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与1924-1926年的浙江自治运动

1924至1926年,在孙传芳统治江浙期间,浙江自治运动经历了从高潮到失败跌宕起伏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军阀孙传芳扮演了一个从支持者到亲手扼杀的复杂角色。孙传芳之所以支持"自治",既是为了博得江浙绅商的好感和支持,获得充足的军费来源,从而巩固自己的地盘,也是为了抵制其他军事力量的武力"侵入"。当浙江自治派宣布自治,脱离他的统治时,对他的统治利益构成了威胁,他就露出了军阀狰狞的面目,向自治派挥起了屠刀。     

码头工人与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码头工人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和先锋之一;码头工人在各业工人中“给帝国主义的打击最大”;码头工人在运动中有始有终,是上海总工会的坚定支持者。码头工人的不足也限制了其革命的坚定性。     

冯玉祥与五卅运动

在五卅运动中,冯玉祥始终站在民众一边,揭露并谴责英帝国主义的暴虐行径,坚持抵抗强权,维护国权,以实际行动支持爱国运动;也正是通过五卅运动,冯玉祥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所认识,为其日后参加国民革命作好了准备。     

从五卅运动看民气与民力

五卅运动初起之时,国人一致力争外交,民气激昂,然此种情形转瞬即逝,未能持续下去,原因何在?没有民力作后盾的民气总是靠不住的.     

梁启超与五卅运动

五卅惨案发生后，梁启超作为一介国士，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多次向政府和国人病陈沪案解决方略，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主张，然而非但没有引起政府和国人的重视，反而遭致许多误解。梁启超不以为悔，其拳拳爱国之心表现于字里行间。     

梁启超与五卅运动

五卅惨案发生后,梁启超作为一介国士,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多次向政府和国人病陈沪案解决方略,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主张,然而非但没有引起政府和国人的重视,反而遭致许多误解。梁启超不以为悔,其拳拳爱国之心表现于字里行间。     

五卅运动的一个重要教训

1925年在我国发生的五卅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它对我国历史的影响至深且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群众都积极投身这场运动,历时数月之久,但最后并没有取得若何结果,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全国性的强有力的组织.     

五卅运动

中共四大以后,群众运动蓬勃发展。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方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代表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10．余名工人,激起了工人、学生和市民的强烈愤怒。     

孙传芳经营江浙论略

孙传芳作为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以其机警狡诈,合纵联横,终于成为称霸东南五省的新直系首领。孙传芳在经营江浙期间,采取了一些顺应民心、安抚民众、推行民治的政治经济措施,既安定了社会秩序,又对本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所裨益。但作为封建军阀,孙传芳思想保守僵化,自私狭隘,又缺乏军事远见和谋略,故难免出现联军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的局面,更难抵挡北伐军锐利的攻势。其苦心经营年余的江浙地盘也最终尽数失去。     

《向导》周报与五卅运动

《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是研究中共早期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史、共产国际与国共关系史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史的重要资料。本文试图从一个大事件,即五卅运动为切入点,通过对《向导》和同时期其他著名报刊进行对比考察,探究《向导》之独特风格与所起到的宣传效果。     

五卅运动在黑龙江

1925年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上海掀起了以学生、工人为主体,有商人和广大市民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全国迅速掀起了以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为主题的反帝爱国运动,史称“五卅运动”。地处祖国东北边陲的黑龙江,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以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为主题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的浪潮。     

孙传芳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收回

孙传芳任江苏省最高军政长官期间,曾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收回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江浙绅商的赞许。     

五卅运动中的焦作煤矿大罢工

焦作煤矿大罢工 ( 1 92 5年 7月 6日— 1 92 6年 3月 6日 )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影响是重大的 ,它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 ,推动了五卅运动在北方的发展 ;同时 ,显示了焦作工人阶级的觉醒及其巨大力量。     

五卅运动与党的民主革命理论的发展

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使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并进一步认识到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作用;开始重视民主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性质,并逐步认识到它与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     

《向导》周报关于五卅运动的创伤叙事建构

创伤叙事是记录人类社会创伤的一种形式,即通过特定的叙事策略将灾难、战争、耻辱和遗憾等物质性创伤和精神性创伤加以表达。创伤叙事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激活能量的一种重要手段,是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向导》周报关于五卅运动的书写是中国共产党创伤叙事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部分。从创伤叙事角度切入,分析《向导》周报对五卅事件的报道,可以从叙事文本、叙事角色、叙事技巧的维度剖析其创伤叙事逻辑的呈现。     

“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自我体认(1920-1926)——以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前后是近代知识阶级整体走向自觉的重要时期。在随后的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中,这个新起的阶级在指导民众中更发挥了独到和重要的作用,从而也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与此相应,它对责任与使命的自我体认,超越了思想解放的范围,开始与国民革命的实践相联系,并进而浸成了以中国社会精神领袖自居,欲充当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的更高的理想与抱负。知识阶级的这种缘于阶级属性的个性与浪漫主义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在近代史上得失毁誉和最终归宿的历史命运。     

杨国翰与浙江

云南云州（今云县）人杨国翰与浙江有不解之缘。道光元年（1821年）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先后在奉化、诸暨、海盐、仁和、玉环等地为官，勤政为民、政绩卓。他在奉化时与林则徐的书信往来，触及了吸食鸦片这一当时社会问题，是林则徐最早进行禁烟活动的字记载。     

浅论留日学生与浙江近代教育

近代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始于1896年，此后至1928年的三十年间，东渡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不在少数。他们学成归国后投身于各个领域，特别对浙江教育领域作出了新的建设与革新，推动了浙江乃至当时中国的教育改革，加快了浙江教育近代化的步伐。留日学生对浙江近代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及教育场所四个方面。     

杨国翰与浙江

云南云州(今云县)人杨国翰与浙江有不解之缘。道光元年(1821年)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先后在奉化、诸暨、海盐、仁和、玉环等地为官,勤政为民、政绩卓著。他在奉化时与林则徐的书信往来,触及了吸食鸦片这一当时社会问题,是林则徐最早进行禁烟活动的文字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