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汉代考古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两汉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址调查和墓葬发掘两个方面.汉代城址的调查研究,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类的活动提供了重要信息;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随葬物品具有当时的时代特色,对填补汉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汉代城址和汉代墓葬的发掘及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对两汉时期的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也将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凤林城址的再调查

2002—2004年,友谊县文物管理所对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林城址再次进行调查,除衬地调查外,还查阅了历史文献,验证了凤林城址是《吉林汇征》文献中记载的"巴如古苏霍通"。通过考古发掘成果和专家的评析,指出:凤林城址是三江平原汉魏时期遗址的核心代表,为黑龙江区域汉魏时期遗址聚落发展的模式,亦为研究土城垣的出现及发展演变提供可研究资料。     

豫北四座龙山文化城址性质初探

豫北晋南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产生的重要区域,在豫北集中发现了4座龙山文化城址.通过考古材料来看,4座城址和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文化内部受前者的影响更大;参考文献材料和学者研究,这几座城址和尧舜时代鲧、禹治水区域较为吻合,结合城址的建造方式和聚落情况来看,这4座城址的主要功能应是防洪.     

从居延E·P·T59·582汉简看汉代泾阳县、乌氏县、月氏道城址

汉代泾阳县、乌氏县、月氏道城址的确定为泾河中上游汉代其他城址的进一步确定提供了地理坐标,对于研究汉代城镇的布局以及丝绸之路的走向大有裨益.文章通过历史文献研究、查阅考古资料、利用居延汉简做出判断,带着问题通过野外实地踏勘,确定了以上三个城址.     

河南安阳新发现商代城址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豫北重镇———安阳的西北郊新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城址。该遗址位于安阳殷墟遗址的东北外缘,深埋于距现地表25米以下。城的平面呈方形,城墙残存了部分基槽,宽度9米左右。城址四面城墙的长度都在2000米以上,城的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城内有丰富的文化堆积,清理出房基、水井、灰坑、墓葬等。据现掌握城内主要文化遗存的年代,可初步判断该城址的修建和使用的年代早于商王武丁时期而晚于郑州商城。经专家学者现场勘察,一致认为,这是20世纪末商代考古的重大发现,是商代都城考古的重大突破,同时…     

会宁县境内古城址及丝路遗迹考察

1992年9月中旬,笔者应会宁县县志编委会的邀请,赴该县做考古调查。同时应邀者有白银市市志主编苏志存同志。在该县管文教的县长王价同志的主持下,与县志办、县文化馆的十余位同志一起调查了三天,查明了汉、唐、宋三朝的重要城址,并解开了丝绸古道是否经过该县境的疑团。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适应国家的发展,从北地郡析置     

近年来赵都邯郸故城考古发现与研究

20世纪的邯郸考古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促进了邯郸故城考古与历史的全面结合研究。21世纪以来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考古工作的主要区域在“大北城”所在的城区,重要成果包括大北城内两座城址的发现与认定：赵王城南郊防御壕沟系统的发展;赵王陵2号陵附葬车马坑的发现等,使邯郸故城的研究也进入新阶段。     

北京市房山区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

北京市房山区的夏商周时期遗存集中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80年代的三次文物调查工作中。琉璃河遗址发现了西周燕国的都城遗址、居住址,以及贵族及贫民墓群,墓葬中出土器物的铭文证实了该地是西周燕国的封地所在。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使北京地区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渐趋清晰。窦店城址的调查和试掘,了解了城址的平面形状、城墙残存情况、筑城方式和城的维修及使用情况等。丁家洼遗址是北京首次发现的春秋时期居址。南正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陶器的谱系编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房山区现已发现的夏商周遗存在北京域内的夏商周遗存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北魏国都平城和洛阳城的对比研究

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北魏国都平城和洛阳城的城址、佛教寺院、石窟寺、帝陵和贵族官吏墓葬的建造形制等,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对比,清楚地表明两个城址的共性和差异性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加深了对两个北魏国都的城址建设面貌、佛教文化和墓葬文化的认识。同时透过这些可以看出,两座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国际化都会的出现,始终是和开明政治家的改革、民族的大融合和接受世界先进文化分不开的。     

地理环境与中国最早城址的选择——以郑州仰韶西山古城为例简

郑州西山古城遗址是目前考古发现仰韶时代中原地区最早的古城遗址。西山古城对研究中国中原地区古代早期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中原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为西山古城的城址选择提供了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西山古城的选址遵循了位于抬升地区最东部边缘的台地、大河三级支流的上游地势较高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域中心等几点原则,西山古城的选址是具有科学性切合地理条件的。     

熊岳城温泉遗址的早期考古调查与研究——以泽田四郎作的著述为中心

熊岳温泉遗址位于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市熊岳镇东南、陈屯乡和平村西北处温泉村，熊岳河北岸台地之上，为东北地区一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战国至秦汉时期城址。1942—1944年，泽田四郎作对温泉遗址进行了首次科学考古调查和研究。他详细调查了温泉遗址一带的地理环境、遗迹与遗物分布现状，收集了一批珍贵的战国秦汉时期遗物，全面记录了温泉遗址的文化面貌，同时参考同时期鸟居龙藏、稻叶岩吉等日本学人著作，对温泉遗址的年代及性质提出了重要观点。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考古

半个多世纪以来三国至隋唐时期考古工作在城址、墓葬、手业以及中外文化交通等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 ,给我们提供了历史阶段性变化的物化证据 ,其焦点集中在如何通过对周礼古制的尊崇与模仿进行皇权的正朔建设。     

地理环境与中国最早城址的选择——以郑州仰韶西山古城为例

郑州西山古城遗址是目前考古发现仰韶时代中原地区最早的古城遗址。西山古城对研究中国中原地区古代早期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中原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为西山古城的城址选择提供了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西山古城的选址遵循了位于抬升地区最东部边缘的台地、大河三级支流的上游地势较高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域中心等几点原则,西山古城的选址是具有科学性切合地理条件的。     

从考古资料看淮安在大运河历史上的地位及作用

为配合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淮安市博物馆近几年来在运河淮安段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一大批遗存如顺黄坝遗址、天妃坝遗址、天妃闸遗址、古码头、古涵闸、古寺庙、古城址、古建筑等,相继被发现。这些遗存种类丰富、功能各异,构成一个结构完备的水利水运工程体系,在古代防洪排涝、济运保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凸显了淮安在中国大运河历史上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西汉酒泉郡池头、绥弥、乾齐三县城址考

西汉酒泉郡池头、绥弥、乾齐三县城址考李并成《汉书·地理志》载，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开，领县九：禄福、表是、乐涫、天、玉门、会水、池头、绥弥、乾齐、笔者曾运用文献和考古资料，并经几次实地踏查，对这九县中六县的城址做了考证，结果如下：禄...     

河南安阳新发现商代城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豫北重镇──安阳的西北郊新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城址。该城址位于著名的安阳殷墟遗址的东北外缘，深埋于现今地表２．５米以下。城的平面呈方形，城墙现残存了部分基槽，宽度９米左右。据钻探，城址四面城墙的长度都在 ２０００米以上，城的总面积超过 ４００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有墙的商代都城遗址。城内有丰富的文化堆积，清理出房基、水井、灰坑、墓葬等。根据目前所掌握城内主要文化遗存的年代，可初步判断该城址的修建和使用的年代早于商王武丁时期而晚于郑州南城。 日前，考古…     

黄河水患与历代睢县城址的变迁

明清以来黄河频繁决溢。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得许多城市的地址不得不做迁移。本文利用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对睢州古城、旧城与新城的变迁作了系统考察,分析了黄河水患对雎县城址的选择所造成的深刻影响。     

楚秦苍梧郡探析

里耶秦简记载苍梧郡,证实史料中存在的事实。通过对楚苍梧郡范围考古材料分析,湘江中下游及耒水区域是楚苍梧郡核心区域。秦朝继承楚苍梧郡的区划范围,又在南部交界地带设置众多的城址,带有很强的军事功能,仅有少量的被这些军事城址拱卫的中心城,分别有郴县、耒阳、酃县等。秦苍梧郡中郴县、耒阳、酃县有可能为临时的战时机构所在地,起到防卫后方基地安全的作用。     

简论南京石头城的四个问题

作为南京文化地标的石头城,其墙垣是迄今所知唯一大部尚存地表的六朝城址。石头城前身是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金陵邑城,至孙吴得以大规模扩建,其城池经东晋、南朝,一直延续至唐代末年。六朝时期的石头城是台城外围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城池,城内外有仓城、入汉楼、烽火楼、石头津等重要建筑。经过多年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石头城遗址的范围、城垣结构及大体轮廓已基本清晰。     

对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古地图中泠道、齕道、舂陵等城址的考证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发掘了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其中三号墓出土了帛绘古地图三幅,三幅地图所绘地域的主区均为湖南零陵地区南部六县今地域。学者们根据地图内容分别把它们命名为《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长沙国南部城邑图》、《长沙国南部驻军图》。通过对《地形图》的整理和修复,《文物》杂志于1975年2月号发表了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谭其骧先生的《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两篇文章。其后,《湖南考古辑刊》第二期又发表了湖南省博物馆周世荣先生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地形图古城址的调查》一文。三篇文章均对地图中绘记的八个县级居民地作了详略不等的考证。1986年至1987年,笔者在参加对这一地域的文物普查时,通过田野调查,觉得上述三文的考证与现在城址在地址、地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