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春秋》学的理学诠释——兼谈宋代《春秋》学的理学化趋势

程颐是理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核心人物,其所阐发的理学思想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程颐的理学与<春秋>学,则是在经世致用的价值观指导之下,以"理"穷经,重在以己意阐发<春秋>义理,并以理学纲常条贯<春秋>伦理,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取向.在其影响下,宋代<春秋>学的理学化趋势非常明显.     

理学与宋代巴蜀《春秋》学

宋代理学兴起,对各区域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春秋》学领域中,理学《春秋》学对巴蜀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宋初三先生中,孙复、石介的《春秋》学已被弟子传入蜀中,周敦颐、二程入蜀又使其《春秋》学在巴蜀传播开来。到南宋时期,理学《春秋》学已控制巴蜀《春秋》学的大局。现存南宋巴蜀《春秋》学著作,如李石、李明复、魏了翁、程公说、赵鹏飞、家铉翁的《春秋》学著作,均宗主理学。理学对巴蜀《春秋》学的贡献不言而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宋代《春秋》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宋代《春秋》学评价特点有三：一是从数量上客观反映了有宋一代《春秋》学的繁荣程度；二是在辨伪考辨中体现了乾嘉学术征实、持论正大的特点；三是通过对宋代《春秋》学的评骘体现了乾嘉学者汉宋兼采的学术动向。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惠栋的《春秋》学研究

惠栋本着尊汉求古、实事求是的治经宗旨,以校字通经为基本方法,以尚礼为治经取向。惠栋的治经取向与研究方法,在方向上确定了清代《春秋》学尊汉征实之风气;在方法上确定了校字通经之法则;在训诂体式上促进了新疏的产生。惠栋的《春秋》学研究亦存在不少缺失,然而,瑕不掩瑜,其在清代《春秋》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

孙复以道统承续辨王霸,适度肯定霸主的功业,但对后继之宋儒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王安石承接孟子开启了以＂心性＂论王霸之肇端;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沿袭了这一诠释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发为义利和名位之辨。透视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宋代《春秋》学于王、霸抉择上,大致本于孟子,偏向以内圣工夫为主要考量,这大致本于孟子,所以王道对其而言,正是一种＂境界＂论述。     

春秋学千年误区

春秋学从董促舒“公羊学”盛行后便陷入了误区。本文探索两千年来形成的误区，正期本，溯其源，以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共同探讨。     

苏辙《春秋集解》浅论

苏辙《春秋集解》依据《左传》,以史事为基础,而参以公羊、穀梁、啖助、赵匡、陆淳诸家之说,在舍传求经的学术风气中独树一帜。在注解《春秋》上,苏辙以例解经,以礼为断,简洁平实,主以人情,尤得《春秋》之旨,对后来的《春秋》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春秋》大义

《春秋》为六经之一,解释《春秋》的有《公羊传》《糓梁传》《左氏传》等,各派学者公认《春秋》有"大义"存于其间。笔者汇总前人意见,归纳为四条:一是天下公平原则,主要表现在国家官吏要选用贤能,人们之间要讲究信用,相互和睦;二是以天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诸侯必须尊重天子;三是诸侯国之间要以仁爱之道相处,反对相互欺诈和侵伐;四是在文化认同上,站在自身所处的华夏文明的立场上,以之为内,以四裔文明为外,先内而后外。     

《春秋》学对陆游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

爱国主义是贯穿了陆游一生的主导思想,其形成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的原因.当时春秋经学的兴盛为仁人志士的爱国思想和行动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持,为陆游爱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从陆游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学渊源和自身认可等多角度都可以看出春秋学与陆游有着密切联系,《春秋》学的影响在陆游的诗文中亦有鲜明的表现.     

春秋“无神论”辨

整个春秋时期,从贵族统治者到一般士庶,仍然虔诚地相信鬼神和天命,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无神论思想,也不存在无神论思想家,即使被认为是先进思想家的子产、季梁等,其实并没有否定鬼神,也没有否认天命。怀疑天命和鬼神的思想是存在,但这种思想早在商朝时期就屡见不鲜,并非春秋时期发生的思想上的突变,也不具有无神论的意义。     

宋朝君臣和亲观述论

宋朝关于和亲的议论较多,却无和亲实例。宋朝君臣对于和亲的评论和反思,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和亲观。宋辽之间就和亲的外交谈判,充分体现了宋朝对和亲问题的认知程度。北宋拒绝辽和西夏的求亲,除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之外,辽和西夏的民族意识增强也是重要原因。     

论断代宋史的著述--以《宋代史》为考察中心

自宋迄今千年断代宋史的著述历程,尤其最近出版的《宋代史》为今天的宋史著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应以宽阔的历史视野,内涵而不是外延地构建断代宋史的结构体系;有机而不是机械地吸收已有相关成果,强化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传统史学质直朴实的基础上形成崭新的史学语言,并挖掘断代史的学术和社会的功用,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论《东都事略》的价值

南宋史家王称著《东都事略》是第一部系统总结北宋一代历史的著作，又是一家独断之学；既是本朝人记本朝事的当代史，又是灵活运用纪传体的典范。它在史学上的地位与价值在今天也是应当给予肯定的。他着眼于社会与现实而研究史学之路，是足以引起我们认真对待和思考的。     

宋代杂议制度述略

杂议制度是宋代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制度。国家政治生活中所涉及的军事、礼仪、行政、司法、财政、外交等各方面的疑难问题,往往都可以通过杂议来解决。这种制度有利于统治者制订出比较正确的统治政策,调和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杂议类似于一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集中制”。杂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宋代官僚政治的进一步成熟。     

北宋《春秋》学的内在理路及历史价值

北宋<春秋>学于庆历年间发生了突变.诸儒在经学变古思潮的推动下,揭橥<春秋>学尊王主旨,尊经贬传,会通三传,以己意解经,注重阐发经书中的义理.北宋<春秋>学正是在这种经学风气中树立了经世观念,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取向.宋儒亦于这一理论探索过程中培养出敢于批判、善于思辨、独立自主的学风,促进了宋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另外,经学与义理之学的融合,使得<春秋>学与理学相互依存,共同担负起了封建政治下"体用之学"的重任.     

试析宋代诗论对《春秋》义法的吸纳——以杨万里、张戒为考察中心

杨万里、张戒等宋代诗家会通诗学与《春秋》,发现二者不但社会功用相通,而且纪事之妙相类,于是吸纳《春秋》义法以论诗。他们既融会《春秋》的"义"以凸显诗的社会功用("为世鉴戒"),又借鉴《春秋》的"法"以强调诗的艺术特质("深微蕴藉"、"文约意长"、"婉雅合礼"、"具文见意"),从而在江西诗派风靡一时、理学家诗论影响日增的时代,起到了一定的补偏救弊的作用。同时,以杨万里、张戒为代表的宋代诗家吸纳《春秋》义法论诗,不仅坚守住了儒家诗论的"言志"传统和诗教取向,而且也在体悟"《诗》与《春秋》纪事之妙"的基础上推进了对诗歌审美特性的探求,既有益当世,又泽被后学。     

孔凡礼与宋代文学研究

孔凡礼先生以陆游研究为治学的突破口,浸淫于宋代文学研究之中,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根本。《苏轼诗集》、《苏轼文集》的点校,《三苏年谱》的编撰,硕果累累。他正向着宋代文史研究的全方位推进。     

从吏治腐败看宋朝治吏之弊

宋朝吏治腐败十分严重,几达触目惊心的地步.造成胥吏腐败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是胥吏自身素质不高导致,也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多元化冲击以及法律不健全、官僚体制弊端有关.胥吏腐败危害极大,不仅破坏经济发展,扰乱社会秩序,而且加剧了宋朝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对此,本文试图在以前学者论述的基础上,从体制、法律、文化等角度对宋朝治吏之弊作初浅梳理.     

略述宋代的禁书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但这并没有使统治阶级放松对违禁书籍的审查和限禁,而是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对禁书的查禁范围和打击力度,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尽管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但在总体上对规范宋代图书市场,净化民情风俗和学术、教育环境,进而加强宋朝统治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