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瞭望

当前教育学研究的三个悖论教育学究竟做了些什么?教育学究竟应当做什么?教育学究竟应当怎样做?这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国教育学界以反思的方式屡屡探讨的问题。这种反思近年来显得更为广泛、深入。新华文摘2006年第22期摘文《当前教育学研究的三个悖论》,文章认为我国教育学研究在取得一些成果与进展的同时,其研究与发展仍然存在并将继续面临一些困扰研究者思维的悖论性问题。其一,是教育学研究中的“说”与“做”问题,克服这一问题,应基于现实(并非囿于现实)来构建应然取向,基于事实来引导实践规范,少“说”(教育),多“做”(研究…     

在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危机”中寻找“转机”

中国教育学经历了百年曲折、走到了今天的繁荣,然而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深层的发展危机。国内学界从理论及学科研究范式、学术合法性危机、综合整体危机、"内裂"和"外解"双重危机等方面表述了中国教育学面临的困境,在危机面前也表现了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更多的研究者从破解"密码"、回归生活世界,重建理论、学科及研究范式,重新建构教育学研究对象,创建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派等方面进行了"突出重围"的尝试。基于对上述研究的评论,本文提出要从寻根问底、对话"域"外和反求诸己三条路径寻找中国教育学发展的转机,昭示了中国教育学可以在与教育变革实践的互动中、在与他国他学科的对话中、在回扣自身的反思与重建中得以光大和发展。     

基础教育学的学科逻辑

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教育学科的反思与争论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元教育学的发展更加激发了教育学者的学科自觉。基础教育学对于教育学学科尊严拾回、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教育强国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然而,当教育学学科体系中学前教育学、职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发展日臻成熟,面向最具基础性地位、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研究群体最多的基础教育之“学”长期以来却是缺失的。从知识逻辑、社会需求逻辑和政策逻辑来看,基础教育学在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理应有其“合法”地位。基于学科边界和基础教育本质属性的认识,基础教育学是研究基础教育对于个体发展、教育发展、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价值和影响机制的学科,这也成为基础教育学的学科边界及其内部划分、处理与其他学科关系的依据。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学的重要使命在于追寻基础教育的“变”与“不变”,探寻基础教育的“中国根基”与“世界话语”。为此,应构建具有文化基因和实践基因的基础教育学理论体系,以及相关的学科保障制度。基础教育学的建设将为教育学发展和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其从稚嫩走向成熟,需要基础教育研究者的学科自觉以及基础教育实践的理论自觉。     

教育学:行走在自界的边缘——中国教育学学科地位问题的迷思与消解

关于中国教育学学科地位的问题,学界争论了近一个世纪。争论焦点集中于教育学是否有自身独立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稳定的研究规范和学科体系。反思近一个世纪的讨论,发现这其中隐含着很多的悖论。识破这些悖论及背后的东西,就会释然,这个问题完全是可以消解的。教育学就是行走在自界的边缘,它以自在自足的态度行走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丝毫没有被侵略被占领,而恰恰相反是在蓬勃发展。教育研究所要做的是回归教育研究的中心问题,即教育实践。可以说教育学是希望教育学,因为希望的界域是可能的界域。     

试论学科教育学的发展方向

学科教育学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研究学科教育“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即学科教育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哲学的学科教育学;一是研究学科教育“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实践的学科教育学.学科教育学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教育学的困境与企盼——略论教育理论思维

教育理论思维的不成熟甚至缺失,导致教育学精神气质的消亡,造成了它目前的生存困境。教育理论思维是以人的发展为对象,对教育实践展开反思与省察的过程。它关注教育生活世界,基于实践进行理论思考和建构;它以一定的知识系统为依据,并使之为教育学解释服务;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致思取向。教育学应重构自身的思维方式,这是教育学走出困境,走向成熟和规范化的标志。     

我国教育学研究确定性追求的反思——与石中英先生反本质主义教育学主张商榷

当前，我国教育学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既面临着走向僵化的危险，也面临着来自于后现代主义支撑的反本质主义教育学主张的颠覆。教育存在中具有确定性，教育学知识具有客观性且能通过语言加以表达与理解，中国教育学研究需要追求确定性。基于反本质主义教育学主张的批判性反思，我国教育学研究需要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追求确定性。     

“教育学史”:概念与维度

历史地看,"教育学史"这个概念最初是"教育思想史"或"教育学说史"的别称,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有关教育学的学科反思中逐渐变为"学科史"的范畴。"教育学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大体上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而在90年代以来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期:有关教育学的国别研究在不断扩大;在研究视角上逐渐从认识论的层面走...     

论元教育理论研究的“无效”现象——兼论教育学和教育学者的“真独立”

从元教育理论研究对于本土教育理论发展的贡献这个角度来说,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元教育理论研究是＂无效＂的。＂无效＂之因在于元教育理论自身的缺陷、教育学者的学养缺失和制度的规约,而其根本则在于教育学与教育学人缺失其本应具有的＂真独立＂的生命灵魂和价值品质,为此,追寻教育学和教育学者的＂真独立＂是制度规约下元教育理论和教育理论发展之必须。     

区域教育学的困境反思与生机探寻

日趋繁荣的区域教育研究不断推动着区域教育学的发展,加速着区域教育学的成熟化进程,然而各种复杂的因素相互交织,使作为初创学科的区域教育学身陷困境、举步维艰,始终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为认清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我们有必要对其所处的困境及其原因予以反思,寻求走出当前困境的途径,以使区域教育学摆脱当前的发展困境和合法性危机,逐步确立区域教育学的学科地位,最终获得学科身份的共识性认同。     

“教之术”到“教育学”演变论

从16 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家和教育（学）家提出了作为驱民术的教之术、指向有别的哲学教育学、立之高等学术的实践教育学、以实验求功利的科学教育学等创造性命题。这些命题，围绕着教育与统治、教育与财富、教育与文化、教育与人性四个轴心，以多种方式自主辩护和相互关联，形成了复杂多变、隐而不彰的教育学图景，建立了兼具i实践反思和知识导向功能的教育学文化场域，显示了教育学发展及其知识增长外源因素和内源因素之间的冲突-创生关系。     

什么是“发展教育学”？——关于发展教育学及其研究的若干设想

“发展”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现当代社会活动的最重要的主题。发展教育学是研究、反思由于社会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及其解决的策略,以及如何自觉和主动地通过教育自身的变革去推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一个教育学专门研究领域。目前关于发展及其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重视。但是相关研究未能注意“发展教育”与“发展性教育”的区别,在对发展教育学应当研究何种意义上的“发展”上缺乏深入反思,因而不能很好区分发展教育学对于“发展”的研究与以前教育学对于“发展”的传统关注在研究视角与重心上的差异。我们还没有关于建设“发展教育学”学科的广泛自觉。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学科(或者领域)的研究十分必要。     

教育学中国化新视野

20世纪，人们就教育学中国化问题，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学科建设、教育学科学化、教育学元反思等角度展开了论述，但至今没有速成一致认识，也没有形成人们所追求的中国化“教育学”。因此，有必要从新的视角对教育学中国化的实践历程、阻碍教育学中国化的关键因素及破解策略、教育学中卑化努力方向等方面展开研究，以利于促进教育学中国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为最终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创造条件。     

教育学与批判——对各种批判教育科学思想的局限性及问题关系的思考

教育学与批判有什么关系,而批判又同教育学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属于教育学行动理论和教育科学元理论方面继续在争论的、始终还未定论的问题,从基本理论角度看,这也许是当前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实践教育学的任务是教育成长着的一代接受各时期现实社会中流行的规范、风格、知识和行为榜样,并因此赋予理论教育学和教育科学以形成和检验肯定性教育的指导性模式和实践的使命。而另一些人则反过来认为,实践教育学应当教育青少年在为创造更好的社会的工作中成为改革者与革命者,并探索一种理论教育学和教育科学研究,以能在方向…     

走出教育学研究的困境——评靳玉乐、李森主编的《现代教育学》

教育学经过百年的曲折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这为现代教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今日的教育学又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陷入了诸多困境。一些学出于对教育学自身的不满，甚至把教育学称为“迷茫的教育学”。“迷茫”既诉说着学艰辛的研究历程，又折射出教育学在理论研究、实践操作和课堂教学等方面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陶行知：中国第一位创造教育家

创造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上个世纪30年代在美国诞生的，其创始人是美国的创造之父奥斯本(A．F.Osom)。创造教育学也是首先创立在美国，大约是40年代末，它是教育学与创造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那么，创造教育学究竟是什么时候在中国产生的呢?有人说，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由国外传入     

实践哲学场域内的教育学派之构建——重审“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初步构架

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是作者体验中的问题,也是教育学的基本问题,更是“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建设要面对的问题.实践哲学视域下建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有其可能性,这种可能建基于四项任务,而这任务又可综括为“生命·实践”教育学的使命:通过探寻“理论与实践”的教育学意蕴,“在中国”为“实践哲学”作出独属于教育学的贡献,在丰富和发展实践哲学过程中,也丰富和发展教育学自身.此使命使得研究的基本问题得以确立:以“新基础教育”与“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关系为载体,探讨教育理论与实践如何基于转化逻辑,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双向转化中的交互生成.这是教育学和“生命·实践”教育学对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独特贡献,而贡献的落实要实现两个转化,把其他学科对“理论与实践”的经典分析转换为“教育学”分析,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什么”转向“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意义是什么”.在转化与探索“意义”的过程中,整体呈现“理论与实践”的中国思想与中国经验也将渗透于其中.     

新文科时代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学科范式

学科范式的确立与完善是推进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的逻辑前提。中国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是一个面向新文科格局、对标世界一流、凸显中国特色的长期性发展过程。新文科时代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面临缺少体现一流学科特质性概念、学理性框架、科学性范式的困境。因此,在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的应然层面,基于新文科建设“大、新、用、跨”的新理念,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应充分彰显“大学科”思想,促进学科建设开放创新、发挥学科扎根教育实践的实用动能、推动学科界域横跨的共生发展与知识融合,积极建构学科概念与学科体系的理论逻辑。由此助推学科范式的逻辑生成,确立教育学科独立且独特的身份地位。未来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应在学科交叉与分化、守正与创新、技术与人文、本土与国际的不断融合中,通过求同存异的必然努力,充分彰显教育学自身在新文科背景下的重要学科价值与独特学科身份。努力构筑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的扎根逻辑,确立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的跨界理念,强化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的人文价值,形成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的系统结构,以创生新文科时代中国教育学的理论逻辑与学科范式,推进其世界一流学科的有效建设。     

现象学教育学的本土化研究

传统教育学受到批判与反思之际,现象学教育学作为一种试图改变传统教育根本的教育主张引进中国。然而,作为一种从异域引进的教育理念资源,现象学教育学要适应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教育需求,就必须解决发展的前途问题：是完全颠覆还是向传统教育学回复,或是与传统教育学进行整合？与传统教育学整合是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发展的本土化要求。     

教育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的考辩——历史、现实及其未来走向

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的考辩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可以说教育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与相关学科相互作用的历史。因此在保持教育学独立个性的前提下,由单向依附、盲目拒斥的关系样态走向学科间的融通,这应当是教育学与相关学科关系建构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