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妇女刊物的特色

“五四”新化运动时期，伴随着各种新思想的产生，各类期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国内涌现出来。由于女性解放一直是五四新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所以在众多的期刊当中，女性期刊尤为惹人注目。当时的妇女刊物主要有1920年1月1日创刊于上海的《新妇女》、1920年5月1日创刊于苏州的《妇女评论》、1920年5月4日创刊于上海的《解放画报》、1921年创刊于上海的《妇女声》半月刊、1921年8月3日创刊的《妇女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以及1923年8月29日创刊的《妇女周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等等，这些刊物大都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创办的。它们均以宣传妇女解放为宗旨，广泛报道国内外的妇女解放运动，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1913年陈独秀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1914年,陈独秀出狱后到达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五四”之后“学习节”

“五四”青年节后一天，即五月五日是“学习节”。此节未必尽人皆知。     

解读“五四”时期报刊的人文关怀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那时，辛亥革命虽然成功，建立的中华民国却只是有名无实。中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逐渐认识到建立一个徒有虚名的政治体制对于中国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在于改造人的思想。而人文关怀的核心就表现为对人的精神价值的重视以及对人性的根本关怀。可以说，当时知识分子实现人文关怀是历史对他们作出的要求。报刊人文关怀的思想溯源“人文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但它作为一个具体的名词提出并发扬光大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当时意大利的一些学…     

“五四”时期书刊报出版及利用

“五四”时期是中国书刊报出版异常繁荣的时期。新文化运动,西学东进促进了书刊报的出版,政治思潮的蓬勃兴起、思想文化的跃进,为书刊报的繁荣准备了前提,先进分子的倡导实践决定了书刊报出版的兴盛。民主和科学及社会改造成为这时期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的出版及传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怀想五四

提到五四运动,人们都熟知,那是一场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北京的学生爱国游行。而广义上的五四运动,是将“新文化运动”包括在内的。“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以《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其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在全国大量涌现,掀起一场对中国民众的空前启蒙。     

《晨报》附刊与五四时期科学启蒙运动

陈独秀在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曾经强调，“科学”与“民主”对“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具有重要意义，并表示“断头流血”都将拥护之。从而高扬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④因此，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也如同重视宣传新思潮、呼唤民主政治一样，成为“五四”时期许多新文化传播媒介不可或缺的重要传播内容。详细考察身处于新文化传播热潮中的《晨报》附刊，不难看到它作为新文化传播媒介中重要的一份子对“赛先生”的全面传播，     

茅盾眼中的“五四”与“新文学”——以《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小说导论（一）》为中心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917-1927》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深远。本文选取茅盾的《现代小说导论（一）》作为考察的中心,兼顾他的其他文学评论具体分析茅盾叙述、规划中的“五四”与“新文学”,并评述茅盾的遗产对于今日文学批评的启示。     

“公意”与“舆论”之间:五四时期李普曼《舆论》的知识传播和话语实践

基于新发现的袁昌英《公意之源》,并与陶孟和的书评比较,考察李普曼《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的问题。《舆论》推动了近代西方"public opinion"从哲学论述转向现代性的知识和概念,但其核心概念仍融合了"公共意志"与"公众意见"两方面涵义,作为现代性话语尚具有两歧性。这个特征为五四时期的中国学者提供了"舆论"与"公意"的两条阐释路径。陶孟和用书评形式引介《舆论》,关注其在政治心理学上的创新意义;袁昌英则以近似于政论文的形式,评述李普曼的新舆论观、大众媒介观和政治传播观,实已触及现代传播学的范畴。陶、袁都被李普曼的民主理论修正观点所吸引,对于著名的"李普曼-杜威之辩",也有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不同的评论视角。从话语实践上看,《舆论》参与了一战以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反省思潮。     

“五四”时期空想社会主义与欧文空想社会主义

“五四”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引进中国,成为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新村主义与工读互助主义,与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有着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差异。社会发展已经证明了它们的局限性,而最终要被科学社会主义所取代。     

“五四”大潮中的周恩来与南开

1919年4月底。周恩来从日本乘船回到天津。他得知南开学校要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决定“返国图他兴”的。 周恩来回来不久。北京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天津最先起来响应和声援北京爱国运动，各中等以上学校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以直隶女师为主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天津迅速开展起来。     

五四时期学生报刊“发刊词”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五四时期学生联合会、社团创办的《少年中国》《新潮》《南开日刊》等报刊将思想宣传同群众运动、政治斗争相结合,成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载体.而学生报刊的发刊词,则以简洁的文字体现了报刊的时代背景、宗旨和传播取向,以此看待五四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可以发现其何以传播及如何传播的路径体系.     

从“雅兴园地”到“公共论坛”:五四时期报纸副刊公共性探析——以《学灯》《觉悟》和《晨报副刊》为考察中心

五四时期我国报纸副刊实现了从消遣性向公共性转型,为我国报纸副刊奠定了光荣传统,对副刊良性发展影响深远.五四副刊在形式上通过公共栏目设置、开展平等对话、进行公开争鸣和开展民意征询等方式,为五四知识分子构筑“公共话语空间”;同时,在内容上通过加强公共议题讨论和私人话题公共化处理等方法凸显副刊公共性.五四时期副刊公共性也有其历史局限生,即副刊构建的“公共空间”很不完善、学理与趣味之间失衡以及副刊“半公共性”与“伪公共性”出现,销蚀了“公共论坛”的公信力.     

五四时期梁漱溟文化思想的检讨和反思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时期梁漱溟最重要的文化思想成就是其创建了将西方哲学、佛教哲学与中国儒家哲学相融合的"新孔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提出了独到的文化哲学理论和"三个路径样法"的东西文化比较观。今天我们重新反思五四时期梁漱溟的文化思想,对于建构中国现代新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曙光》: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缩影

《曙光》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爱国青年学生创办的一份在中国青年及学生中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刊物.该刊创刊初期宣传“改良主义、科学救国”,后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早期组织的宣传阵地.《曙光》编辑思想的转变,正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一大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进步热血青年、先进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较全面的认识,并进而接受社会主义传播过程的一个缩影.     

未来编辑的历史借鉴——论“五四”文化转型中《新青年》的编辑建树

本世纪初的“五四”运动．给我国的文化历史带来了全方位的革新．从文化内容到媒体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持续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体系渐次瓦解,新型的民主主义文化逐步建构。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转型过程中,编辑作为出版文化的缔构者．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许多后来以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等著称的杰出人物,都曾是当初某些报刊的编辑或撰稿人。     

“五四”研究的新视角——评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

杨念群从新的视野,从长时段角度,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时空的差异性,以主题话语转换为核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复杂而立体的＂五四＂形象,从根本上,他不是摧毁前人建立的＂五四＂,而是丰富了其精神内涵。     

刘体仁著述考略

刘体仁是清初著名文学家、文艺鉴赏评论家,曾官刑部主事、吏部郎中。能诗善画,精鉴赏,被称为清初十才子之一。刘体仁所作诗文颇丰,但随作随丢,不自存稿,晚年自编其诗文集为《七颂堂诗文集》,诗文风格清隽遥深,追求自然。在诗歌创作、诗词理论、收藏鉴赏等方面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刘体仁著述考略

刘体仁是清初著名文学家、文艺鉴赏评论家,曾官刑部主事、吏部郎中。能诗善画,精鉴赏,被称为清初十才子之一。刘体仁所作诗文颇丰,但随作随丢,不自存稿,晚年自编其诗文集为《七颂堂诗文集》,诗文风格清隽遥深,追求自然。在诗歌创作、诗词理论、收藏鉴赏等方面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十恶不赦”是哪“十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法典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魏晋的《魏律》，北朝时的《齐律》。“十恶”最早出现在《齐律》中，当时称为“重罪十条”。“重罪十条”把这十条罪行称为“十恶”，并且规定决不赦免，到了隋唐就正式形成了“十恶不赦”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