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农校校长张松生说:图书馆是办好学校的主要条件之一

我在湖南中等农业教育战线工作了三十二年,对学校图书馆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从我读书到工作的几十年,我感到图书馆确是传播文化科技的重要阵地,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这个“精神粮库”更为重要,同时我觉得学校图书馆也是衡量学校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办好学校几个主要条件是师资队伍、图仪设备(包括教材)、教学基地等,西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曾说过:“图书馆工作是一项重要工作,应该有个好的图书馆”。毛泽东同志也强调     

学习闯过采访关

我搞新闻报道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仍然为过不了“采访关”而常常头痛,读了一九八五年第五期《新闻知识》上发表的《小议采访》一文后,使我寻找到了过“采访关”的答案。以往,由于我没有采访经验,采访时不分工人、农民、军人、工程师……一律采取“提问”的采访方法,把被采访者叫到     

新闻是缘

新闻是缘,好多种缘。 1975年,当我18岁高中毕业,走进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大门时,实在是想成为一个作家。新闻工作可以接触各种生活,给了我这种至今没能实现的妄想。但我有缘喜欢上了新闻报道工作。 1978年,当我参加高考时,并不想离开我已经喜欢上的新闻工作。所以,当报考志愿表平摊在我的面前时,我毫不犹豫地写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第一志愿到最后一个志愿,都是它。而在“如果此志愿未被录取,你是否服从分配”的栏下,我坚定地填写道:不服从！我好有缘:我没有离开新闻的行当。 1982年,中国青年报选中了刚刚大学毕业的我。我至今认为,这是我最大的缘份。从“怀才不遇”到“怀才误身”,几乎是青年知识分子命中注定需要迈过的门槛,中国青年报使我避免了这炼狱的煎熬。她划出的平     

新闻爱好者栏目趣联

“我爱通讯工作”,因没能掌握“新闻写作入门知识”和“读报用报”的要领,尽管东奔西走,写了几本“采访札记”,但连一篇“墨海拾贝”似的短文章也未登上。我苦恼极了。一天,我漫步在“通讯员园地”,一篇篇”通讯员赞”,使我了解了他们“成才路上”的艰辛及“学步一得”的“采写经验”。这时,一群有成就     

梦回大寨——我在大寨十三年

大寨是我的第二故乡。从1967年12月到1980年11月,我在大寨工作、生活十三年之久。 1994年春天我重返大寨采访,凤莲见我时不说“去大寨”、“来大寨”,她说：“老段回来了。”     

《新闻知识》“扶”我当上了编辑

去年九月,我应聘担任了由南昌市工交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主办的《求索》杂志责任编辑。此时此刻,我衷心感谢“扶”我当上了编辑的《新闻知识》——这位不见面的老师。我和《新闻知识》攀上“良缘”,是从一九八五年五月开始的。打这以后,我一直坚持认真阅读《新闻知识》,并在新闻工作中加以运用。如今,快近九个月了,《新闻知识》的辛勤“汗水”没有白流,编辑之“果”令人喜     

“从业”50年--退休感言

2020年4月8日,这日子对我很平常,不是本命年,不是整年大寿;但今年这日子对我又确实有些不平常:1970年的今天,我卷入上山下乡洪流,成为一名读了一年初中但没学到任何中学知识的“知识青年”。如果下乡务农算参加工作(现在知青工龄的确从下乡开始算),到这个月正式退休,我参加“工作”正好满50年。1970-1977年,我在湘西山区一个名为槐枧的小山村务农,虚度了17岁到24岁这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为生存经历了太多苦难,也因幼稚的“扎根农村”立志获得过一些荣誉(当然,后来成为耻辱)。因槐枧的经历过于刻骨铭心,我的网名一直用“老槐”。     

专业知识对科技编辑至关重要

编辑要有编辑学方面的知识, 更要有所从事的编辑学科的专业知识。编辑是个“杂家”,是个综合型人才,编辑还应是个“专家”、“学者”。 渊博的专业知识是编辑胜任专业编辑工作的前提。厚实的编辑学知识,使编辑工作游刃有余的得以施展。编辑看稿时,涉及到的知识范围之广是其他领域无可比拟的,所以有人说编辑是个“杂家”,但我认为,编辑首先应是个“专家”、“学者”。     

‘新闻官儿’的魅力之我见

当“官儿”难,因为他的工作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当“新闻官儿”更难,因为他的工作对象不仅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是其中较为敏感的一部分——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农兵学商……我本是个地地道道的“秀才”,而且是个女秀才。自60年代初投身新闻工作后,一直就埋头子采访、编辑、翻译……20年后,历史把我推上了“新闻官儿”的位置。幸亏我从事新闻工作经历了从读者到作者到编者的变换;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又经历了从助     

我评第一期

编辑同志: 《新闻知识》1987年第1期刚好在春节前出刊,趁着走亲戚空闲的几天,我仔细阅读了几遍,并和周围同行交换了意见,简评如下: 优点: 一、设立的“通讯员鼓劲台”好。我在基层搞编采工作,接触到许多通讯员,每次举行通     

辽宁省图书馆为“星火计划”服务十五年回顾

“星火计划”是１９８５年９月由国家科委制定、国务院批准下达的一项全国性服务工程。辽宁省图书馆从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１年，在十五年的“星火计划”服务工作中，较好地履行了公共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为提高人们科学文化素质服务，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职能，有效地发挥了省级图书馆在全省公共图书馆为“星火计划”服务工作中的龙头作用。１开展调查研究争取领导重视为配合我省“星火计划”的全面实施，１９８６年初，我馆组织专业人员先后到省科委、省乡镇企业办公室等１７个有关单位，调查了解我省实施“星火计划”的安排部署。同时，…     

感谢《新闻知识》的栽培

我是一名青年纪检干部,搞新闻是“半路出家”的。 1990年初,我萌发了想写新闻报道的念头,正当我苦于没有老帅指教时,从报上看到了订阅《新闻知识》的消息,我就立即自费订了《新闻知识》,从此我便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每一期刊物我都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特别是“新闻写作”、“通讯员经验谈”、“采写体会”等栏目的文章,我一篇也不放过,总是反复地阅读、记录、琢磨,掌握其要领。我还注意学以致用,坚持经常“练笔”,并将习作寄给有关报刊和县广播站。到1990年底,半年时间《商洛报》就刊登了我采写的8篇     

不愧对“特约”二字

尊敬的编辑老师:你们好!我是沈阳军区联勤第二分部新闻干事。从入伍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对新闻报道工作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先从“萝卜条”、“豆腐块”写起,后来到政治处当了报道员,上军校时是学员队报道组组长,毕业后不到半年就被抽到机关专门从事报道工作,在各级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关心和指导下,特别是在军报编辑老师的教导下,写作能力不断提高。去年,我被军报选为特约通讯员,深感“特约”二字之重要。一年来,我更加努力地学习,通过《通联情况》这一学习阵地,了解了军报宣传动态,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一年来,我在军报上稿8篇,其中反映大连第2…     

采访不摆架 换来知心话

“新闻采访也是一门学问。”这是我几年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一点体会。我是从1980年开始接触新闻报道工作的。当初,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热爱这一行,却摸不透其中的奥妙,所以,稿子见报的机会也很少。 1984年9月,我到县广播站从事编辑、记者工作,新闻报道成了专业化“生产”,经常到机关、厂矿等企事业单位以及农     

剪贴本——歪歪斜斜的脚印

平时,我总爱将零星散见于全国一些报刊文章的“剪贴本”一页页地翻着看。这并非孤芳自赏,而是促我思索,回顾身后那一行行歪歪斜斜的脚印……1985年暑假,我高中毕业了。而后,又“闲居”,步入了社会。待业的日子是苦闷的,父母也常唠叨你不能这样闲居到老呀?”于是,我想干点儿有意义的事。可是,干点儿什么呢? 这时,我又做起了中学未做完的“作家梦”来。白天要工作,夜晚我便     

我受益于《新闻知识》

1990年我刚刚开始搞新闻写作时,勤奋学习,天天练笔,努力多写稿,但写的几十篇稿件都屡投不中,我因此有些气馁,觉得自己不是干新闻的料,情绪十分消沉。而我们单位的“土记者”看透了我的心思,除在业务上指教我外,还要我找“老师”——订阅《新闻知识》,我立即遵旨照办,使我的精神上有了寄托。 天天盼的第一期《新闻知识》到手,我就被那五彩的封面和篇篇新颖的内容所吸引,它指导性强,象未见面的老师在为你解闷,尤其是“通讯员经验谈”和读、作、编”,读来倍觉亲切,十分够味解渴。我从这些宝贵的写作经验中得到启示,获得了许多新闻稿件的写作规律和技巧,从而摸索着在创造属于自己的“豆腐块”、“火     

“闯海南” 记者的自白

《新闻知识》的编辑朋友催我这个老读者讲点闯海南的见闻,讲点带“海味”的信息,我想:借此整理一下印象,给新闻界特别是地市报界的朋友稍个信,正好。我到海南十个月了。当初,可说是糊里糊涂被“推着走”的。去年6月,中共海口市委决定面向全国招聘晚报总编。在海口工作的两位年轻记者写信、打电话问我:“到海南来继续领着我们干,行不行?”我随口打哈哈,就说:“这有什么不行?”没     

实践的升华 历史的再现——读杨正泉新著《我与广播》

在1月19日的新春年会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杨正泉副主任赠给了我一本他的新作《我与广播》。一看书名,我就喜欢上了这本书。因为,杨正泉是“老广播”了,他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之后,就分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从编辑、记者、副主任干到副台长、台长,一直到1993年4月才离开这里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近三十年如一日,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内容一定很丰富;而我虽然也是个“老新闻”了,但对广播却仍然是个“空白”,知之不多,能获得这部书自然十分高兴。 为了丰富自己,是夜我回到家里便急不可待地     

四十五年的不解之缘

我是1952年参加革命工作的。1953年开始搞档案工作,至今已45个年头,与档案结下了不解之缘;既为档案事业奋斗了一生,自己也在从事档案事业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我对档案工作,从接触到热爱,也是有一个认识和发展的过程的。回忆1952年参加全国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和1953年的民主改革运动时,接触到一些文件和书面材料,感到这些文件     

想起祁老太爷的咸菜

针对改革工作中出现的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我写了篇文章投给某报,很快收到了回信:“待用”。但过了一个多月还未“待”到。我想,这一回“胎死”是无疑的了。不料,三个月后却登了出来。眼看着新鲜货成了“明日黄花”,我实在有点哭笑不得。一打听,原来该报“积稿很多”,没办法,大家只能挨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