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精神与经典造像简论

佛教造像艺术的研究,不仅要从遗迹与实物来考察,也当从佛教的内涵来挖掘。文殊菩萨的造像艺术,不仅仅是其本身的造型特征,还与文殊经典及其反映的精神有密切的联系,文章以此为出发点,提供一些研究文殊经典造像的思路。     

从“文殊信仰”到“文殊智慧”——关于“文殊师利”的研究方法反思

文殊师利身份重重,但一般从其作为菩萨的身份来称呼,对这种身份的辨析需借助于经典记载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文殊菩萨,有不同的学术概念"文殊信仰"和"文殊智慧"。"文殊信仰"一词运用广泛,传统上也多用文献学方法展开研究,但要回答"文殊信仰是什么"的问题或研究"文殊信仰的民间化或社会化"课题时,宗教学方法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显得更加有力;而"文殊智慧"是因为肖黎民先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即哲学诠释学而在近来才被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思想史研究和哲学诠释学的方法主要用于总结研究文殊法门,系统梳理文殊智慧,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通过研究方法之反思,最后探讨"文殊信仰"和"文殊智慧"的联系和区别。     

妙启不二、圆行中道:文殊智慧中的人文精神

佛教圣地五台山最为殊胜之处在于它被汉藏佛教徒共同确认为大智文殊的道场．这一点构成了五台山佛教文化的核心价值。文殊智慧中所渗透的人文精神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笔值得珍惜的宝贵遗产，而且对于今天的先进文化建设和现代人的精神修养也不乏多方面的启示。     

从萨满教到藏传佛教——蒙古族宗教信仰变迁的历程

蒙古族早期信仰萨满教,在后来帝国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成吉思汗顺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制定"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允许萨满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兼容并存,构成了蒙古族宗教的多元化。在征服吐蕃时期,鉴于宗教势力在吐蕃的巨大影响,蒙古统治阶级以接受藏传佛教为条件完成了对吐蕃的统一,建立起以藏传佛教为纽带的特殊的政治与宗教上的紧密联系。在随后的历史岁月中,藏传佛教成为影响蒙古社会发展的核心因素,也为蒙藏文化的深入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谈明朝治理藏传佛教的政策

针对西藏的宗教政策,明一改元朝的帝师政策,取消僧人的种种特权;同时,为了加强对藏区的管理,不仅对藏传佛教首领进行优待和安抚,且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由于明各个阶段的情况变化和皇帝个人喜好的不同,明中央各个时期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又不尽相同,有一定的变化,这些政策总体上对藏区边疆的稳定和明王朝的统治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乾隆初政与乾隆帝性格

乾隆初政在许多方面改变雍正朝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翻前朝的案,执行乾隆帝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这种改变除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因素,还在于他谋求美誉,树立个人权威。乾隆初政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反映乾隆帝具有高度的政治调适力,也体现出他与康熙帝、雍正帝的不同性格——刚柔相济,执两用中。     

竺法护与中国文殊信仰的初传

在东汉至两晋时期,竺法护所译佛经不仅部类多,而且数量大,其中,文殊类经典占了相当一部分,结合相关资料统计,译数仅次于唐不空三藏。相关经典对文殊形象、文殊智慧、文殊法力等极力渲染,文殊信仰由此得到极大宣扬。同时,作为竺法护译经团体中成员,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的相关译介是竺法护所译文殊类经典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延伸。而竺法护对《维摩诘经》的重译以及对此重译本的删减也体现出他对文殊智慧的推崇。竺法护的译介很大地促进了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初传,奠定了文殊信仰在中土发展的基础。     

文殊智慧中的和谐原理

文殊通过“六妙”智慧与空相应、与真相冥、与外相通、与内相融、与人相和、与物相谐,从而大而化之、圆而通之、等而齐之、和而谐之,进而获得超越之意、和谐之理、圆融之境、自在之法和善转之力。这既是对文殊智慧本义的系统还原,也是对文殊智慧特色的哲学重构。文殊智慧中所蕴涵的有机整体观、辨证思维、超越精神以及对待诸矛盾大而容之、圆而通之的和谐圆融精神,在当今矛盾重重的多极化社会里仍然富有启发意义。     

明代宦官与藏传佛教

明代自成祖开始崇好藏传佛教,宦官也因之深受影响。不仅其佛教信仰中有藏传佛教的因素,而且与藏僧间也多有交往与过从。宦官的汲引也往往成为藏僧得与皇室亲近的重要途径。     

由文殊信仰的互动看佛教中国化进程

中国佛教信仰中,菩萨信仰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文殊信仰是菩萨信仰的一个典型。文殊信仰是随着大乘经典的传入而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并在唐代达到了顶峰。文殊信仰缘起于敦煌,兴盛于五台;五台文殊信仰又反过来影响了敦煌。在这一过程中,敦煌与五台山作为文殊信仰之缘起与中心的互动生动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轨迹。     

试探藏传佛教对藏区旅游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大力推进,藏区的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藏区旅游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藏区旅游与藏传佛教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作为旅游热点的藏区,藏传佛教长期以来都是当地藏民的主要信仰,通过影响藏民的各种活动,对藏区旅游资源的形成与保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推动藏区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路径及当代适应性研究

藏族社会全民信教以及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同一性特点,决定了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是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的:一种是包括家庭宗教经验和寺院学习的宗教教育,另一种是以强调习俗、禁忌为主的宗教礼仪规则。宗教教育与宗教礼仪在继承藏传佛教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同时,还将蕴含在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观念传扬下去。当代社会,藏传佛教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康乾南巡、典籍编纂与文化事业

康乾南巡期间,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与江浙地区的文人士绅群体积极互动,通过特恩加试、官绅书赋能力测试等方式考察和延揽人才,并积极搜寻典籍或接受文人士绅进献书籍画册。帝王对江浙地区文人及文化资源的吸纳,为其在京师和江浙地区以汉文化典籍刊刻为核心的典籍编纂事业储备了力量,并在南巡中及南巡后,将经过清政府重新调整、系统整理后的文化典籍颁赐给江浙地区,而江浙地区颁赐典籍的贮藏之所多为南巡影响下的行宫或名胜景观。     

乾隆二十三年清廷治回政策和回部驻防制度的形成

乾隆二十三年,随着库什、阿克苏、乌什等城先后归降,清廷因地制宜,基于回部易于治理的判断、后勤给养及准噶尔治回经验的考虑,制定了回部驻防制度,日后的军府制对其多有继承和发展。厘清乾隆二十三年清廷治回政策有助于对军府制形成的理解。     

浅论清代乾隆时期贪污腐败问题的成因

清代乾隆时期社会贪污腐败的范围之广,手段之奇,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皆具代表性。成因既有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君主专制制度造成的影响,以及清代监察制度的弱化和捐监制度的实行,亦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和官吏选拔制度的弊端。通过对乾隆时期贪污腐败问题的分析,不仅可以了解乾隆时期贪污腐败问题的成因,而且对当今我国的廉政建设也具有许多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从谒陵之行看康、雍、乾三帝的为政风格

清朝入关后,吸收了明朝谒陵礼仪制度,以清东陵为例,每年的祭礼除了规定的大、小祭外,还有不定期的临时性祭祀。清实录等资料记载了创造大清盛世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帝展谒东陵以及期间发生的一些故事。透过这些故事,一方面,我们得以了解了清朝皇帝的谒陵所包括的随时处理国家政务、巡幸军镇和地方、亲自考察官吏政绩和了解民情等丰富的内容及其蕴含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从新的视角,我们还得以窥见三位明君洞悉世事、勤勉严谨的为政风格。     

藏传佛光辉映下的卫拉特蒙古民间精神空间

通过对卫拉特蒙古的天神信仰、鬼神观念、火神和祖先崇拜等民间信仰观念加以分析认识,从而探讨卫拉特蒙古民间宗教观念在藏传佛教影响下的传承、发展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