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减租”发轫初探

“二五减租”在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重大的土地政策。关于“二五减租”的发轫,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弄清楚,如:谁是“二五减租”的最先倡导者?“二五减租”的客观依据是什么?孙中山的“二五减租”令为什么未能下达?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是在什么背景下通过“二五减租”决议的?等等。本文对此作些探讨,就教于同志们。一、谁是“二五减租”的最先倡导者台湾学者萧铮在《土地改革五十年》一书中说:1922年沈定一(国民党员)“在萧山的衙前镇(他住的乡村)组织农会首先实行‘二五减租’”。殷章甫编著的《中国之土地改革》     

“二五减租”口号的由来

关于“二五减租”(即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口号,是什么时候、由谁最先提出来的,历来说法不一。有说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照此说法,这个口号的提出最迟不能晚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之前。但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这种说法。有说是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提出的。可是在此之前两个月,即8月间广东省农协执委扩大会议就提到了这个口号。根据现在查阅到的材料,这个口号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国民党中     

论国民党乡村整合举措失败的经济原因--浙江"二五减租"的个案分析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浙江省地方财政危机局面的不断加重,地方政权的扩张与推行“二五减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这种矛盾的冲突和斗争,不仅严重阻碍浙江“二五减租”的进程,甚至对国民党众多整合乡村计划的推行,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二五减租”是按什么标准计算的?

答“二五减租”的政策早在1926年7月中共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当时,南方几省的农民运动虽然轰轰烈烈地展开,但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二五减租”的条例,没有见诸实行。后来国民党政府,虽在法令中也曾提到过“二五减租”,但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实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第     

民国20年代后期浙江等地"二五减租"的昙花一现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作出了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决定。该决定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符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正确的。但是,国民党反人民集团背叛国民革命后,就遮遮掩掩地使这一决定名存实亡。浙江等地“二五减租”的昙花一现,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它反映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阶级本质,也说明了土地革命的必要性。     

农会与"二五减租"的政治困境——1934年浙江平阳县农会解散案解析

"二五减租"是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农村的要政,但由于政府推行不力及地主富绅的反对,并未取得预期成效,业佃矛盾也一直冲击着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秩序.在1930年前后全面重建的农会组织体系主要是服务于政府之农业建设与社会控制,就减租事务而言,农会可以为调解、缓和业佃关系提供制度救济,并且在实践中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但是,浙江平阳县农会解散案的例子说明,国民党及政府总体上对于农会"代表农民"推动减租始终抱有戒心,防备农会的过激行为冲击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农会的组织主导权亦并非掌握在佃雇农手中,因此农会始终难以成为真正的农民利益代言者,只能限于减租宣传及纠纷调解方面,难以有大的作为.     

论国民党政争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派系政争很激烈,消灭反蒋势力是蒋介石制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台湾学者提出该政策为中国抗战争取数年战备时间等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全国土地会议与“平分土地”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斗争,为了便于监督基层干部,党中央制定了“平分土地’政策,但它反映了农民平均主义要求,直接导致侵犯中农利益。文章认为,这一政策的失误在于脱离客观实际的估计。     

李大钊与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揭开了国民革命的新篇章。李大钊在会前会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和取得圆满的结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共产国际代表达林、马林等人的斡旋下,国共两党于1922年上半年初步达成了合作革命的意向。但是,在两党合作的具体形式上却存在一些分歧。     

“九·一八”前后国民党文化政策解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民党当局借助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两股思潮,在文化领域确立文化统制政策,加紧文化控制。其宗旨依然是“中体西用”的翻版,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倡导“尊孔读经”,借助新生活运动之力,颂扬“礼义廉耻”,先后发起筹设中山文化教育馆、并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将三民主义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借助回归传统拓展党化的道义空间,以强化文化的统制的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大力倡导“提倡理工”和“中国科学化运动”,为大规模展开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政策支持。“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呈现出专制性、保守性、现代性、多歧性相互杂糅的特点。     

国民党“制宪国大”与“改组政府”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自重庆还都南京。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7月3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决定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国民大会开幕。大会制定和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此即所谓“制宪国大”。1947年4月,国民党又上演了国民政府“改组”的闹剧。本文拟就国民大会的由来、“制宪国大”的召开、国民政府的“改组”,作一简要叙述。     

汪伪国民党“六大”

1938年8月28日,在上海极司裴尔路76号,汪精卫秘密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40余人,都是指定的。汪精卫担任会议临时主席,周佛海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会议通过了《党务决议案》,根据这个议案,汪记国民党俨然以正统自居,废除总裁制,实行主席制,推举汪精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并决定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决议、命令全部无效。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修订国民党政纲案》,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投敌卖国的纲领。大会主席团副主席裕民谊还以大会名义电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进行劝降。9月5日,汪记国民党又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伪中央党部。     

论国民党的法币政策

法币,也称为法贷,是国家以法律赋予强制通用力的货币。法币政策,是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五年颁布实施的将银本位制的银元改为外汇本位制的纸币的一次币制改革,它是近代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在已经出版的经济史、现代史著作中,绝大多数对国民党的这一政策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本文试就国民党实行法币政策的原因、内容、意义和影响,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就教于史学界、经济界的同志们。     

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的“剿匪”

九一八事件后,胡适、丁文江合作发表《所谓剿匪问题》一文,十分凝炼和鲜明地聚焦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剿匪"政策的公开质疑。但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长征所引起的时局巨大变动,他们中许多人迅即见风使舵,重新站到了国民党"剿匪"的旗下,由质疑转向期盼"全歼残匪",其内部的分化也成了不可避免的事。西安事变后胡适、张季鸾诸人虽最终接受了国民党废止"剿匪"政策的现实,但与范长江、王芸生等人的主张毕竟不可等量齐观。国民党"剿匪"政策虽废,反共之心仍存,自由派知识分子既不脱"恐共"痼疾,复不能躬身自反,在此后全面抗战中反共浪潮迭起,其将继续追随国民党的政治取向,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共产国际与中国土地革命中的过“左”政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总结了这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把中国革命推向以i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时期。     

国民党“五大主力”简史

国民党“五大主力”是指整编74师、第5军、第18军,新1军和新6军。这五个军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全部换用美械装备,战斗力极强。日本军队吃过他们的不少苦头,对之也颇为忌惮。然而在反人民的内战中,“五大主力”凶悍的喧嚣很快变成了呻吟,最终带着辉煌的过去被消灭。看看埋葬它们的战役吧:孟良崮战役、辽沈战役之辽西围歼战、淮海战役之双堆集团歼战和陈官庄围歼战,哪一次不是赫赫有名!哪一次不是令蒋介石气得“痛心疾首”!哪一次不是国民党在大陆走向覆灭留下显著的标志!他们的历史是复杂的,限于篇幅,这里只作简单介绍,作为教学的佐料。     

国民党大陆政策演变及其时代特征

从历史视角分五个阶段分析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演变及其时代特征,认为从一党威权体制下的"反共复国"到政党政治下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反独"立场鲜明,"一中"原则日趋模糊,"经营台湾"并与大陆"和平竞赛"的政策取向逐渐加强。     

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经济政策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战时经济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力地支援了对日战争，滞缓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进程。尽管战时经济政策给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并加重了广大国统区人民的负担，但其对抗战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容抹煞的。     

国民党“一大”的历史功绩

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距今整整六十周年。这次大会,政治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组织上改组了国民党,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行动上推动了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工农运动的发展。大会的召开,揭开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预示着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