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孔子传人”与“非孔子全体”——康有为论宋明理学的两重性

康有为早年对宋明理学极为推崇,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以宋明理学为教学内容。后来,他极力排斥宋明理学,将之视为复原孔教的第一阶段。康有为的做法体现了他对待宋明理学的矛盾心态,既认定宋明理学是孔子后学,又强调其并非孔子嫡传。这除了因为宋明理学受老学、墨学或佛学的影响之外,还因为其与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复杂关系。在他看来,宋明理学虽然出于孔子,却并＂非孔子全体＂,属于另一种学问。     

论孔子与“权”

“权”的思想是孔子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权”包括3个方面：维护周礼之“权”，解决矛盾之“权”，人生哲学之“权”。“权”的思想是孔辩证法的最高成就。     

“反经合道”为“权”的再诠释

"权"是儒家非常核心性的实践概念。汉儒对"权"的理解以"反经合道"为基本方向,以"春秋决狱"为典型形态;而程朱思想对汉儒"反经合道"具有一个重要误解,汉儒"反经合道"之"反"有着"类推""回归"之义,而宋儒仅仅理解为"违反",并以此为由批评汉儒之"权"流于权谋。这个误解背后的实质是宋儒以形而上学立场消解了汉儒强烈的伦理与政治实践意义。     

儒学“内圣外王”到心性之学的转变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孔子把“外王”看作是“内圣”的必然归宿,孟子虽亦承认内在是外在的前提条件,但他已经把“内圣”和“外王”作为人生的终极理想摆在均衡的地位;到了宋明理学,则明显地蜕变为“内圣之道”的心性之学     

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及其原因

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具有多个维度和复杂原因,这一点从他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中直观体现出来。康有为彰显董仲舒与孟子、荀子的关系,尤为强调董仲舒的思想源于荀子,并在这个前提下声称董仲舒的思想超越了孟子和荀子,成为孔子之后一人。与此同时,康有为拉近董仲舒与孔子亲授弟子之间的关系,断言董仲舒的思想源于孔子亲授弟子。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目的是提升董仲舒在孔子后学中的地位,借助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自己的孔学观。     

试论孔孟孝道体现的"经"与"权"

孝是儒家重要的伦理道德,而经权观是儒家重要的方法论.孔孟皆重孝,二者孝又各有所长. 总体来说,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孔子的孝更多的是循规蹈矩,符合礼制的孝,也就是说,孔子的孝偏于执经;而孟子在发展孝道的同时,结合社会现状和具体事例,对孝的遵循古礼的同时,有着因时因事权变的色彩,可以说,孟子的孝是守经达权的孝.     

论孔孟“德治”和“仁政”的政治思想

孔孟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德治”、“仁政”，其目标是实现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王道”治理境界。其基本特征是重德轻刑，把仁爱思想(精神)用于政治领域，将道德政治化或政治道德化。孔孟重德、重民、惠民、教民、选贤任能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有局限性，但它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对于当今当政者执政治国来说也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孔子与董仲舒的“和谐”观比较

孔子的“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等命题都涉及了“和谐”的思想。“中庸”也是和谐思想的论述。孔子的和谐是各方面因素的对立统一,它不强调同一也不强调走向极端,是不偏不倚。汉代董仲舒在孔子“中庸”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他的“天人舍一”的“和谐”说。董仲舒的“和”已经失去了孔子原有的精义,他偏于强调“天”的至高无上,其在本质上已经背离了调和用中的体系,造成了自汉以降的同一性和压制性思想的盛行,失却了真正的中庸和谐之道。在现代的境遇下,和谐应当在不偏不倚的基础上强调变化发展,积极创造新事物。     

孔子“利他”思想的哲学诠释

布伯的"我—你"思想把他人、他物看作是与自己同样独立、自由的主体。这是一种以仁爱相待、互为主体的思想,其中蕴涵着对"利他"思想的独特见解。孔子的"利他"思想正是"我—你"关系的体现,"仁"的实质就是"我—你"关系,"忠恕之道"是"我—你"关系的实践,它超越"人"与"己"的对立和利益的冲突,实现人与人的情感交融。     

关于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

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先秦思想史上重要的学术公案。学者大多注意到了儒墨相互否定与排拒的一面,但对在批评中接受对方的另一面则关注较少。事实上,墨子学于儒家,所以"非儒"才能切中要害。墨子若学儒不深,则其非儒则无力,影响也难以超越儒家。孟子的"辟墨"更是如此。他要首先深入墨家思想,然后才能作出深刻的批判。他接受了墨家的天的至善性,把天与人贯通起来,否定了其外在的宗教意义;他批评墨子的兼爱是"无父",指出其实质是把亲人当路人,击中了墨家兼爱思想的要害,大大丰富了仁爱思想的内涵;他在对抗墨子的"非乐"思想中,大力倡导"与民同乐",使"乐"成为君民共享的社会财富;他在批判墨子"非命"思想的同时,以"浩然之气"的大丈夫风范,积极倡行儒家学说,并以"与时俱变"的姿态超越了墨子。孟子的辟墨表现出否定和接受、排拒和融合、对抗和超越相统一的特征。结果,墨学精华尽入于儒;此后,墨家再无反击之力。     

孔孟的“重商”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

反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归咎于孔子和孟子是为公正的,拨开历史米雾,可以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开创了“重农抑商”的局面。这个传统之所以源远流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地主阶段土地私有制。     

刍议清代服饰色彩审美观中的“经”与“权”

以清代服饰色彩的面貌与变化特征为研究对象,着力从"经"与"权"的逻辑角度探讨其审美观的发展主线。将清代服饰色彩审美观的"经"与"权"概括为承袭礼制、顺应禁忌与因时制宜、打破禁忌。这两条主线("经"与"权")促进清代服饰色彩审美观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及"螺旋式的上升",借此理清清代服饰色彩审美观的流变脉络。     

回归与重构：传统中国家庭教育惩戒权的历史考察

提自古以来,我国明确规定家庭教育惩戒权,家长可以通过行使惩戒权来有效教育管理家庭中成员,从而充分发挥家庭在社会秩序协调中的重要作用。文章意图通过梳理传统中国家庭教育惩戒权的历史演变,解读其内在的规律及其存在的价值,重构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适应社会发展的家庭教育惩戒权制度。     

在“经”与“权”之间——学校德育课程内容的社会学分析

当下的德育内容“厚经薄权”使得德育模式不能承受如此之重。,在主体性德育模式中．德育内容“假”框架限制主体;在活动德育模式中,德育内容“大”主题阉割活动：在“学会关心”德育模式中,德育内容“空”结构扼杀关心．。德育内容本身的理论偏差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掺杂着太多的理想主义痕迹。“教育就是社会化”的命题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修正德育内容表述的偏颇之处。在一定意义上,教会学生社会化就是教学生学会选择。未来的德育内容需围绕幸福教育和社会平等教育两个方面来建构。     

孔子与孟子“仁”的思想比较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和孟子对“仁”都做了深入的论述,比较他们对“仁”的不同主张和见解,对深入理解和发扬“仁”的精神有重要的意义.     

孟子“不动心”诠释

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首次提出了系统的人性理论,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以其道德哲学的核心内容＂性善＂,建构了一个仁政的学说。＂道性善＂是孟子哲学的中心思想,＂称尧舜＂则是孟子＂仁政＂学说的证明,两者构成了孟子哲学思想体系的两大重要部分。＂性善论＂与＂仁政＂学说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不动心＂即是衔接二者的枢纽。     

荀子性朴论新诠——以“性朴”与“性璞”的区分为视角

学界关于荀子人性论的研究,当前多集中于性朴还是性恶的区分上,其实首先厘清"朴"字的含义显得更为重要。由于当代一些性朴论者常有意无意将"朴"混同于"璞",因此有必要作一区分。朴与璞是不同的,玉在璞中,寓意人性中本有善质;朴为雕饰之前木头的原初状态,寓意人性需经礼义的修饰而变善。前者之善来自于内在的善质,是孟子、董仲舒人性论的思路,可称为性璞论。而后者之善来自于外在的礼义,才是荀子人性论的模式,可称为性朴论。性朴即性恶,因为朴作为一种有待改进的原初状态,本身即含有粗恶、恶劣的意思。这两种人性论模式体现了孟学和荀学的本质区别,并对儒家思想的历史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考异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语出自《孟子·梁惠王上》,自古至今对其的理解和解释都有所差异,笔者结合历史资料与各家之说,认为这句话最合理的解释是孔子在批判使用俑殉葬的人,应当解释为"第一个使用俑来殉葬的人,应当会灭绝子孙吧!"体现了孔子对人生命的尊重。     

简论太极拳与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的关系

在中国文化的特有背景下,产生了以中国传统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太极拳。从太极哲学到太极拳术,古代的习武者通过练习太极拳来表达自己对传统哲学的理解,同时也将中国武术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孟子“亚圣”地位确立的历史原因

孟子先祖孟孙氏家族与孔子渊源深厚,而孟子本人又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故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尊之为＂圣人＂,一再表明＂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的心迹。由于孟子的行迹、际遇、学行志趣多与孔子相近,因此,自汉儒开始,便以孔、孟并称,视孟子为孔子衣钵的传人,孟子的＂亚圣＂地位也逐渐获得了官方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