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刍议

正确处理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保证社会安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二者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征地范围过宽、补偿偏低、安置不当,其原因为“公共利益”界定不明、集体土地产权缺陷、政府权力寻租和政府行为缺乏规范。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应从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完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和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着手。     

集体产权下土地征收问题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太和县为个案

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残缺,太和县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诸多缺陷,突出表现为：公共利益概念模糊,征地范围界定过宽;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补偿范围较窄;征地程序不规范,救济程序不完善;征地收益分配不均,安置社保工作滞后。这些问题在全国其他地方也都程度不一地有所存在。为在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主要途径应包括：严格界定公共利益,限缩征地范围;以市场价格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拓展补偿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救济程序;完善征地收益分配机制,健全社保体系。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法律思考

要解决现行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的问题,相关立法应明确界定“公共利益”,限制政府征地权滥用;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完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加强土地规划管理,严格土地农转非审批。     

对征地过程中公共利益性扩大化问题的探讨

在现行用地制度下,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由于缺乏严格的约束规范,导致征用权滥用,侵害了集体土地的产权和农民的利益.为保障农民权益,需要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赋予农民完整的产权;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区分不同类型的征地行为,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农民土地权利屡遭侵害成因初探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征地过程中侵害农民土地权利的现象十分普遍。究其原因在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缺位和不完整;现行征地制度、政策存在的弊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至今尚存;土地管理体制和现行已有的方面的各种法律还不足以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对土地珍惜程度下降等。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政策、法律,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依据有一定的意义。     

增设土地发展权:完善征地制度的一个新视角

我国征地制度存在征地范围背离"公共利益"、征地利益分配失衡、忽视了被征地主体在征地行为中的权利等问题,导致在征地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受损严重,应增设土地发展权以保障农民权益。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矛盾日趋激烈的集体土地征收纠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集体土地征收冲突的日益激烈,则进一步反映出集体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健全.要减少集体土地征收中的矛盾和纠纷,就要构建完善的集体土地征收程序,征收合法性的客观标准宜借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设立相对统一、合理的补偿标准,建立一整套多层次、快捷、高效的权利救济模式.同时还要构建集体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扩大土地征收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保障土地征收利害关系人的诉权,使司法审查介入征地过程;明确集体土地征收纠纷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避免因主体不适格而不能及时获得救济的情况;加强对土地征收行政案件审理问题研究,明确审理范围,确定司法审查的限度;提高行政诉讼协调机制的效率,通过充分协调化解征地纠纷.     

浅析征地过程中的公共利益问题

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导致大量农地被征收。为保证征收行为的合法化,各个国家对征收的公共利益作出了界定,由于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导致许多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侵害农民的土地权益。文章主要针对公共利益和征地过程中的公共利益目的进行论述,以正确引导我国行政机关在征地过程中准确定位公共利益。     

农地征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农地征收规模膨胀,因征地性质模糊、"公共利益"范围泛化、补偿机制落后、被征地农民话语权缺失又缺乏权利救济机制等,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有激化趋势。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对策:严格界定"公共利益",探索非公益性用地制度;确认土地发展权,坚持完全补偿原则;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和程序,保障征地过程中的农民话语权;建立健全征地补偿机制,长久保障失地农民基本生活;制定《土地征收法》,切实为征地提供从征收到救济的全套法律依据。     

论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

文章认为公共利益有两个构成要件:(1)能够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2)人民群众不需要为福利水平的提高支付对价。法律应当具体规定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土地用途;应当由立法机关对征收土地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进行界定和审查;应将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由补偿实际损失改为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格予以补偿。我国法律应当规定失地农民具体的安置措施,并且明确规定被征地农民可以对向法院起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物权主体的基础性——兼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物权研究的方法论取向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物权主体制度存在一些共识性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农村集体土地私权制度发展的前提性障碍。但最近的立法表明,农村集体土地物权主体问题被认为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而被放弃;理论研究也形成淡化主体的趋势。然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物权主体制度历史演变揭示出的规律、法律构造的一般逻辑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物权主体社会基础的中国特性都表明,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物权主体在整个农村集体土地私权构造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理论研究和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     

加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之利弊分析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对当前社会经济体制各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改革,并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明确对土地使用制度的顶层设计进行了改革,更加引发社会各界关注。这一制度虽然赋予农民集体对土地的支配权利,但是,加快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在有效扩展农民财产权、维护农民权益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新问题,本文通过分析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内涵和积极作用,同时深入剖析这一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而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

农村土地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和行业效率,也关系到中国农村的政治稳定。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使所有权在国家、集体和农户之间发生分割,同时,政治权力结构又使乡村干部成为土地所有权的人格化主体,这样,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就不完整,进而导致农民利益的大量流失。因此,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除了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之外,尝试建立“国家失地农民账户”和“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或许是比较好的配套制度选择。     

公平与效率的权衡——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完善

笔者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存在的问题的揭示,论证了制度安排的实质就是权利的分配、产权的分配。所以,实现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公平与效率也必须从产权分配改革入手,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上解决土地所有权虚王的突出矛盾,从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立法上保护农民的利益,从土地规模经营和土地流持上实现农业生产的效率。     

集体土地征收中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以基层社会稳定为视角

现有集体土地征收制度,过于向征地政府倾斜,使得在征地的公益属性认定、征地补偿等方面,没有很好地兼顾到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导致征收权的行使与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保护之间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土地征收与补偿纠纷频发。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健全农民利益表达的机制,在征地政府与被征地农民之间搭建起利益沟通、协商的平台,建立被征地农民利益影响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的约束机制,是完善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制度的关键。     

现行土地征收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我国土地征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共利益”概念界定不明;土地征收程序不规范;征收补偿不到位;征收中对农民权益救济的司法保障不力等。完善我国土地征收制度要实现经营性用地市场化供给,完善土地征收的程序,改革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建立完善的司法救济途经。     

论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与建设和谐社会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扩大农村中等收入阶层比重,因此,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内在机制和外在环境严重制约了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主要表现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土地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之间“权、责、利”界定不清;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农业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和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落后;农村社会化服务不健全;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中介组织匮乏。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来看,要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必须切实理顺土地流转各方的产权关系,积极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努力优化土地市场发育的外在环境。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问题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加快推进,广大失地农民土地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侵害,继而对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进程,以及对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从法律、产权等制度的层面展开探讨,能够厘清农民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完善土地征收程序、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推进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以及建立完善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是维护我国农民土地权益的根本路径。     

海峡两岸林业合作中的集体林地利用模式研究

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海峡两岸林业合作过程中,由于缺乏林区集体经济组织及林农自主、深层次的参与,林地利用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从《农村土地承包法》、《森林法》等立法现状和林改的实践来看,在两岸林业合作中探索对集体林地的利用创新模式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通过林业合作社的牵头作用,可以实现林地的规模利用;通过林农与台胞的有限合伙,则可以实现林地的增值利用。一些与林地利用有关的配套制度的建设也有助于促进和稳定两岸合作关系,增强集体林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