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滚乐中的传播学现象

具有魔弹效应的摇滚乐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其中蕴含着许多传播学理论,它以一种反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让一部分人为之疯狂,同时又有众多的人不满于其表象所营造出“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本文将是笔者对摇滚乐与传播学相结合的一些看法。     

传播学视角下摇滚乐的传播

摇滚乐历来都是社会学、新闻传播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亚文化形态。在传播学视角下,摇滚乐的迅速传播不仅印证了传播学的某些理论范式,也拓展了传播学的理论外延。本文探讨了摇滚乐的传播模式和其与传播理论之间的联系以及摇滚乐的传播学意义。     

谈谈编辑对书评的把关

"把关人"理论是传播学中的一种基本理论. "把关人"(gate keeper)又泽为"守门人",这一概念最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库尔特·卢囚提出的.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后来传播学界对"把关人"理论作了更加丰富的演绎和研究.     

传播学的边界——对《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再思考

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边缘地位由来已久,李金铨认为,它面临学术内卷化问题,正在走向画地自限,逐渐封闭。本文试图以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为例,探讨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以"泛传播"、"泛媒介"的概念重新审视传播学,认为语言、文字皆是媒介,传播是人的一部分,人不可与世界无交流,即不可无传播,传播学者可跳出狭隘的媒体观,落脚于"传播"二字,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传播学,拓展传播学的边界。     

谁是第一位传播学博士？——被中国学术界所忽略的“口语传播系”及其变迁

中国学术界对于谁是"第一位传播学博士"的想象往往限于施拉姆建立传播学科之后,但忽略了早于大众传播学授予博士学位的口语传播学这一支流。通过考证,"第一位传播学博士"应是1922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诞生。口语传播学被中国学术界所忽略,有其自身的"去口语化"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由于在特定历史时空之下,中国学术共同体所做出的一种有意抉择,中国需要引入大众传播来完成对于新闻学的合法性改造。对"第一位传播学博士"的追溯,有助于我们恢复对于传播作为人类最基础性的一种活动的理解,以及这种基础性的活动所应获得的学术地位。     

传播学的双重公共性问题与公共传播学的“诞生”

中国传播研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可归结为双重公共性的缺失,即学术共同体内的学科公共性的缺失与社会共同体内学术公共性的缺失。前者反映传播学的智识品质问题,后者反映传播学的思想品质问题。以布洛维的社会学分类法为参照,应当在一种关系性的传播学"四分法"中为公共传播学开辟理论与实践空间,并建立一种互异共生的传播学知识生态。     

体认传播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体认传播学是认知科学与传播学交叉互浸的产物,它定位于当代传播学的一个学派或一种兴起的思潮,也可以视作传播学研究的认知转向。体认传播学的核心视点与理论框架受益于认知科学前沿的最新成果,更上溯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精神遗产,"社会实践""哲史对话""现实的人"这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命题对体认传播学的基本原则和相关旨趣产生了直接影响和谱系勾连。体认传播学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宏大理论体系专业化题域的创新型探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当代诠释与再度出发的又一进路。     

媒介化社会与新闻传播学的文化转向

媒介化社会是人人皆有的生活体验,是从媒介研究视角对现代社会所做的一种宏观概括。社会的媒介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同步。作为一个预设前提,社会的媒介化是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网络时代的到来丰富了媒介化社会的内涵,也对当下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构成挑战。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将人类传播活动当作仪式纳入到研究视野,启发我们寻找新的研究路径,这可能最终引起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维客对“把关人”理论的影响

正维客(wiki)的一夜成名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把关人"在传播学上又称为"守门人",它是由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卢因首先提出来的,是指采集、制作信息的过程中对各个环节乃至决策发生影响的人。我们通常将"把关人"的权力分为两部分:一是传播信息,二是修改甚至删除信息。对广大受众     

传播定义:改变的世界中的多维视角

一传播定义概述"传播"是传播学的最基本概念,所以每个传播学研究者都须从对"传播"的认识、界定登堂入室,走进传播学的学术领域。然而,不同的传播学家,对"传播"都有各自的解释,每一种解释与界定都代表了学者们不同的认识视角和学科领域。[1]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指出目前关于传播的定义已达百种以上。     

主体意识的找寻——兼论传播学本土化的困境

传播学本土化是困扰中国传播学界多年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答案并未因我国传播学研究的骤显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而变得唾手可得,传播学本土化的呼声伴随着焦虑与迫切。回归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的基本问题,可以发现本土化的实质是一种主体困惑,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传播哲学的问题,传播学本土化的困境也反映了传播哲学的失语,应将传播学本土化视作动态的"对话"过程,一方面利用传播学理论本身的灵活性与阐释空间,另一方面创造性的引介与接收,并致力于把理论本身的价值变成本土社会的价值。     

传播学岂能替代新闻学

曾盛行的认识是错误的 在我国,关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曾盛行一种观点是传播学"收编"新闻学.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冗余信息"不冗余

信息论及其相关概念被引入传播学后,为传播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传播学界在翻译"redundancy"--这一信息论的重要概念时,大多将其译为"冗余信息"(也有学者将其译为"剩余信息").笔者认为这一译法不太准确,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冗余信息"就是多余的或无用的讯息.表面上看,这是翻译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于对信息论及其相关概念的认识不到位导致的.所以,对这一概念及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信息论,也有助于信息论在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正确运用.     

传播效果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及其相互关系(下)

(接上期 )(三 )传播效果的定性分析在传播学研究过程中 ,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传播学的人很少。对于应用传播学来说 ,多数研究者忙于对应用传播学的分支学科的研究 ,很少关注对应用传播学体系的研究。这就是说 ,定性分析方法在理论传播学的研究过程中和应用传播学的研究过程中都还没有被重视 ,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对于传播效果的研究更没有人从定性的角度去关注它。出现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 :一是传播学产生于美国 ,是用一种定量研究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学科 ;二是社会现实对于传播学的定性研究还没有紧迫感。但是 ,有一个十分重要的…     

传播学视角下中国内地当代摇滚乐温情化转向浅析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摇滚乐在短短10多年间就经历了无名时代、呐喊时代、无言时代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2000年以来,中国内地摇滚乐无论是歌词、音乐元素还是歌手,都发生了温情化的转变。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当代温情摇滚流行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文化工业主义盛行时代,大量艺术沦为商品的附庸;二是大众传媒行使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摇滚的反叛声音要想获得受众,就必须接受主流媒体的政治收编;三是与80、90年代相比,当代受众更需要的是轻松愉悦的音乐形式。     

博客空间的传播学-解释学分析

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博客空间具有其自身特有的传播学价值。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传播和生存样态,一种独特的看待和对待世界的方式。与传统传播媒介形式相比,博客空间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时间性"特征。而在其空间结构方面,它又具有"Tags"的指涉链条的符号学特性。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博客空间都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创新扩散理论看“星座文化”的传播

"星座文化"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非主流大众文化,究其本质属于一种唯心主义思想,在内地并不值得提倡,然而,近年来它在中国内地的扩散传播愈演愈烈,被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认可和接受,甚至出现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星座迷恋文化现象。本文借助罗杰斯创新扩散理论,对"星座文化"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解读。     

论如何当好报刊“把关人”

正在网络信息泛滥、新媒体"把关人"缺失的情形下,充分发挥报刊在主流文化传播和舆论导向中的重要作用,就显得格外紧迫。其中,报刊"把关人"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把关人"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领域的先驱卢因在其《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管道。这一理论后经怀特、麦克内利等众多学者的深入挖掘研究,又提出了新闻筛选过程中的把关模式,最终成为传播学控制分析领域最具科学性的理论之一。     

刘海龙副教授参加中国传播学高层论坛并做发言

2011年12月28日,刘海龙副教授参加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传播革命与中国传播学:超越功能主义学术对话"的中国传播学高层论坛。作为受邀的两位青年传播学者之一,刘海龙在会上做"中国传播研究中的两种功能主义"的发言。     

解析西藏民俗传播方式

概念解析民俗传播。传播学中的"传播"侧重横向的交流、交往,民俗学中的"传播"侧重纵向的传承,民俗传播是民俗学和传播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民俗传播学中的"传播"应该是既有纵向的传承又有横向的交流、交往,所以民俗传播,就是指民俗的传承和交流。因为民俗有世代相袭的特点,而这就是民俗传播的一种方式,即传承,而民俗的传承又是一个动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