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前岳阳地区贩灾救灾的措施研究

岳阳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以及各种人为因素导致灾荒不断。民国以前朝廷和各级官员为救灾民于水火,采取了多种赈灾救灾措施。从赈源上主要有朝赈、官赈、民赈;在救灾方式上主要采取急赈、平粜、赈贷、工赈等。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民间甚至一些官员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亦采取巫术救灾。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政府救灾探析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其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西北地区救灾方面采取了急赈为主、防治为辅的原则。各级政府基本承担了救灾职能,建立了救灾机构,进行赈款救济、粮赈、粥赈、平粜、蠲免等,辅以工赈,救灾与防灾并行。一定时期内,以救灾机构日常化、救灾手段多样化等尝试了现代救灾体系的建立。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赈

农赈作为一种赈灾方法被明确提出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一种与急赈、工赈并列的救灾方法,它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救灾史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考察这一时期农赈的起源、发展及具体操作情况,对我们现在的社会救济机制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赈运减免车价法规研究

赈运减免车价作为近代政府救灾的重要举措,在北京政府时期完成了从实践到立法的跃升,并在1920年代的救灾实践中不断完善,走向成熟。通过对赈运减免车价法规文本的分析,发现在其演变过程中法规结构更为清晰,规定更为细密,程序更为规范,但赈运减免车价的优惠力度渐趋收紧。北京政府时期,赈运减免车价法规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得以确立,法规的施行推动了救灾物资与人员运输便利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时期的救灾法制建设。但由于军阀混战的影响,法规规定与具体实践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其施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清代前期荒政评价

清代前期的荒政集历代之大成,起到了保持国家稳定,维持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调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关系的重大作用。具有统治阶级高度重视,各项救灾措施完全制度化、经常化,救灾支出浩繁,办理赈务组织周密、有条不紊等特点。这一时期灾民一般可按数领到赈米赈银,大部分受灾州县可在灾后恢复社会生产。清统治者实行荒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保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     

古代湖南荒政之赈源研究

古代湖南自然灾害救济的类型据赈款赈粮的来源及施赈主持者可分为朝赈、官赈和民赈。朝赈、官赈主要依靠国库或地方库藏，主要来源于人民交纳赋税，为弥补不足，历代还通过捐职、赎罪、用羡余和假馈纳等途径增加赈源。民赈由民间义绅自愿捐纳。历史会永远记住那些为赈灾救灾作出过贡献的人。     

晚清州县官视野中的救灾活动——以柳堂《灾赈日记》为中心

光绪二十四年夏,山东境内黄河决口,沿河地区受灾。时任惠民知县的柳堂在主持赈灾过程中写有《灾赈日记》,详细记述了他在水灾发生后持续半年多的时间里组织救灾的经历,较为具体地展现了州县官在救灾实践中的心态变化以及救灾中州县官所处的官与民的复杂人际网络。透过《灾赈日记》的记载,大体可以观察晚清州县官的素质和能力以及其在救灾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分析清代救灾模式下州县官的实际角色及功能,考察晚清救灾机制的运作及其实效。     

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旱灾中的社会救助

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发生严重旱灾。省内外慈善团体积极投入赈灾活动。华洋义赈会和各级红十字会组织也进入救灾组织行列，华洋义赈会还斥资修筑民生渠，以赈民生。     

谈民国湖南合作救灾——以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湖南分会为个案

20世纪20、30年代,合作思潮演变为一场规模较大的合作运动。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湖南分会举办的合作救灾实现了农赈和合作制的联姻,颇有声势和特色,且影响深远。在湖南合作救灾事业中,各种社会力量纷纷卷入其中,并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导、制约运动的发展方向,这就决定了这场运动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其发展道路始终充满着艰辛与曲折,湖南合作救灾事业终究未能摆脱国民党专制政治的束缚和制约,最终蜕变为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对农民进行经济盘剥的工具,其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晚清西北灾害中的书画助赈

晚清以来,书画家借助新闻报刊和商业市场确立了与灾害的关系,书画助赈成为救灾的重要手段。晚清西北地区发生的两次特大灾害,先后得到域外社会各界的有力救助。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书画家以绘画作品介绍灾情,以出售作品筹募赈资,尽力帮助西北灾民摆脱生存困境,进而挽救西北局势,表现出他们的社会担当。与此同时,书画家们借助救灾时机,也逐渐实现了自身向近代化的转型发展,促进了城市商业和文化的活跃。研究特定时空中书画助赈现象,对艺术史和灾害史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沈葆桢荒政思想述评

作为清朝封疆大吏的沈葆桢 ,任职江南数省达几十年之久。作为其社会政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荒政思想的形成 ,既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又有复杂的个人因素。其救荒措施涉及诸多的方面 ,从灾前防范到灾后救济 ,从储粮备荒到以工代赈及发展生产等方面的措施无不体现出沈葆桢的备荒救灾思想与现实社会的统一。沈葆桢的荒政思想不仅丰富了晚清荒政理论体系 ,而且为今后的备荒救灾活动提供了极强的社会借鉴价值     

曾巩的救灾理念与实践

曾巩历任八州地方官,两度组织指挥救灾活动,一次是1069年任越州(今绍兴)通判时,救助旱灾;另一次是1075年任洪州(今南昌)知州时,救助瘟疫。他写过四篇救灾的文章。1068年河北大地震后作《救灾议》和《议仓》,稍后又作《瀛州兴造记》,记述河北李肃救地震经验。1079年作《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赵救助绍兴大旱大疫的措施,曾巩的救灾理念和实践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明清两朝均有蠲免税粮、截拨漕粮、开仓赈济等一系列荒政措施予以应对,力图在保障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维系地方民生。作为国家荒政措施的执行者和地方救荒的组织者,徐州地方官员积极参与地方水利兴修和荒政建设,以地方士绅为主体的民间力量也在地方救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徐州地区黄河水患治理及其救灾措施述略

清代徐州地区频繁发生的黄河水灾给地方民生带来了严重危害。基于维护统治和体恤民生的目的,清政府采取修筑堤防、堵塞决口、疏浚河道等措施来治理黄河水患。水灾发生后,中央政府更是采取蠲免税粮、开仓赈济等众多荒政措施来积极应对水灾。徐州地方官员以及地方士绅也在徐州黄河水灾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代救荒中的检田制度

宋代的检田在承袭唐五代的基础上,不仅制度、程序更加细致完备,而且灾伤检放的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前代。由于灾伤检放与地方吏治、乡役及地方财政利益密切相关,因而宋朝各级官府在灾伤检放过程中往往有检放失实之弊,地方官府讳言灾伤,不按受灾程度的实际分数放免租税。虽然宋廷采取了种种纠治措施,但是一时放免租税的恩赦之令与恐失财赋的永久之制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利害关系以及不可跨越的巨大鸿沟,致使地方官员检放不实现象层出不穷,弊端得不到根治。     

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的地方财政与救灾

唐后期两税三分制的实行使得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进行了利益分割。由于地方的财政包干制,使得地方财政能够利用两税收入、财政羡余,甚至还有私用钱和军资粮储参与救灾,在常平义仓的建设、赋税蠲免、灾害赈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减轻灾害及救灾给中央财政带来的负担,唐中央政府也多次督促地方利用留使、留州财政进行救灾。地方财政参与救灾本身有中央政府与地方利益冲突的背景,但客观上也提高了地方救灾的主动性与效率,促进了唐后期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在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的地方救灾也由于相应监督管理制度的废弛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外籍蜀官与“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王道和霸道是中国传统治术的两端,并且由此产生“儒生”与“文吏”二类文官群体的分类。汉代中期前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运作模式确立,儒生、法吏并用,或者以儒术缘饰法术,此运作模式有利于帝国行政和大一统的思想控制。汉制,郡国守相不用本郡国人,西汉外籍蜀官在巴蜀地区的施政带有“霸王道杂之”的色彩,使得地方基层社会逐渐被整合到国家秩序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陷入“地方化”。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行事具有典型意义,可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观察和分析的案例。     

东汉“虎患型史事”论析

史籍关于东汉时期虎患的记载颇多,其中尤以刘昆、法雄等五位地方官吏消弭虎患的记载最为详尽。细致分析此类"虎患型史事"中人物主角的文化背景、施政举措等,可以发现刘昆、法雄等人无不深受儒家和汉王朝所积极提倡的仁政思想以及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这亦是东汉"虎患型史事"出现的深刻思想原因。     

清代潮州民间救济体系初探——以水灾为例

清代是潮州历史上水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而官方的赈济活动未能满足救灾的实际需要。由地方绅、商、民以及民间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组成的民间救济体系,以其及时性、多样性、公益性、持续性等特征,在清代潮州地方防灾抗灾及灾后赈济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弥补了官赈的不足。从官方与民间救济力量的消长和互动,可以反映出清代地方社会的结构变化。     

灾荒与农民的生存危机——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灾荒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对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长江中下游六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农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打击下,农民饥寒交迫,流离迁徙甚至铤而走险。面对处于生存危机中的灾民,国民政府既无减灾能力,又乏救济对策,其赈济无法达到赈灾安民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