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课堂教学"美"起来

法国艺术家罗丹曾说：“美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纵观中学历史教学。也同样如此。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历史既充满了璀璨的科学之美，又蕴涵着浓郁的人文之美。一个个个性鲜明神采各异的伟大历史人物、一桩桩曲折动人的重大历史事件、一种种轰动一时的重要历史现象都是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一朵朵翻腾的浪花。可见，历史教学内容的美无处不在、俯首皆拾。对于历史教师来说，并不缺少美。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历史课堂教学还不够“美”呢？主要原因就在于教师缺少发现，不能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表现“美”的形式、方法和手段。从教学系统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来看，教学美包括形式美和内容美两个方面。教学中，只有美的形式和内容达到统一，才能培育学生们美的理想情操和美好的品质行为。因此，要让历史课堂教学真正“美”起来，关键在于历史教师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充分合理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只有这样，历史的“美”才能真正得到彰显。     

历史人物教学的"常规"与"非常规"

在历史课程实施中,教学的有效性受到广泛关注。教学的无效、低效和高效与作为引导者的教师密切相关。历史人物教学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落实教学“常规”,为教学实效性奠基。重视教学“非常规”,主动制造“意外”,增强教学实效性。文章从常规与非常规两个层面谈历史人物教学,涉及教材内容处理、教学方法选择、教学组织形式三个方面。     

"十七年文学"研究与"历史叙述"的重构

论文试图从“历史叙事”的重构角度对五十多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进行一次清理,检讨在“重构”这一段“历史叙事”——作为文学史的“十七年文学”研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以及“重构”所指向的“十七年文学”的“过去”与“未来”的意味。     

"重建"——历史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

目前的历史题材创作铺天盖地而来,存在的问题很多.历史文学创作的第一层面即为重建历史真实.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历史文学"的界限究竟何在?鲁迅的"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大体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就又涉及到言之所据的"真实的历史人事"存在于何处的问题.实际上,历史本真虽然存在过,但难于把握.历史文本所记述的只是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大致框架和概貌以及空间方位、时间的断限等,书写者会因观点的不同而对人物与事件作出不同的判断,有偏见也在所难免.历史文学要恢复历史真相是不可能的,只能走重建之路."重建"的意思是根据历史的基本走势、大体框架、人物与事件的大体定位,甚至推倒有偏见的历史成案,将历史资料的砖瓦,进行重新的组合和构建,根据历史精神和艺术趣味,整理出似史的艺术世界,并在高一个层次上回到历史文本,让历史文本重新焕发出艺术的光辉.艺术地重建历史世界应注意三个维度:认识的维度,价值的维度,审美的维度.     

沉浮在"想像"之河中的"真实"--以典型影片为例,谈历史真实和艺术想像问题

在哲学意义上,再现“历史真实”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述。历史影片的成功不在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因为“历史”绝对客观的真实已经完全消弥。“影视史学”和“书写历史”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真实标准。历史影片的成功之处是“客观历史精神和主观艺术想像的和谐”。     

陆机"诗缘情"辨

关于陆机的“诗缘情”说，历史上颇多争议。本文就此问题做一番考察和辨析，认为“诗缘情”和“诗言志”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从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融合的，陆机的“诗缘情”说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原创性价值。     

浅谈"艺术歌曲"

诞生于十九世纪初的艺术歌曲，既有它悠久的发展历史，又有它无限美好的发展前景，本对于艺术歌曲的内涵、发展过程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     

邓小平理论教学亟待把握的"结合点"

提高邓小平理论教学效果，必须把握五个“结合点”：邓小平理论教学要与历史教育紧密结合，与其光辉人生历程紧密结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以及新时期的的创新理论紧密结合，与鲜活实践尤其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紧密结合，与教师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提高紧密结合。     

回归历史辩证法:重新认识"历史合力论"

只有在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辩证法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上,才能重新认识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视野中,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借用合力定律对处于史前史阶段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说明。历史合力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性的统一,对研究和阐发历史辩证法具有重要的价值。     

戊戌时期"自上而下"变法道路的历史合理性

史学界对戊戌变法“自上而下”的变法道路颇多微词，认为正是由于走了“自上而下”的变法道路才导致了变法的失败。该文并非是探讨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是旨在说明康梁等维新派走“自上而下”变法道路的历史合理性。他们之所以走这条道路，不仅仅是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已经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都有一些成功的范例，更是由康梁等维新派在戊戌之前所承继的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也谈"辩证思维"与"和谐思维"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应当加强对和谐思维方式的研究和应用,但首先要正确揭示“辩证思维“与“和谐思维“的关系.不能把“和谐思维“与“辩证思维“对立起来;与“和谐思维“相对应的应当是“对立思维“、“斗争哲学“;但“对立思维“与“和谐思维“的对立并不简单地表现在“重视斗争“还是“重视同一“这个层面上,和谐思维决不是“和谐为主,斗争为辅“;对和谐思维的本质和特征,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美"不是"什么"

从词性的角度看，“美”本来是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形容词只表示事物的性质或状态，不指称事物本身。追问“美是什么”犹如追问“愉快是什么”、“好是什么”、“慢是什么”，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从概念的角度看，“美”是属性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属性概念只反映事物的某种属性而不反映事物本身，不存在“是什么”的问题。从事实的角度看，“美”表述的是一种主观情感状态而非客观实体，追问“美是什么”是缺乏合理性的。     

"来""去"的位移阐释与"起来""起去"的不对称

“来”具有“朝着说话人所在的地方靠近”的语义特征,“去”具有“离开说话人所在的位置或者文学作品中某一特定位置向另一地点运动”的语义特征。在“位移变化”的语义特征上,“起来”偏离了“来”,而“起去”与“去”却保持着一致。这种语义上的差异导致了“起来”起去”语法功能的不对称,主要表现为“v起来”和“v起去”中“v”的范围不对等。     

关系词“不但……而且”的合用与“而且”的单用

“不但P，而且Q”常被看做递进复句的典型形式。本文通过对大量语言材料的分析发现：（1）P与Q在语义上并非总是前经后重、并列，有时Q是对P的补充，甚至P重Q轻的情况都很常见；（2）有时“不但”可用可不用，主要视话语中心的需要与说话人视觉变化，有时“不但……而且”必须配对使用，有时只能单用“而且”，这主要受制于某种特定条件。本文从语义、结构及语用的角度探讨合用与单用的制约因素。     

野草:在“说”与“不说”之间

鲁迅的作品<野草>晦涩难懂,其原因并非只是外在社会环境的残酷所致,而是有着更为重要的语言学原因:鲁迅深切体悟到了语言的困境,为了突破困境,他不得不寻求新的言说方式,采用沉默、话语的正反并置和象征三种表达策略辗转在"说"与"不说"之间.     

论“党的干部”与“人民公仆”的关系

"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党章的规定和党的宗旨的要求。要使"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成为现实,必须设定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使"党的干部"不想腐败"、"不必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从而使"党的干部"始终坚持执政为民,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     

王国维的"有我"与"无我"

古代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处理。与西方文化的天人分裂不同,中国文化中自然既不是人化的自然,同时人也没有消失。王国维的“有我”与“无我”是对西方诗的概括,并不符合中国诗的实际。     

从"教育共识"到"共识教育"

人的安全需要与自我意识需要、社会共识的诉求、以及制度化教育本身的特性,提出了形成教育共识的需要.然而,"理解"与"接受"的困难,使得教育共识的形成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异常艰难的.那些宣称的教育共识往往试图归化不同的观点而体现出强制,强调认同而淡化怀疑,意在融通却造成区分.因此,将"共识"动词化,把"教育共识"变为"共识教育",即从对"共同的教育认识"的关注转到"共同去认识教育"上,虽是不得已的选择,却也是一种积极的策略."共识教育"既是寻求教育共识的最低策略,也体现了对于他人的信任与依赖,还意味着开放怀疑、避免风险的态度.     

言志与缘情辨

在关于中国古代诗学的研究中,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言志”和“缘情”是两种互相对立的诗歌主张,“诗言志”要求为政治教化服务,“诗缘情”则只求自由抒发性灵,不考虑政治教化。文章表示不同意此种观点。作者认为,“言志”和“缘情”的意思没有根本的差别,“诗言志”是说用诗来表述内心所存想,“诗缘情”是说诗依照内心所存想而作。这两种说法本身都不涉及与政治教化的关系问题。作者还认为,志、情两词的含义原可以兼包所谓偏于理性的思想和偏于感性的情感,因此,认为“言志”偏于理性、多指表达思想而“缘情”则偏于感性、多指抒发情感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     

从量词“堆”与“叠”的形成演变看其用法差异

量词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因其意义源于造字之初的名词或动词,所以量词的语义特征、语用及其修辞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初形式的烙印。文章论述了近义量词"堆"与"叠"的演变轨迹、自身所带有的语义特征;并在对语言材料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两者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