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叔青小说对西方文学的吸收与借鉴

台湾著名女作家施叔青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和她对西方文学的钟爱，使她的作品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西化色彩。     

异化与孤独——由施叔青70年代的婚姻小说谈起

施叔青是台湾现代派著名作家,台湾、纽约、香港的三栖生活经历给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20世纪70年代留学美国的经历对她的创作视野和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的施叔青以浓浓的乡愁为感情基调来寻找心中的家园;以在美国的异乡人,尤其是女性的婚姻悲剧来反映中西文化冲突下人的异化以及现代商业社会中普遍泛滥的精神孤独。     

中国,在滤色镜下变幻——评赛珍珠的《大地》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一个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女传教士,写出了一本有关中国的小说。这本小说很快便风麋美国并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这就是赛珍珠和她的成名作《大地》(The Good Earth)。1938年赛珍珠因《大地》和她写的她父母的传记《放逐》(Exile)《战斗的天使》(Eighting Angel)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评语是:“由于她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     

留美女性的尴尬处境 ——谈陈若曦《纸婚》

陈若曦是台湾当代著名作家.她的作品从时间和内容上有明显的阶段性,不同时间段她书写了不同的文学题材,目光从台湾到大陆再到国外,但始终不离"政治"和"女性"的文学话语.1979年,移居美国的她把创作视野从中国转向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女性,长篇小说《纸婚》即代表了她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特色.从分析留美女性处境的视角剖析小说情节,大致可以窥见20世纪末中国女性在外留学生活的尴尬命运.     

施叔青的后殖民书写

施叔青历时8年创作出的小说“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园》)，以妓女黄得云起伏的一生写就香港百年的沧桑历史，显示了作家的匠心独运与不凡的驾驭能力。文章运用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相关理论，对小说进行深度分析。     

北大评刊（2009年第5期）——看《青年文学》

第9期《青年文学》主打栏目“留学主题文学”领衔推出的是旅居新加坡的青年作家张惠雯的小说《完美的生活》（长篇）。近年因《岛》、《迷途》等小说而引起读者关注的张惠雯,在《完美的生活》中显然试图调整她以往小说注重实验的倾向。她不再醉心于女性视角下现代小说的形式实验,转而讲述都市饮食青年男女的婚姻和爱情。为了故事的通俗与好看,《完美的生活》除了选取时下走俏的婚恋故事作为题材,还增加了诸多时尚因素：异国、都市、白领、小资、单恋、婚外恋。她甚至不惜大面积动用储备多年的留学生活经验。     

“火车头的传说”与施叔青笔下的男性群落

台湾作家施叔青常会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个古老的神秘而又怪异的“火车头的传说”，而这则传说从某种程度上又折射出作家创作中的男性观。本拟从至今少人关注的施叔青笔下男性形象入手，通过挖掘传说故事与作品人物之间的对应关联来探究作家创作思想的变化。     

现代精神下的文学叙事——论施叔青小说的现代主义色彩

台湾著名女作家施叔青的小说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这主要表现在其思想主旨和叙事艺术方面。其小说主题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在视角和价值趋向上多有重合之处。     

再读《献给爱米丽的玫瑰》——论主人公爱米丽的影子性

美国著名小说家威廉·福克纳以其气势恢宏的“约克那帕塔法”小说系列而享誉美国及世界文坛,《献给爱米丽的玫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本文着力探讨的正是这篇小说中妇女的影子性,在父权制度、种族等级制度以及妇道观念影响下,出生高贵的南方淑女迫于社会的现实,唯有顺从公众。爱米丽在小说中的影子性只是她现实生活中影子性的反映和再现而已。     

“火车头的传说”与施叔青笔下的男性群落

台湾作家施叔青常会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个古老的神秘而又怪异的“火车头的传说”,而这则传说从某种程度上又折射出作家创作中的男性观。本文拟从至今少人关注的施叔青笔下男性形象入手,通过挖掘传说故事与作品人物之间的对应关联来探究作家创作思想的变化。     

异地求生的女性群落——谈施叔青小说中的外乡女性

施叔青有着台湾、美国和香港三地生活经历，她能够更准确的以外来人的眼光打量香港人的生活，她尤其关注那些异地求生的女性的挣扎式的生活。《常满姨的一日》中的常满姨由台湾到美国，《票房》中的丁葵芳由内陆到香港，《窑变》中的方月由台湾到香港，最后，三位女性的命运是面对情感上的孤独时难以排泄，面对命运的捉弄时无从抗争。她们在异地生活的如此艰辛主要是由物质社会和女性自身的被动角色所决定的。     

黑奴史上的“人权宣言”——《汤姆叔叔的小屋》导读

<正>大约170年前,美国一个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小妇人”,凭借一部小说将美国废奴运动推向高潮,甚至推动了南北战争的爆发。据说,林肯在接见她时直言,“你就是那位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这位“小妇人”名叫哈里特·比彻·斯托,又被称作斯托夫人,她是19世纪美国著名女作家;那本小说就是《汤姆叔叔的小屋》,曾被译作《黑奴吁天录》,是美国黑奴追求解放、实现平等的“人权宣言”。     

课本剧表演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Going home”课堂表演实录和点评

一、“Going home”课堂表演动机 “Going home”这篇文章选自于《大学英语》精读第一册第十单元，是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Pete Hamill的作品。“Going home”曾在十多年前被拍摄成日本影片《幸福的黄手绢》，轰动一时，感动了许许多多人。这篇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围绕着在从纽约开往佛罗里达的汽车上一群青年人遇到一位举止怪异男子的故事，分两条线索交互进行：一是这位男子沉默寡言，衣着不整引起这群年轻人的种种猜测；二是随着他和女孩子的交谈，他非同寻常的经历和目前的处境逐渐展露。     

台湾教育受到的种种困扰——读陈美儒的《青春单行道》

陈美儒(原名陈晓儒)女士是台湾著名的教育家、专栏作家。她从1976年起在《新生报》推出“晓儒老师专栏”;1977年起,又透过麦克风每周播出30分钟的“晓儒老师时间”,成了台湾中小学尽人皆知的“晓儒老师”。由于她自己是高中教师,朝夕与学生相处,“目睹种种国中(按:即国民中学)教育的弊端而感触无限”,因此她发文抨击台湾教育中的时弊,获得台湾广大社会人士的广泛共鸣     

睁眼观世界——试论蒋晓云的小说创作

蒋晓云是台湾新世代(断代于1945年)作家,是女作家中一个极富意味的代表人物。她的笔名又叫蒋贤倚,蒋小云,原籍湖南岳阳,1954年111月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北投镇,1978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1980年赴美留学,次年获硕士学位,并进博士班深造。她颇有文学天份,从小学就开始写小说,入大学以来发表的作品《随缘》、《乐山行》、《姻缘路》等均在台湾先后获奖,引人瞩目。     

重读宗璞的小说《红豆》——自我、本我与超我--透过爱情叙事的层面看《红豆》中的政治叙事

《红豆》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七月号上届,立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是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共鸣与欣赏,同时在文坛上也引起了争议,随后便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孙文明确指认“小说《红豆》也是一棵莠草,受了党的六年教育的女主人公江玫在回忆她过去爱过的那个极端仇视人民革命,在解放前夕仓皇逃往美国的贵族大学生时,是多么惋惜,怅惘和悲痛。”     

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读龙应台《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龙应台,这位既是教授、研究员,又是作家、记者,在欧洲、大陆和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都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女性,常常有一些惊人之举: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     

身份的漂移和台湾历史的文学建构——施叔青《行过洛津》论

施叔青《行过洛津》通过戏子许情三过洛津看到的千差万别的景象展现了这个港口小城由繁华到败落的历史,回顾了汉族移民社会在台湾的形成及其存在形态,并一如既往地使小人物或者大人物的苦难得以显影,从而展现了台湾这片土地的特殊存在状态,也显露了作者自身的漂移经验与这部作品密不可分的关系。解读《行过洛津》,发现施叔青创作的动力来源于其自身漂移的经历,正是这种漂移使她将建构自我和建构历史同构,从中获得了恒久的精神动力。从文学背后可以看到文化,文化的不同又会引人深思。施叔青的一部《行过洛津》是中华传统儒家文化、西方文明以及台湾独特性相互交杂的产物,对它的分析让我们透过作家复杂的身份了解到其中文化的极大丰富与特殊,解读过程也充满了发现和认知的乐趣。     

8岁女孩出书轰动美国

7岁便已读书1600本,写诗100余首,“天才儿童”邹奇奇长达296页的新书《飞扬的手指》2005年刚出版面世,便轰动了美国,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天才儿童不但有一半中国血统,还是重庆外孙。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节目,把7岁的邹奇奇请到直播现场。在著名主持人彼得·詹宁斯监督下,小奇奇一气呵成,一小时内当场写出了一万余单词五页半篇幅的文章,现场观众无不吃惊。美国资深作家苏珊娜·万斯评价:“奇奇的作品文笔流利而干练,描写的内容复杂而细密,就像是成人的作品一样。”2005年10月底,一次采访中,奇奇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国籍,她的回答让人…     

全忠仗义 保国安民——司各特、罗贯中之忠义思想浅析

司各特与罗贯中为英、中两国历史小说的开创者。司各特从1814年隐名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威弗利,或六十年以前》开始,一生共写出二十七部历史小说。罗贯中除著名小说《三国演义》之外,相传共写过十七史演义,而且他还是著名小说《水浒传》的主要创作者之一。司各特与罗贯中在各自的小说中大力宣扬“忠”义”的思想,这是与他们所处的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与各自的思想感情分不开的。但由于两者的时代背景、文化传统与世界观的不同,他们所极力宣扬的忠义思想,也有着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