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寺院旅店业初探

唐代寺院旅店业兴盛,成为突出的社会经济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不仅与唐代佛教鼎盛而寺院经济的繁荣相关,也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员流动频繁、寺院旅游休闲、山林修学之风等因素相关。唐代寺院旅店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寺院经济的上升与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同时也强化了佛教的世俗化倾向。     

试论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

寺院地主经济的产生与佛教传入我国有关却并非同步，寺院财产的私有化和富有僧人的出现是寺院地主经济形成的标志。寺院地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寺院地主经济是添加了佛的风韵的封建地主经济。本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呈现出一种渐起大落的发展轨迹。     

明清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寺院经济探析

明清时期云南边地佛教兴盛,大理白族地区的汉地佛教寺院经济、中甸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经济、西双版纳地区的南传佛教寺院经济均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派的情况下,形成了不同类型、具有显著民族宗派特色的佛教寺院经济。直到今天,它还广泛、深刻地影响到云南少数民族佛教信徒的经济文化生活。     

论北朝寺院经济的资源配置

北朝是佛教寺院经济发展扩张时期,寺院在经济资源的配置方面显示了其积极自主的特点.在经济制度规则的约束下,无论是对于劳动力、土地以及资财等资源的获取,抑或是资源财富的经营活动,都表现出寺院经济发展的多种途径和方式.王权社会的国家暴力,依然对寺院经济有着强大的干预能力.研究北朝寺院经济的资源配置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北朝经济状况.     

20世纪中叶土默特地区寺院经济初探

20世纪中叶,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普遍陷入困境。各寺院耕地和牧场开垦殆尽,多数寺庙拥有数量不等的房产。经济来源单一,主要靠出租房产、地产所得收入维持生计,来自政府的和民间的布施收入越来越少。寺院佛殿僧舍破败,无力维修。世俗社会的侵夺和僧侣集团内部的盗卖,使寺院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     

寺院经济的发展与人间佛教的理念——以佛光山为例的研究

佛教不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宗教团体,更有僧团、寺院、慈善基金会等实体性组织以支撑其弘法事业的展开。现在被日益倡导的"人间佛教"理念,与寺院经济的发展之间可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是寺院经济的基础给予佛教走向人间给予物质支持,而佛教的改革、人间佛教的理念又极大地影响改变着现代寺院经济的形式与内容。在以最终提高福利为目的而非仅仅强调经济发展的商业社会中,寺院经济的存在有助于缓解各种矛盾,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禅林传统寺院经济及其现代启示

禅林寺院经济是以僧众集体所有为主,兼有某些公有、私有性质的特殊经济形式,其间保留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及与小农经济和现代社会不断相适应的鲜明特色。传统寺院经济在僧人不为寺产拖累,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努力回报社会,加强僧团建设和科学民主管理等方面对于现代寺院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兖州兴隆寺塔兴建及地宫供养佛舍利之寺院关系考

兖州市兴隆寺塔地宫出土的宋嘉祐八年＂安葬舍利＂碑文中提及了龙兴寺、精妙寺和重光寺三个寺名以及三十余个院名。这些寺、院之间是什么关系,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这涉及到该寺塔的修建究竟是一种基本上局限于宋代龙兴寺一所寺院及其分院的单独行为,还是一种较为广泛地动员和求得了当时兖州佛教界支持的教界集体行为以及部分施主支持的社会行为。经辨析考证,除了少数＂院＂为宋代兖州龙兴寺的下属＂分院＂外,绝大部分＂院＂应该是独立的佛教寺院,它们与龙兴寺之间并无隶属关系。规模宏大雄伟之宋代兖州龙兴寺塔,正是在宋代兖州各佛教寺院僧众以及诸多社会信众的助缘之下修建成功。     

从城市商业生活观宋代商品经济发展

宋代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高峰,这一方面因为其创立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政策,使得全国上下政令畅通,往来不禁;另一方面为适应经济发展而制定的灵活的经济政策也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昌盛。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已被广为研究,本文将试从宋代城市商业生活的细微之处入手,以此为契机考察宋代城市经济,并就宋代城市经济发展进行简单评价。     

宋代江南经济研究学术史回顾

宋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巨大。江南从唐后期以来,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宋代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成为中央政权的财政支柱。多年来有关宋代江南经济的研究已经出版了较多论著,以这些著作为研究对象,对宋代江南经济研究的学术史作了回顾和总结。     

古代日本寺院经济兴盛的原因探究

古代日本佛教寺院势力的上升是以政治地位的提高为前提条件,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并且两者相辅相成,随着佛教的影响而扩大,伴随着庄园制的发展而高涨的。本文着重探讨日本寺院经济在大化革新后到平安时期内发展、壮大的原由。     

试论宋代的度牒制度

宋代中国与前代相较,社会变化异常明显,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及其特性都呈现出新的特点。自南北朝以来由封建统治阶级扶植起来的寺院经济也在外部形式和经济内涵上与前代迥然不同,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度牒制度的变化上。度牒制度,大概南北朝时业已存在,但出家须领官家度牒有明文记载的却始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度牒制度的本来目的在于限制人民随意出家,以保证封建国家拥有足够的剥削对象。但是到了宋代前期,度牒仅是一纸单纯的身份证明文件,并无限制的用意。到了末代中     

须弥山石窟的凿造与固原社会经济

丝绸之路上的须弥山石窟从北魏开始凿造,历经西魏、北周,到唐朝时已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这样一座石窟寺院,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是建不成的.依据史料和地方志书的记载可知,须弥山石窟的凿造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宋代僧尼经商小议

寺院经济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寺院僧尼的经商活动又是寺院经济的组成部分.从佛教教义和人的趋利本性上认识僧尼经商这一现象,或许有助于我们更真实的了解寺院僧尼和客观的看待他们的经商行为.佛寺僧尼经商的历史由来已久.东汉末年的《理惑论》中有:“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绐,此乃世之伪,而佛道谓之无为耶”的记载,但这只是个别现象.东晋僧徒从事经济活动的范围已经很广.东晋释道恒《释驳论》记录了当时有些僧人“营求孜孜,无暂宁息.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执掌空谈,坐食百姓.”表明当时僧人从事农业、商业、手工业、占相、卜卦等等.这一情况一直延续至后世.隋唐以后,寺院本身就拥有果园、从林、手工作坊、店铺等.到宋代,寺院僧尼经商更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寺院僧尼经商更加普遍化.佛教寺院往往兼作重要交易场所,“东京大相国寺,乃     

论宋代僧尼的经商活动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根本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所表现的人性应当是人性的本质所在。本从现有史料入手,力图对宋代僧尼的经商行为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并通过这一历史现象来反映自然的人性和人性的自然,即通过经济行为探讨人性的一个侧面。力求真实地理解寺院僧尼和客观地看待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     

论宋代福建社会经济之商品化趋向

福建在宋代已成为全国经济先进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突出。农业之精耕细作与多种经营、手工业之发展与商品化经营、民众观念习俗之转变与海外贸易兴起,均反映了宋代福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商品化趋向。这一趋向又极大地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     

唐末至宋代的飞山蛮及其首领

飞山蛮是历史上对生活在今湖南西南以靖州飞山为中心的多种少数民族的称呼。五代至宋代,飞山蛮在湘西各民族社会生活中曾发挥重要作用。飞山蛮所在地区宋初已有地主经济、儒学教育和佛教寺院。飞山蛮首领多为杨姓,但清代以前的历史记录中并无杨再思。     

中古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管理问题

中古时期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寺院经济的不断发展是佛教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时期寺院组织管理者主要有上座、寺主和维那统领。僧官作为朝廷设立的官职,负责总领全国的寺院管理和佛教事务。寺院每年年初都要对财产进行审计,前后任交接更是如此。寺院的慈善事业属于寺院开支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是赈灾济贫和医病。正因如此,佛教寺院经济才得以不断发展。     

宋代出嫁女与本家的经济关系

宋代出嫁女与本家间有多种形式的经济交往,具体而言,可分为日常性经济交往与扶助性和收益性经济交往。后者又可分为救济性经济行为、互助性经济行为与收益性经济行为。多种形式的经济交往在家庭间产生了不同影响。总之,宋代出嫁女与本家间的经济关系并非如时人理想形态中那样冷淡疏远而是形式多样,比较普遍。     

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膨胀与"会昌废佛"

隋唐时期，佛教由于统治者携崇而盛行起来，佛教寺院经济也随之发展，它们不仅得到历代帝王的大肆封赏和达官贵人的施舍，而且通过经营一些高利贷等行业聚积了大量钱财。僧尼的奢侈生活吸引了大批好逸恶劳的逃避赋役者，不仅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严重影响，而且被地方割据势我利用，对政权的稳定、国家的统一也构成严重威胁。寺院经济的膨胀对唐政权的灭亡起到加速作用，同时，它也随着唐政权的灭亡而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