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中发现和发展政治科学——兼评从“人类学的田野”到“田野政治学”

作为方法论的“人类学的田野”,为人类学从古典转向现代、从思辨走向科学奠定了基础、敞开了大门,形成了具有社会功能作用的“文化科学”。“田野”从与民族志撰写结为“姻亲”时起,就受到不同类型政府的支持甚至资助,“文化科学”的直接结果具有供给政府部门决策之公共功能,这是“田野”致力于政策科学的内在本能驱动之结果。一方面,在人类学领域,“田野”调查的社会公共性激活了“公共人类学”“人民的人类学”等的政治禀赋;另一方面,在政治学领域,“田野政治学”回应了政治学科学化第四次浪潮发展的时代需要,提供了解决“有政治无政治学”的中国方案。     

重返民族志: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情境教学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但在教学中却很难做到化复杂抽象为浅显易懂。仅通过教材的学习,初学者很难体验田野调查方法的奥妙,并获得不同方法在田野中的操作经验。文章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教学应重返方法产生、形成、发展和实际运用的民族志情境中,将民族志中的典型案例与教材内容相融合,通过情境教学改革将课程内容化难为易、化生为熟。     

根敦群培《智游列国漫记》研究

藏族近代人文主义思想家根敦群培在诸多学科领域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其中在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思想及民族志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在其《智游列国漫记》中以人类学家的调查方法及研究敏锐度,对处于殖民地时代的印度及南亚诸国文化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不但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民族志,而且提供了许多独特的田野调查方法。本文对《智游列国漫记》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思路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液态存在的“田野”——对实证主义田野工作方法论的反思

教育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其方法论的研讨总体上受制于人类学方法论,因此,经常回到人类学方法论中去汲取养分,是发展教育人类学方法论的基本路径。此研究借鉴和发展了叙事民族志写作者在文本写作中对自我进行呈现和分析的做法,对实证主义田野工作方法论进行了反思,并通过对真实经历的田野过程的归纳和反思来说明,在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过程,即田野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田野工作者"自我"与"田野"的相互作用———作者主张将这种"真实的田野工作"概括为一种"液态"的存在,并通过对田野工作的三个层面对该观点进行论述———人类学研究者需要正视和反思这种相互作用,并且在承认这种相互作用的存在下持续地发展田野工作方法论。     

一部推动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开拓性教材——《教育人类学通论》评述

<正>《教育人类学通论》(滕星主编,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将国际教育人类学知识与中国的本土教育实践有机整合,通过对西方译著的引介,拓宽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术视野,并为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所借鉴,既包含系统科学的理论阐释,又涵括指导意义的实践方法与鲜活的田野民族志,是一部推动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长足发展之作,被誉为“中国教育人类学领域的一项开拓性成果”。[1]教育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是由教育学和人类学相互     

民族志方法的现代性转换及其实践意蕴

民族志方法在现代社会实现自觉转型,是以人类学发展和现代性诉求的内在耦合为前提的。这种耦合最根本地体现在民族志方法的价值理念建构上,完成了从一元到多元、理论到实践、西方中心到人性普同的转化,并通过民族志作者思想理念的深处变革而延伸到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实践领域,由此奠定了此后民族志书写的当代模型和价值风范。而民族志方法的现代性转换,不仅揭开了现代民族志发展的大幕,也使人类学学科焕发了新的生机。     

浅析人类学田野工作伦理的建构

在人类学学科发展历史中,居于学科核心地位的田野调查,虽然为我们了解异文化提供了很好的窗口,但早期殖民主义的＂合作＂关系给被研究者带来无尽的伤害。为科学的永续发展和对他者切实利益的保护,田野伦理的建构势在必行。田野伦理的构建应加强人类学学习过程及田野伦理调查中的伦理观教育,使其逐步成为人类学的重要学科规范,并将田野伦理作为人类学者的考察要素之一,同时严格民族志作品出版时的审核制度,保护被调查者的利益。     

侗族传统民居象征人类学个案研究的田野调查经验总结简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者开展研究的一件“利器”,也是获取民族志资料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且每一次田野调查都是针对不同对象范畴和文化情境作出的适应性策略,因此它对后来者都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以一项针对侗族传统民居象征人类学个案研究的田野调查经历为分析对象,详细阐述了调查的准备、方案设计与实施过程,以及作者对本次调查的深刻心路历程.     

国外教育民族志研究的新动态——以英国《民族志与教育》(2006—2015)为中心

当下教育民族志作为教育人类学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正顺时应势地发生变化.基于英国 《民族志与教育》 期刊所载相关文献的分析,研究拟从研究者田野点的进入及与研究对象关系的建立 、 田野工作中研究策略及技术手段的使用和研究结果的呈现及应用三方面着手阐述,窥见该研究方法的最新动态.     

理解图景中的“他者”——海外教育人类学作品导读概述

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是教育与文化。少数民族教育和文化一直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之一,而今越来越多的民族志作品也将教师、学生、教育政策等主流教育问题写入了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而在此方面的学术贡献,彰显了教育人类学的学科优势和解释日常世界的魅力。     

民族志田野调查的视角态度——以《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为例

民族志田野调查文本,只能是调查者从自己的视角跨文化描述他者的修辞叙事。因为研究者都有视角态度,视角态度具有价值判断。反思后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要求调查者"价值中立",然而,这只是一种希望。通过列举人类学家吴泽霖和社会学家陈国钧在《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中的调查文本,解读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多元视角态度。     

论田野民俗志

民俗志学说,是钟敬文教授倡建中国民俗学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田野民俗志的概念,以田野民俗志为一分支,同时建设它的另一分支文献民俗志,可以发展钟敬文的民俗志学说,壮大中国民俗学派。田野民俗志与民族志的关系,它自身的概念、性质、结构、功能,及其对建立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相邻近又相区别的民俗学理论的独立意义等,是构建田野民俗志必须探讨的几个重要问题。     

中国藏学人类学领域及其相关研究述评

国内在藏区的实地调查肇始于20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实地调查资料,总体上缺乏理论分析和对话,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但给日后的学术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20世纪80年代后,经过人类学训练的研究人员涉足藏区做田野调查,这一时期的报告撰写已体现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和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总体上,中国藏学人类学领域研究薄弱。     

旅游者隐喻：西方旅游人类学的认识论困境及其反思

西方旅游人类学发展至今已逾50年,但无论是在人类学领域还是旅游学领域,旅游人类学家都面临身份认同的尴尬与知识信度的危机。在人类学领域,田野调查中的(旅游)人类学家常常被误认为嬉皮士或旅游者,其旅游民族志与旅行游记雌雄莫辨。在旅游学领域,旅游人类学的解释主义理路因缺乏信度而受到实证主义者的诘难。这导致旅游人类学的知识生产陷入步履维艰的认识论困境,(旅游)人类学家既有与旅游者相混淆之虞,又要提防其学术文本沦为文学作品,而且一不小心还会卷进更大范围的质性与量化研究方式之争。表面上,这种困境部分地来自主流人类学的表述"原罪",以及旅游的娱冶性,但本质上却源于特定认识方式关于他者和文化接触的知识信度问题。质性的解释主义范式认识论困境是普遍现象,它在主流人类学表现为反思人类学浪潮,在旅游学表现为对民族志知识与旅游真相之间关系的质疑。因此,对主流人类学而言,现代旅游现象可能是其反思经验与田野调查方法得以应用与深化的实验场之一。     

教育民族志方法的探讨

研究者将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运用到教育研究中,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直接、便捷和真实地反映研究者的研究路径和在与被研究者互动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完成定向理论分析,这一过程称教育民族志。教育民族志是一种整体性的描述,这种方法的运用可以拓宽对教育现象的观察视角、丰富研究内容,特别是对于挖掘隐藏在教育现象背后的许多不可视的和不可量化的因素有独特的贡献。近年学者们在教育领域中运用这一方法时出现了一些概念的混淆、误解和误用,因此本文旨在探讨这种研究方法的来源、概念、原理及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使教育民族志研究的方法不断地得到完善和丰富。     

民族志棱镜中的美国医学院教育: 以《成为医生》为例

本文以康纳的民族志作品《成为医生》为主要参照案例,试图从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和解读美国医学院教育实践,并反思社会医学化语境中以生物医学范式为核心、以专业化和标准化为目标的培训体系对于日常诊疗实践的影响,进而探讨人类学田野洞见对于重构建人性化的医患关系的意义。     

感同身受:教育民族志方法的情感向度

教育民族志是把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应用于教育研究领域所形成和发展的术语,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通过比较分析两位作者的田野经历和反思,主张将研究者“感同身受”式的情感体验作为理解教育民族志的重要维度。具体而言,研究者的情感体验包括三个层面:日常性、讽刺性和生成性。即便都是研究“教育”问题,都以“学校”为田野地点,研究者也常常因遇到文化氛围迥异的学校而有极为不同的情感体验。研究者的这种情感体验和反思对于探究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及其价值意义系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人类学的视角看小说《暴风骤雨》

《暴风骤雨》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小说是在作家周立波深入尚志市元宝村半年多的基础之上写成的,具有非常高的真实性。小说中的人物和地点都是以元宝村以及周边乡镇的真实资料提炼而成的,作者角色以及文本创作过程与人类学者和人类学田野民族志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以人类学的角度来探讨《暴风骤雨》的创作过程和主要内容,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网络田野考察——网络传播学研究的新方法

目前的网络传播研究存在方法单一的问题.我们需要引进网络田野考察的方法进行网络传播学的研究.田野考察是一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人类学学者已经将此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分支--"网络人类学",这和网络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发生了交叉.因此,网络传播学今后可以利用网络田野考察的方法关注网络舆论等现实问题.     

做教育民族志:经历、困惑与反思

教育民族志是运用民族志的调查技术与方法研究文化传播,尤其是学校教育及其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者一种文本叙述形式。在取得田野调查收获的同时,也会产生语言、参与程度与角色转换、性别和年龄、田野调查技术、田野伦理道德与责任等方面的困惑。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当今民族志研究面临的挑战。有必要尝试一些新的收集和分析民族志资料的方法或途径,创新教育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展教育民族志研究范围,从而达到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民族教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