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机抒情赋中的自我形象

陆机的抒情赋成就较高。通过抒发自己对故国、故乡、家族、亲人以及自身的真实情感,陆机在作品中塑造出一个在现实中徘徊挣扎的文人形象。这个形象既有敏感脆弱、情感丰富、高傲自负的一面,又有坚忍不拔、深藏压抑、自卑妥协的一面。从广义上来讲,这个文人形象既可以是陆机,也可以是西晋时期整个文人群体的现实写照。     

从陆机诗赋论看其诗学赋学思想价值－兼论诗赋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与方法

反思20世纪重诗轻赋或诗、赋混同的固有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以客观、准确地认识陆机诗论与赋论二者的辩证关系为探讨问题的根本前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陆机分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在曹丕并论“诗赋欲丽”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既是太康诗、赋革新的理论宣言，也是太康诗、赋文体观念进步的重要标志。陆机在中国谠史上第一次揭示诗歌在文学众体中“缘情”功能最为突出，追求“绮靡”的诗学思想，开避了太康诗歌“缘情”新时代；在中国赋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赋以“体物”为本，特重“浏亮”的赋学思想，从理论上正式宣告了汉大赋时代的终结，开辟了太康赋理论与创作的新时代。陆机诗、赋论都具有重要价值，不当厚此薄彼。朱自清先生并重陆机诗赋论的相关论述，也有待拓展、完善。     

由班彪《北征赋》看《昭明文选》中纪行赋的抒情方式

抒情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和特色,抒情需要借助一定的方式,以实现情感的对象化、物质化.随着文学形态由四言诗、骚体到赋体的变化,结构诗文的抒情方式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在这一抒情方式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纪行赋抒情方式的多样性及其创造性值得注意.本文主要以<北征赋>为例,从情以景观、情以事观、情以理观三个方面考察之.     

曹丕以诗写赋论略

曹丕赋制式短小，篇幅上与诗接近。语言总体上看浅显晓畅、明白如话，与他诗歌的语言近似他的赋从取材上看也有与其诗歌相通之处，多写旅行游览、感离恋别、登览宴饮等。曹丕赋抒发的感情缅邈、细腻，与其诗歌抒情风格一致；曹丕赋中还常出现一些他在诗中惯用的物象。     

论西汉抒情赋

西汉赋大都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关注内心、抒发情感的。西汉抒情赋的变化、发展受赋家们心态变化的影响,而赋家们的心态又随社会现实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贾谊、东方朔、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正是反映这一变化的重要人物并有赋作体现。     

论西汉抒情赋

西汉赋大都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关注内心、抒发情感的。西汉抒情赋的变化、发展受赋家们心态变化的影响,而赋家们的心态又随社会现实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贾谊、东方朔、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正是反映这一变化的重要人物并有赋作体现。     

汉代的骚体赋对楚骚情感的认同

汉代的骚体赋浸润着汉人对楚辞的评价和情感,是汉人接受和传播楚骚的艺术结晶。这些作品所抒之情感、所采用之抒情方式均可见其向楚骚情感的回归,这种情感的认同成为其文体的重要因素。     

论沈约的散文创作

沈约不仅负有“一代辞宗”之盛名,且在散文创作上也有很高成就。他的史论文无论是谈文学,还是谈政治、谈经济,见解往往新颖、深刻;他的书牍文写得情文并茂,极富感染力;他的杂文意蕴丰富,形式灵活,很有特色;他的赋则受其诗“四声八病”的影响,讲究声韵格律,形成了所谓“骈赋”。     

论陆机的拟古乐府诗

陆机的拟古乐府诗虽在诗歌内容上受到乐府旧题的限定,但在诗歌艺术形式上表现出自觉的创新意识,这就是引赋入乐府,在传统乐府诗的内容形式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诗艺原则,即增加乐府诗的状物功能,使诗人可以更自由地逞弄文才辞采,从而进入相对自由的创作状态;同时,出于对诗中景物描写位置的刻意安排,某些作品已表现出规整的诗歌结构形态。这对宋齐以后的诗风及律体诗的产生都深有影响     

论汉代述志抒情赋中士人的情感流变

汉代士人创作了大量的述志抒情赋,这些赋作较好地表达了他们其时真实的内心情感。纵观这些作品,从西汉贾谊的愤激而无出路,到东汉张衡的归田而求淡泊,可以清晰地看出,汉代士人的情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流变。在这种情感变化过程中,儒家的出世精神和道家的归隐意识始终徘徊于士人们的脑海中,而且,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     

陆机太康事迹考

本文通过排比大量典籍文献,认真考证陆机在太康年间的事变,得出一些与目前通行观点不同的结论：陆机在太康元年被徒往寿阳,而非洛阳;太康五年陆机初次入洛;太康十年陆机仍在故乡,并未入洛求仕。     

东汉抒情赋的悲情背景

东汉王朝曾一度中兴,但随后的政治形势更趋黑暗,士人生于其间,往往无能为力,有志不得施展,因此,在其作品中感慨命运的悲惨屡见不鲜。具有悲情色彩的抒情赋在东汉兴起,更可见士人遭际与时代的紧密相连。     

徐志摩诗歌与陆机文论的契合

徐志摩的诗作情动于衷,词采华妙,风骨毕现,恰如陆机在《文赋》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而又不乏“质理”。这种貌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契合,极大地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意识与潜意识之中的渗透。     

武功、武学、武道——论港台武侠小说“武”之流变

“武”作为武侠小说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始终伴随着港台武侠小说的发展,成为武侠小说家塑造江湖世界、吸引读者眼球的手段,而“武”的描写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历了武功、武学、武道的演变过程。     

论汉代试赋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西汉政府便开始以辞赋取士,但大规模以辞赋取士现象却出现于东汉后期灵帝时期。灵帝时期以书画、辞赋等大规模取士的鸿都门学,是非定期性的,亦是无遴选性的,故鸿都门学以辞赋取士是非制度性的。但对后期科举以赋取士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视为后代诗赋取士制度的滥觞。汉代试赋对汉赋创作的影响,是一个由刺激创作消费到阻碍创作消费的过程。     

论傅雷的德育观

《傅雷家书》中体现的傅雷德育观集中于他对德育地位、目的、任务、原则以及方式的主张。他认为,“做人第一”,德育应放在教育的首位;德育的目的在于“鼓励孩子培养自己”成为“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人才,“以便对社会对人类有所贡献”;德育的任务应包括:进行人生观和马列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优良道德传统教育、道德行为习惯训练、道德情感培养和提高自我教育能力;德育应贯彻“及早教育”、“严格要求”、“联系社会生活”、“及时反馈”和“以身作则”的原则;熏陶是德育的最佳方式。     

论夏完淳的《大哀赋》 --以庾信的《哀江南赋》为比较对象

《大哀赋》是夏完淳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系摹拟庾信的《哀江南赋》而成。《大哀赋》所建构的英雄人格体现了向上一路的审美理想，与《哀江南赋》的贰臣人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大哀赋》艺术上还显得有些“嫩气”，达不到《哀江南赋》“老成”的境界。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

由一系列的考证可知,“辞”“、赋”在上古都有特殊的涵义。前者指假物取类、长于修饰的文饰之语,后者指“不歌而诵”或“不歌而诵”的诗“。辞赋”的得名正是以此为基础的。不了解“辞”“、赋”的特殊涵义,对扬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划分就不可能有一个透辟的认识。     

论《文选》音乐赋

《文选》音乐赋在表现音乐时，隐含了赋家儒道兼有的音乐思想。一方面，赋家受儒家礼乐观的影响和压制；另一方面，他们要抒发自己不同于儒家礼乐观的对艺术、人生的感悟。赋家对传统儒家观念的突破，体现在《文选》诸篇音乐赋中是双层面的。无论是音乐还是文学，都具有人性解放的倾向。     

对傅斯年学术识见的思考

傅斯年的学术识见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方法、史观、研究者素质等方面,这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