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传记文学概论

文章论述了中国20世纪传记文学发展的主要发展阶段（即从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嬗变。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突破和发展,以及当代传记文学的马鞍形发展）和主要作家作品,论述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传记文学的主要作家作品,并进而总结了中国20世纪传记文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不足,展望了中国21世纪传记文学的未来。     

在自由中逼近真理——论寒山碧的三卷本《邓小平评传》及《邓小平最后岁月》

《邓小平评传》是海南籍香港作家寒山碧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寒山碧利用香港的民主自由为邓小平撰写传记文学作品,力求客观真实,公正中立,既叙述了传主曲折的人生,又表现了传主的人性和温情,同时对传主作了精湛的评点,显示出作家追求真理的勇气。     

中华传记文学（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华传记文学（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7月22日至24日在香港举行。此次会议由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协办,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为支持机构,旨在推广中国传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山西、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台湾、香港、韩国首尔及美国华盛顿等地的50余位学者／作家聚首香江,     

《传记文学新近学术文论选》出版

[本刊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编、万伯翱等著《传记文学新近学术文论选》,2011年1月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选取了2009年＂中华传记文学（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部分论文,又增补了一些传记作家、学者最近发表的重要文章。     

论寒山碧的传记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

香港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寒山碧以《邓小平传》为代表的传记文学作品,具有高屋建瓴的胸怀和气魄,富于秉笔直书的胆识与魄力;材料丰富准确,人物性格鲜明,见解独具,文笔舒卷自如,描写、抒情富于感染力,寓历史的深刻分析于文学的叙述与描写之中;其以《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为代表的传记文学史的研究,坚持说真心话,史料翔实,视野开阔,持论客观公允,富于理论气息。     

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选评

中国是传记文学大国，历史悠久，佳作很多。进入新时期以来，传记文学更得到蓬勃发展，不但数量空前，而且名篇迭出。但是，传记文学的评论相对较少。为此，笔者特选择了三篇写音乐家、美术家、政治家的传记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希望对21世纪的传记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传记文学的缺失与重建

进入21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和走向不令人乐观，旧时的传记文学、外国的传记文学、当今的传记文学纷纷出版,共同构成了今天传记文学的虚假繁荣。追溯当今传记文学不能真正繁荣的根本原因有三：一、缺“小”选“大”,二、光环效应,三、独立意识缺失，这就需要我们克服缺失,而重建独立意识,重建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传记文学承担着比其他文学更沉重的历史责任。     

19世纪英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

随着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的出版和启蒙时代文学理论的推动,19世纪英国传记文学理论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文章从传记的本质、传记作家的资质、传材与传记、传记伦理等方面,梳理了英国19世纪传记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     

《大公报·文学副刊》:关于传记文学与历史小说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十分重视传记文学与历史小说的相关介绍和研讨。它立足于文学批评,从传记文学的创作技巧、现代转型,以及小说创作的历史意识等方面进行阐述,探讨了传记文学与历史小说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历史传统与现代意识——当代传记文学论

中国传记文学历史悠久,具有优良的传统,即：尊重历史,追求历史真实;强调伦理道德,弘扬正气,激浊扬清;讲究谋篇布局和表达艺术。其中,追求历史真实是传记文学之魂,是中华史传文学的核心精神。1949年后,传记文学的历史传统由于特定的政治语境而中断。在意识形态的扭曲下,所谓的传记文学作品出于思想教育的需要,普遍存在着虚饰夸张的问题。传记文学写作背离传统,沦为政治工具。新时期以来,传记文学写作努力回归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仍然谨小慎微,为尊者讳的现象仍然存在。香港的传记文学写作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一方面继承历史传统,真实客观地叙事;敢于直言;另一方面,以＂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意识统率写作。     

论元代道教史籍及其文献学价值

元代道教史籍非常丰富，可分为仙传、谱录、山志、碑铭集、游记等体裁；仙传又可细分为专传、类传、总传、像传等小类，这些史籍有着鲜明的特征，在文献学上也有相应的学术价值。     

论古代家传之演变

家传是古代重要的著述样式和文章体式。在唐代以前,家传主要是一种著述样式,记载某一家族的多个人物,属于史部书籍中杂传的一类;唐宋是家传的变化时期,开始向仅记一人的单传演变;宋代则进一步出现了以家传为名的文传;明清以后,家传成为集部文章之一体,是一种文传。而六朝那种记录某姓氏多个人物的家传样式则几乎消失。     

2008年传记文学研究述评

2008年,众多传记文学研究者以丰富的史料和多元文化视角,探讨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集中体现在中国传记研究、域外传记研究和传记理论研究等三个方面。     

浅谈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之别传

杂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史学题材,在《隋书.经籍志》所列史部著作中占有很大比重,这是我们研究魏晋时期文学、史学的重要资料。而杂传中以人物的别传这类题材数量最多、内容最具代表性。文章从别传的内容题材出发,探讨别传这一题材能在魏晋时期兴盛的原因,并提出别传对于研究魏晋文学历史的一些作用。     

论宋代三大长篇行状

行状，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中的一种文体，它萌芽于汉代并不断发展，至宋代开始出现了长篇的行状作品，其中以苏轼的《司马温公行状》、朱熹的《张魏公行状》和黄干的《朱子行状》为代表。该文通过对这三大长篇行状的分析，着力探讨行状写作在宋代的成就和发展原因。     

《史记》民族列传史料来源考辨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列传,专门给周边民族及国外民族立传。为中国最早的一部民族通史,亦是正史民族列传的滥觞。因史料翔实可信,是研究先秦秦汉民族史的最基本史料。因此对其史料的来源进行分析、考辨,对民族史及《史记》研究有重大作用。其史料来源主要有：一、“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二、游历访问、实地调查;三、使节、商人、各族归附人提供的材料;四、各族相关的实物等途径。     

司马迁《伯夷列传》的深层含义

《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形象来自于先秦典籍,其真实性和传记思想存有争议。究其原因,是司马迁想通过二人否定传统主流思想,推陈出新,作传为次、感慨为主,重在实践史家的经世主张。     

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重负

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始终没成为一种独立的文类而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主要提倡者胡适和朱东润对传记文学的具体理解与把握明显受到传统史传观念的影响,这种因袭的"历史"重负,在他们以及吴晗等人的写作中表现得很明显.而极力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属性的郁达夫、茅盾,以及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明显突破"史传"樊篱的传记文学创作则始终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表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在观念上强调作品的史鉴功能,牺牲艺术的趣味性;重视宏大历史叙事,忽略个人化、生活化的叙事;以考据方法取代艺术的虚构与再现;推崇纯客观的史学叙述,抑制情感化、个性化的艺术显现.这种"历史"的重负,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不能尽如人意的关键所在.     

中西传记史学视野中的胡适自传--以《四十自述》为中心

胡适乃是中国新旧传记转型的关键人物,其所写的大量传记中尤以<四十自述>影响最大.在中西传记比较的视野中细读这篇自传,其篇幅的增长、语言和人称的转换、徘徊于文学与历史之间的文体选择等自传形式方面的变化颇为瞩目,这其中正包含着胡适对于现代传记的探索与追求,留下了中国自传现代转型的最初印痕.     

胡适传记文本的语言学阐释及中西传记文本的异同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传记理论体系的创立人,其传记理论对中国现代传记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文章从语言的角度,探讨了胡适传记文本的语言形式,并对胡适传记文本的语言进行了阐释,剖忻了胡适传记文本在语言方面的特色,揭示了胡适对中国传记的伟大贡献及深远影响,探讨了胡适传记文本语言的文体观,阐述了“胡适之体”给传记带来的新生。最后,分析了中西传记文本的异同,从叙述人称、写作手法、材料选取等角度进行了探讨,也探讨了其不同的根源以及在语言层面上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