,同时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然而,警检配合与侦查监督具有矛盾性:加强警检配合会削弱侦查监督;加强侦查监督则会使警检难以相互配合。我国应以提高对犯罪的有效追诉为目标构建相互配合与协作的警检关系。同时,应当完善侦查权制约机制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形态和政治控御

中国古代国家权力结构的演进,基本上是越来越集权于最高端,而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方向则与此相背;西周已经发展出比较完整的(早期)国家结构和功能,春秋王室与列国之间在权力结构、功能形态上反有诸多纠结缠绕,仿佛历史一度呈显某种倒退的特征。这基源于早期国家阶段政治控御手段的内在缺陷。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权力的重组、下移,实为抟聚更成熟的巨型国家的新起点。这一时期政治中心控御形态的变化,国家结构中地缘(地域)因素的成长,都表现出在高频度战争环境中,国家地理空间(主要由于交通建设)、政治空间(主要由于官僚行政)、社会空间(主要由于宗姓氏族解体)的致密化倾向,只是这个"国家化"过程终春秋战国之世仍然处于一种"未完成体"的过渡状态。     

东南互保和几种政治势力

1900年是为旧历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自立军起义、中国议会的召开及“东南互保”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使这一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节点”。在这一年中,汪康年派、东南督抚及帝国主义势力都与“东南互保”发生着多多少少的联系,在这几种政治势力的作用下,“东南互保”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