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扶贫视角下霞浦县花竹村乡村旅游发展

旅游扶贫是当下扶贫攻坚的崭新生力军,乡村旅游是重要实现路径.从旅游扶贫视角出发,选取2015年国家首批旅游扶贫试点村之一——霞浦县花竹村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花竹村致贫原因、乡村旅游扶贫的可行性,提出六大扶贫对策建议,包括构建"政府+村民+公司"的扶贫模式,以摄影旅游为精准扶贫切入点,推动紫菜养殖业的六级化发展,导入新兴产业业态民宿,对贫困户进行精准分类帮扶,引入资金人才激活乡村发展等,以期促进花竹村旅游经济发展.同时,花竹村作为首批旅游扶贫试点村,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将为其他扶贫村落提供参考经验.     

乡村旅游与共同富裕——价值、主体与模式

乡村旅游因其具有盘活乡村发展要素、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提升乡村发展功能而被认为是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乡村正在由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变为城市居民的消费、休闲空间,但乡村的地域空间和多元价值,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正外部性被免费利用。乡村旅游开发中主要有农户、政府和资本三类主导力量,相应地形成“自下而上”的农户自发型、“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和“自外而内”的资本输入型三种典型模式,以及介于三种典型模式之间的变种和过渡类型,包括村集体主导型、村集体+资本主导型、村集体+农户型、农户+资本型、独立第三方型、乡贤返乡创业型等。各种模式均有其利弊得失和适用范围,需要在现实中互相融合、逐步完善。     

基于旅游扶贫视角的景区带村发展研究

景区带村是利用景区市场助力乡村脱贫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不少景区带动作用有限、扶贫绩效不高,存在景区带村主动性不强、旅游扶贫机制不完善、贫困村民参与旅游业能力较低、扶贫项目同质化现象明显等问题。本文提出,通过政府沟通、政策引导提高景区的主动参与意识,并建立良好的旅游扶贫机制及造血式扶贫策略,充分调动村民主动脱贫的积极性,构建景村一体化旅游发展体系,促进景区带村旅游扶贫作用。     

基于居民感知的贫困山区旅游扶贫绩效研究——以信阳市郝堂村为例

旅游扶贫对贫困山区的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是贫困山区脱贫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豫南大别山区的贫困山区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的实地调查,分析了该村村民对旅游扶贫的经济、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绩效的感知。结果显示:村民非常支持旅游扶贫,参与旅游业愿望强烈,对旅游扶贫的经济绩效感知非常明显,对旅游扶贫的生态绩效总体感知比较明显,对旅游扶贫的社会绩效总体感知不明显。为了促进贫困山区旅游扶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社会文化传承与保护,实现物质和精神双脱贫。     

基于村民感知的国家级贫困县旅游脱贫效应研究——以罗霄山区炎陵县为例

村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程度是评判旅游扶贫效果和惠及面的重要指标。随着我国各项旅游扶贫政策和措施落实,很多国家级贫困县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先后退出了贫困县名单,实现了脱贫摘帽。但旅游扶贫效果的好坏,需要通过村民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研究来进行评价。以炎陵县炎帝陵社区为案例地,利用数理统计法和因子分析法,分析了当地村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态度。当地村民对旅游扶贫的正面经济效应表示赞同,对负面经济效应也持赞同态度;村民对旅游扶贫带来的积极社会效应感知强烈,但对消极社会效应保持中立态度;同时村民对旅游扶贫的正面环境效应和负面环境效应的感知都非常强烈,且看法一致。这说明旅游扶贫在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当地村民能够感知到旅游扶贫带来的积极效应。但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给贫困区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因此,为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叠加效应和带动效应,持续巩固脱贫成果,降低旅游扶贫产生的负面效应,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对策。     

共享经济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在共享经济时代,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存在共享经济模式单一、农民素质较低且缺乏互联网知识、政府的引导与监管缺位等诸多问题。应搭建乡村旅游共享经济平台,大力发展乡村民宿业,创新乡村旅游共享经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产品共享,规范乡村旅游经营企业和共享经济平台运营秩序,加强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以便搭上“共享经济”的顺风车,实现“共享经济+乡村旅游”的完美融合。     

贵州生态博物馆的村落旅游探讨

贵州生态博物馆的发展需要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由于旅游经济的发展使得村落的传统文化价值弱化、生计模式发生改变、众多文化遗产资源被功利化。在以社区居民为主导的基础上,充分尊重文化的传统价值,把文化与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整个村落的文化集体记忆,促使生态博物馆健康运行,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后扶贫时代高等教育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高等教育扶贫既是脱贫攻坚时期的重要帮扶方式，也是乡村振兴总目标实现的重要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战期间，我国高等教育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面合力出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方案，走出“中国道路”。在乡村振兴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扶贫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教育扶贫目标亟待由“粗放”走向“精准”、高校扶贫方式亟待由“单一”走向“多元”、高职教育扶贫组织亟待由“分散”走向“联结”。对此，需要提出路径优化的应对策略，在路径规划上应由注重“即时成效”转变为注重“长效质量”，在路径联通上应由注重“单一发展”转变为注重“多元联动”，在路径拓展上应由注重“经济脱贫”转变为注重“全面发展”。     

客家文化旅游开发的扶贫问题分析——以河源苏家围景区为例

在客家文化旅游开发中,旅游扶贫既是应有之义,也是一项重要任务。苏家围是典型的客家传统乡村,在苏家围景区开发过程中,当地的旅游扶贫工作颇有成效,也存在着认识不到位、利益分配不公和扶贫方式单一的问题。在总结苏家围旅游扶贫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在客家文化旅游开发中,"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农民参与"是其旅游扶贫模式,改变村民观念、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促进社区参与、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是客家文化旅游的扶贫工作的有效对策。     

怀化旅游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与优化路径

怀化是武陵山片区暨湖南省大湘西地区脱贫攻坚的核心区域,也是旅游资源富集区。近年来,怀化依托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把旅游扶贫作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在深入分析怀化旅游精准扶贫现状的基础上,发现目前怀化在发展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还存在着旅游扶贫产品开发靶向不精准、贫困户主动脱贫导向不精准、旅游扶贫人才培养方向不精准、贫困人口利益维护不精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强化政府主导、加强"扶志"教育、加强人才培养、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机制等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精准扶贫路径与机制研究

旅游扶贫是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扶贫。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旅游精准扶贫必须明确机制建构对具体路径的引领性作用,在结合旅游产业发展规律和脱贫攻坚的目标要求下对贫困人口资源、意愿和能力进行精准识别,进而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扶贫方式方法的创新来实现脱贫致富。     

政府主导下社区参与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以北川县擂鼓镇吉娜羌寨为例

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已成为民族地区扶贫致富的手段之一。本文以四川省北川县擂鼓镇吉娜羌寨为例,从“政府主导、社区参与”的角度探讨了民族地区定居点建设和旅游开发模式的相关问题。吉娜羌寨定居点的建设和旅游开发,应当根据灾后重建的实际情况和羌族村落的传统,采取“政府主导下社区参与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统筹规划;社区广泛参与,发挥主要利益主体作用,形成合力,着眼长远利益,走民族定居点建设和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精准扶贫战略下贫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能力提升路径及成效分析

精准扶贫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近年来的扶贫实践暴露出减贫成果不可持续等风险,贫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能力提升问题成为新阶段减贫工作的核心。文章在界定生计可持续性能力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既有研究思路,从产业扶贫、转移就业和金融扶贫三重视角设计了提升生计可持续性能力的可行路径,并借助X省F县的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剖析了各类型扶贫政策的实施过程与成效。研究发现:为构筑长效减贫机制,必须重视对贫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能力的建设;生计可持续性能力的提升路径可解构为产业扶贫、转移就业和金融扶贫三重视角;生计可持续性能力提升路径的实施具有差异化特性,实施成效显著且可持续。     

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点人口教育帮扶模式:特点、挑战与转向

教育帮扶作为助力民族地区贫困搬迁人口实现生计减贫脱贫的重要举措,是能够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通过对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点被动输血式和主动造血式的两种教育帮扶模式分析,发现易地扶贫搬迁点教育帮扶具有目的的直接性、对象的精准性、内容的生计性、方式的激励性等特征,但依然面临着贫困家庭补偿教育难以维系可持续性生计、输血式教育供给难以改变教育落后实际现状、现有社区发展模式难以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在开启“十四五”历史新转向背景之下,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点人口教育帮扶也势必从个体补偿教育向区域高质量教育均衡发展转向,从外力供给教育帮扶向教育内生发展能力提升转向,从“搬得出、稳得住”的政策设计向“过得好、能致富”的制度保障转向,继而为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均衡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中国农村反贫困模式与选择

目前,扶贫工作遇到了“贫困程度深,扶贫难度大”的问题,新阶段扶贫投入边际效应下降,脱贫成本增加,原有的扶贫模式与当前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环境不相适应。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及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分析预测了我国农村扶贫模式创新趋势,提出了股权式、法制化、“发达地区补贫困地区、城市带动农村、以工补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一系列先进的反贫困模式。新时期我国扶贫工作新的模式和方法,有利于消灭贫困、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更快的实现。     

村落遗产地旅游精准扶贫效应的居民感知研究——以芋头侗寨为例

以芋头侗寨为研究对象,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分析村落遗产地居民对旅游精准扶贫效应的感知;研究发现,居民对旅游精准扶贫的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感知明显,对经济效应感知较不明显。究其原因,一是芋头侗寨现处于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经济效应并不显著;二是芋头侗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申遗地的身份,旅游精准扶贫要以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为主。未来政府部门、旅游企业及扶贫工作队在后期的扶贫工作中,仍应重点考虑提高居民旅游服务技能和素质,以增加居民参与旅游度;并合理平衡旅游收益,保障居民受益均衡;最终通过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协同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村落遗产地旅游精准扶贫模式。     

贵州民族特色村寨山地旅游扶贫模式探析——以六盘水市海坪村旅游扶贫规划为例

发展山地旅游对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早日摆脱贫困现状具有重要作用,是对旅游扶贫模式的一种积极实践。针对六盘水市海坪村这一研究样区特点,在旅游扶贫规划编制研究过程中,通过对彝族村寨的山地旅游资源与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利用,从市场分析、区域功能划分、产品设计、旅游扶贫模式等方面开展研究,尝试为民族贫困村寨发展山地旅游探索出一条可行路径。     

合同农业运行模式探析——对我省合同农业运行模式的思考

合同农业是新形势下中国农业发展的新事物。我省合同农业运行模式的发展问题,已成为入世后过渡期我省农业深化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我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类型呈现多样性,即经历了从“公司+农户”、“粮库+农户”模式,到“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协会+基地+农户”模式,再到“公司+科技实体+基地”模式的发展。但无论采用哪种模式都必须把握好四个重要环节:一要签好合同,二是政府要摆正位置,三要诚实信用,四要以法律作保证。     

湖南省贫困县农户参与扶贫活动类型演变及区域差异分析

以湖南省贫困县为样本,从时间维度上,纵向比较贫困县、片区县、武陵山片区县、罗霄山片区县农户参与扶贫活动演变及区域差异情况。研究发现,农户参与扶贫活动项目呈多元化且不稳定趋势,扶贫政策对于农户参与扶贫活动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因此,应重视改善农户和增强非贫困户自身发展能力,培育能带动贫困户长期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适当的组织实施转移就业和异地搬迁脱贫,从而实现脱贫目标。     

市场化的农村反贫困机制构建

在我国农村反贫困机制构建中,政府依然要承担起主要责任,但根本的还应建立以市场手段为支撑点、以贫困人口为本的反贫困框架体系.农业市场化并以农产品市场化为农村反贫困的重点;建立农民合作组织使贫困农民成为组织和实施反贫困行动的主体;充分调动民营经济体,推行"市场+龙头企业+农户(合作组织)"模式为农民增收;本着教育扶贫的原则,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增强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