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徽州文书看明清徽州民间的纳税文化

徽州税文化是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赋役文书体现了古代徽州乡民对自己税收责任的认知和纳税意识的自觉。徽州乡民注重通过契约明确纳税人的税负转移,界定纳税责任;注重利用宗族亲谊在税赋征管过程中发挥作用,化解纳税矛盾。在税粮征纳过程中,地方精英往往起表率作用,采取积极的护税、协税行动。     

明清徽州孝悌文化的表现形式探析

明清时期,在朱子理学的深刻影响之下,孝悌文化在徽州宗族社会中的教化作用日渐突出。徽州人通过修撰方志、编修家谱等方式记录各个宗族的孝悌行为,使孝悌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徽州孝悌文化的盛行取决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社会风气,并通过多种方式呈现"孝养父母,友爱兄弟"的人伦法理,有利于徽州宗族社会的繁荣发展。     

徽文化休闲观与徽州休闲体育文化研究

作为中华主流文化传承与创新代表的徽文化,休闲与休闲体育早以自己独特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存在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通过文献资料、专家访谈、实地调查等方法,初步探讨了徽文化的休闲观,总结出了以“理”释“仁”、以人为本,实现“天人合一”,体验生命快乐和宗族“同乐”的超前自由休闲观等.目的在弘扬徽文化和为现代休闲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借鉴和文化资源.     

浅谈明清时期桐城文化与徽州文化的共同特征

桐城文化和徽州文化是我国两大地特色文化，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和很高的文化品位，探索它们的共同特征，不仅有助于提高对它们的认识，而且是更好地弘扬优秀传统地方文化，提高安徽知名度。     

论发展徽州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是旅游的重要类型。徽州文化是我国三大地方文化之一,有着极为丰富的器物文化赋存和深刻的精神文化内涵,本文拟从资源优势、市场走势、区位条件和政策环境等方面分析发展徽州文化旅游的可行性,旨在将地域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经济优势。     

明清时期大理白族文化变迁探析

本文首先概述了明清时期大理白族文化的变迁情况,随后探讨了这一时期白族文化发生变迁的原因.指出:明清时期,大理白族文化的变迁可以归结为两点主要原因:(1)就内部而言是经济基础的变化;(2)对外部而言是汉文化大规模传播.     

论古罗马血腥竞技文化

古罗马血腥竞技文化主要包括角斗士竞技、战车竞技、斗兽表演和海战表演。血腥竞技文化是古罗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形成的罗马特有的一种文化。血腥竞技文化内容丰富,特点鲜明,且渗入罗马人生活各个层面,反映出古罗马的时代特征和阶级实质。     

论徽州礼俗文化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与传播

徽州礼俗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应用价值,它的发展和振兴符合社会发展潮流.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徽州礼俗文化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应该大力传播,地域文化与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可以有机结合.     

论发展徽州文化旅游

化旅游是旅游的重要类型。徽化是我国三大地方化之一，有着极为丰富的嚣物化赋存和深刻的精神化内涵，本拟从资源优势，市场走势，区位条件和政策环境等方面分析发展徽州化旅游的可行性，旨在将地域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化经济优势。     

明清徽州区域文书通信系统述论

在信息控制的视阈下,考察明清徽州文书通信系统的构筑、运行以及嬗变等情况,指出区域文书通信系统的建构对中央王朝适时传达指令、掌握区域信息及加强对该区域的社会控制作用斐然。在此基础上,从纵向与横向分析明清徽州文书通信系统的建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徽州文书通信网络的形成与完善,既反映了明清王朝对此地区进行信息控制的具体渠道与方式,亦反映了区域内的信息流状况。     

论明清徽商的职业教育

明清时期徽商的职业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重要表现就是徽商职业意识的普遍觉醒,职业教材的大批问世,以及职业道德的培养和职业技能的传授.明清职业教育是我国历史上的新现象,开启了我国大规模职业教育的先河.徽商的职业教育也是其延续六百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清徽商的儒学气质研究

在明清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徽商之好儒,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中以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影响最大。徽商在经营过程中,能自觉用儒家思想规范自己的商业活动,讲求义利之道。徽商贾儒相邦、敬业拼搏、诚信进取、勤俭协和的精神,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     

明清徽商消费生活的儒雅性

明清时期,徽商的消费生活内容非常丰富,受中国传统的"四民"观及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娱乐休闲消费、社会公益消费、文化教育消费都体现了其消费生活的儒雅性.徽商消费生活的儒雅性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创造了商业和文化教育的繁荣.     

明清侨寓徽商子弟的教育科举问题

明清时期,徽商为子弟成名计,在侨寓之地或设立专门的书院、义学,或力图使其子弟附学当地官学、书院,或争立商籍,或入籍当地,为其子弟的成材、入仕开辟道路,也为侨寓地教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科举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明清徽州民间契约关系的维系

明清时期,契约关系广泛而深入地渗透于徽州民间社会。而维系契约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家法律和官方强制是支撑契约关系的根本,宗族规法以及藉之维系的伦理秩序是规范契约实施的重要方面,中证参与和证信是契约关系成立的必要前提,罚银、罚戏、神咒以及公众舆论等民间习俗性手段亦有效地制约了违约行为的发生。     

徽商与明清徽州荒政

明清时期,徽商积极参与徽州的荒政事务。在徽商影响之下,徽州的荒政形成了特色:官商共济使其成效斐然;宗族内部救济与政府救济有机结合;救济经费、物资等运作的商业化。徽商参与徽州荒政事务有助于缓和徽州的社会矛盾,协调徽州的商民、官民关系,从而促进了徽州的和谐发展。     

明清时期徽商在嘉兴的活动

明清时期,嘉兴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其商业和市场异常活跃。徽商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帮之一,在嘉兴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徽商的活动,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进了其市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沟通了商品流通渠道、推进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和推动了当地封建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此同时,徽商在嘉兴经营活动,为徽商的资本积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谈明清绅商和近代绅商之不同

徽州绅商早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这是商、绅合流的产物。徽商通过捐纳或捐输等途径转变为绅商,并由此在地方获得权威和民众认可,而近代的绅商,往往借助商会等组织提升自己的权威。徽州绅商推动了明清徽州士绅社会的建构,特殊的绅商身份也有助于商业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但是,这一特殊的身份又强化了徽商的封建性,从而阻碍了徽商向近代的转型。     

明清徽商的消费行为特征

徽商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生活状态和价值取向,其消费行为表现为阶段性、亲情性、宗族性、公益性、商业性和文化性等特征。这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科学消费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辩证理解俭与奢,合理进行消费;提高消费主体的素质,文明健康消费;热心公益事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正确认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循环;和谐消费,提高精神文化消费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