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对“良史”的几个要求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对我国史学理论有巨大的贡献,虽然他一生艰难坎坷,但他依然以"良史"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论述他的良史观,以此来窥探其史学思想的一角.     

“良史”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

"良史"是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话语与思想资源,其最初内涵是"书法不隐"。在古代史学发展进程中,"良史"的"书法"由早期以"礼法"为核心的道德性认识逐步拓展到以"史才三长"为代表的学理性认识;"不隐"由早期对"礼法"原则的坚持逐步扩充到对"素心"、"义理"、"公心"与"史德"的倡导,实现了从品性论到认识论的发展。"书法"与"不隐"存在价值性认识与事实性认识的内在矛盾,古代史家以"名教"进行协调,求其和谐,但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矛盾。"良史"话语重视对历史的价值性认识,呈现出史学主体自觉意识不断增强的趋势。它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话语体系,塑造了古代史学的学术品格和史家的精神范式。     

浅论古代“良史”的三种含义

"良史"现象与"良史"论,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史学。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史学的发展,"良史"的内涵逐渐丰富和提升。大致说来,中国古代史学上的"良史"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人,即称职的或杰出的史官、史家;二是指书,即那些规范的、严肃的或优秀的历史著作;三是指人们的志向或追求的目标。从"良史之才"到"良史之体",再到"良史之志",中国古代史学中的"良史"现象和"良史"论给中国史学带来许多实际的创获和理论的启示,给中国史学增添了活力和清新的气息。     

曾巩墓志铭之特色及其价值

墓志铭,由于其文体的特殊性,多数成为"谀墓"的产物。而曾巩继承韩愈、欧阳修等人创作墓志铭的优良传统,主张铭以载道,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墓志铭的创作要"蓄道德而能文章",表现在具体的作品中,他所创作的墓志铭正是其"蓄道德"的结果,曾巩的这种载道为铭的方式能够起到抑恶扬善的作用。曾巩认为墓志铭"义近于史",主张以写史的精神来创作墓志铭。在写作方式上,曾巩所创作的墓志铭不拘一格,因事设体,平中见奇,文采斐然。同时,曾巩在创作墓志铭的过程中,往往融叙事、说理、言情于一炉,含情于铭,情深意远。     

论王世贞的史学理论

结合王世贞史学活动和晚明史学特点,探讨了王世贞史学理论成就.他在论史学的范围,以及国史、野史和家史价值的论述上,具有创新性意义.他提出的"天地间无非史而已",扩大了史学研究和史料的范围;他还指出"三史"各自价值和缺陷,并初步揭示了三史之间的关系,这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对明清史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略论毛奇龄的史学精神与治史之风

明末清初备受争议的著名学者毛奇龄,以经学研究闻名于世,同时对史学研究也相当重视。他参与《明史》编修,为后世留下丰富的史著;他重视史料的考据与辨伪,体现了史家"求真"的史学精神;此外,他反对宋儒"史断"、批驳道学,有功于清初"弃虚蹈实"的治史之风开启。因而,毛奇龄在清代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论史学史视域下的史学评论

在史学界,多年以来讨论的"史学评论"或称"史学批评"问题,所涉两个词语含义相同,但选用不一。实际上稍作辨析,以"史学评论"为佳。史学评论在学科上何所归属?学界流行两种见解,一是主张自成一门学科,二是属于史学理论,二说皆不允当。史学评论是史学史学科的一项内容,是史学史评议以往史学现象向当代的延伸。史学史视域下的史学评论要将评论对象置于历来史学发展的进程中作定性和定位分析,眼光是长时段的、广视野的,具备深入的学术性。史学评论的价值标准,只有学术标准一项,其他因素都应该深化为学术性评议。史学史视域下的史学评论,需要克服难点,承当其推动历史学健康发展的学术使命。     

新中国建立后邵循正史学研究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邵循正从注重历史考证转向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观的转变,使得邵循正对中国近代史有了新的认识。他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尝试运用矛盾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解释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讨论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配合了十七年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讨论。同时,他在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上也极有见地。邵循正史学研究的转变在新中国成立后"中生代"史家群体研究转向中具有代表性。     

浅议曾巩对欧阳修文学观念的接受

曾巩是欧阳修最为得意的弟子,他无论在仕途上还是文学上都受到了欧阳修的提携。欧阳修在"文"与"道"两方面对曾巩产生了深远影响,曾巩一方面继承了欧阳修的学术思想,一方面对"文"、"道"这类传统命题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总体而言,曾巩更关注文章所承载的"道",对文辞的雕琢重视略有不足。     

说“良史”魏徵

魏徵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君主制度下的一位诤臣,他在这方面的业绩和名声,千百年来,传诵不绝,有很大的历史影响。同时,魏徵又是一个被誉为"良史"的史学家,对此,后人论述不多,似乎是他的谏官的光辉"遮盖"了他的"良史"面貌。本文从魏徵精辟的史论撰述、以史资政的丰富经历和深刻的忧患意识等方面,全面揭示这位"良史"的风采,兼以表明"良史"同政治家和诤谏之臣的内在联系。     

张博泉先生与辽金史研究

张博泉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在辽金史、北方民族史、地方史和史学理论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先生在辽金史研究中偏重金史研究,是我国第一位专门致力于金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在多年的史学研究中探索和建构了"中华一体"的理论体系,对新世纪辽金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普罗柯比的“史才四长”

中国史学史中的"史才四长"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外国史家。无论是从历史知识、写史能力、对历史是非曲直的判断与鉴别能力,还是对于客观信史的坚持来看,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史家普罗柯比都是一位拥有"四长"之才的杰出史家。他的作品成为了拜占庭正史的典范,在拜占庭史学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他的三部风格迥异的作品也为相关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支撑。     

史义——中国古代史学的本体问题

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本体问题的探讨,积累了相当厚重的理论遗产.在中国古代史学本体论的内涵中,史学"求真"和"寓义"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然而从先秦至清代史家对于史学本体的认识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偏颇,一个时期过度强调史学本体的"求真"理念,另一个时期则过分强调史学本体的"寓义"理念,导致史学思潮在征实与空疏之间畸轻畸重循环发展,给史学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很有必要深入考察古代史家对"史义"认识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借鉴和吸收,丰富和滋养当代史学理论.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治史的现代化

顾颉刚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其以疑古辨伪为旗帜,以“层累说”为基本理论的治史实践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本文拟从他对历史知识的不确定性的看法与处理,历史认识层次的提升,历史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寓致用于求真的史学实践等来探讨他治史现代化的表现。     

探析唐德刚先生口述史中的“社会转型”思考

唐德刚先生,作为海外华人中从事口述史的开拓者,其口述史学中深藏着他"社会转型"的思考,他也正是在这一"社会转型"的指引下从事近现代口述史学的,这体现了体与用的结合。     

曾巩妙语评价王安石

<正>曾巩和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都在宋朝做官,二人诗文俱佳。曾巩比王安石年长两岁,他们私交很好,在王安石未成名之前,是曾巩将他引荐给了欧阳修。曾巩为人正直宽厚,襟怀坦荡。有一次神宗皇帝召见曾巩,并问他:"你与王安石相交多年,王安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呢?"曾巩不因为自己与王安石多年的交情而随意抬高他,而是很客观直率地回答道:"王安石     

论李基白的韩国史学史认识——以《韩国史学史论》为中心

分析了韩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基白的《韩国史学史论》,研究了韩国史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分期方式,认为李基白对韩国史学史的认识对史学史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不老松:杨生茂先生及其学术思想

当代史学家杨生茂先生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坚守和发扬唯物史观,科学阐释了历史本体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史学目的的求真性与致用性、史学性质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史学发展的继承性和创新性、历史学习的"博"与"约"的辩证关系;开拓了美国史学史研究,通过美国史学三个重要流派的研究,对美国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奠定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基础,从唯物史观出发,系统提出了美国外交的"扩张"学说;完成了美国通史编纂的综合体系,建立了富有特色的美国通史的宏大构架.     

雅克·勒高夫史学研究特点探析

雅克·勒高夫的史学研究同早期年鉴史学范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研究对象和主题上,他继承了年鉴一代史家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传统,成为推动心态史和想象史发展的关键人物;在研究理念上,他对年鉴"总体史"和"长时段"观念进行了发展和变革,提出了"漫长中世纪"的观点;在研究方法上,"古今倒错"方法的使用体现了年鉴史家对"过去与现在"关系的深化理解,"跨学科"方法则进一步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勒高夫的史学研究代表着"年鉴-新史学"运动发展的新方向,对法国乃至西方史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经入史,辨异通观——蒙文通与中国史学史

蒙文通于20世纪30至50年代在各个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其对历史认识、史学分期、史学史的做法等诸多方面皆有创见。蒙文通从中国史学自身出发,以传统诸子之学为着眼点,兼采经史,以义理审视史学;表现出以经治史、史哲相照,着眼重点、明其流变,推崇义理、通观达识等研究特点,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他将个人治学理念付诸于学科规范实践,为传统学术的近代化转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