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定商团叛乱事件看孙中山民族革命思想的发展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广州商团军连夜发动武装叛乱,开枪进攻广州革命政府,形势十分紧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当机立断,命令国民革命军坚决镇压.翌晨,这场由英帝国主义的走狗陈廉伯策动的反革命叛乱被平定了,削平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大隐患,解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这是孙中山革命经历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场胜利的斗争.     

陈廉伯与广州商团叛乱

一、陈廉伯与广州商团的“质变”广州商团成立于１９１２年初,新生的广东军政府因无力禁赌与缉盗,对商人置械自卫一事持允许态度。岑伯著即“与首创诸人仿照上海商团办法,因地制宜,苦心擘画”,于是年３月正式组建了广州商团,并出任团长。广州商团筹建时是出以“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公安”为宗旨对“其他事项,概不干预”①。从广州商团的行业组成、领导集团及其宗旨来看,初期它确是民族商业资产阶级自行组织的武装自卫团体。广州商团成立后,肩负起了协助广东军政府‘维持公安”的责任。商团军平时或在店铺及工厂门前站岗,…     

广东商团叛乱与孙中山的斗争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月发生的广东商团叛乱,是大革命时期的重大事件之一,是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形成后,帝国主义、买办分子、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勾结一起向革命力量发动的第一次进攻.从而引起了“广东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大激战”.本文拟就广东商团叛乱发生的过程、性质和作为当时国民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在平定商团叛乱中的斗争做一些探讨,以就教于同志们.     

彻底平定西藏叛乱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劫持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这种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严重罪行,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爱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已经奉命彻底平息叛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已经发布命令,解散这次叛乱的组织者西藏地方政     

清朝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

这张挂图是配合初中《中国历史》第二册叙述的“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这一历史事件编辑的。清朝初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在沙俄的扶植下自称可汗,并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妄图分裂祖国的主张。1691年沙俄公然唆使噶尔丹进攻内蒙古,发动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叛乱。这里所选用的两幅历史画卷,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当年平乱斗争过程中的重要场面,反映了我国各族人     

论道光对张格尔叛乱的平定

清朝前期,自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木之后,清廷于被称为回部的天山南路建立军府制度。以喀什噶尔为南路军府,为参赞大臣驻节处,节制南路各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统辖下的回部诸城,主要包括西四城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东四城之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乌什。在这些大小城镇中,分设办     

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平定始末

和平安宁是人类永恒的梦想和追求。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灿烂的阳光下,这个梦想被玷污。由达赖集团指使,少数不法分子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     

1959年，平定西藏武装叛乱内幕

1959年,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极少数分裂分子在西藏策划了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迅速平定,西藏从此走向和平与稳定。     

广州工人与商团事变

因广州商团事变引发的工商阶级对抗,不仅是国共合作“扶助劳工”的政治动员的产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孙中山政府为挽救其危亡而刻意实施的权宜之策,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已步入“阶级斗争”的理念正轨。随着商团的覆灭,此种阶级意识亦即呈弱化态势,这与国民党“工商协调”的劳资政策有着密切关联。     

明初平定建昌卫月鲁帖木儿叛乱浅析

明初中央政府迅速平定建昌卫月鲁帖木儿等人的叛乱, 清除了分裂割据势力, 维护了国家统一, 对西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康雍乾三朝平定边疆叛乱之分期比较研究

叛乱是少数分裂者破坏国家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统治者顺应民心，出兵平叛，具有进步性。本文通过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平叛策略、地区、效果的分期比较研究，证明统一、团结是民心所向。但不同阶段的策略会导致不同的效果，直接影响到统治者对边疆的开发与经营，影响到边疆的稳定程度     

浅析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前后与哈萨克诸部的关系

探讨了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前后与哈萨克诸部的关系，通过众多的历史材料阐明清政府在与哈萨克的接触之初以及在平剿叛乱中，二者的关系得以改善和进一步发展，表明历史上清政府与哈萨克诸部友好相处的事实及清廷对西部边疆和平、稳定的关注．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

由中山大学、中南五省辛亥革命研究会和广东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于1979年11月19日到28日在广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41位史学工作者以及两位香港学者和当时在中国的两位美国、日本学者参加了这次讨论会。讨论会围绕着“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这个中心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想像——1895年广州起义再探

青年孙中山有着在青年时代特有的想像气质,不能完全以成年孙中山大义凛然、目标明确、志向坚决的革命家形象来投影。本文即欲通过对1895年广州起义之再探,发覆钩沉。1895年前后,革命的社会条件尚不具备,但孙中山捕捉到了一些隐约可见的新动向,并欲将其提前引爆。此时他只有革命的理想,还未形成成熟的革命思想。他为广州起义设计的方案亦不无粗疏、大意和主观臆断。这次举事只是一次纸上谈兵的“头脑革命”,但却促成了孙中山个人身份的根本变化,使他从醉心于革命的想像者,逐渐转变为真实的革命者。(原载《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5.1作者)青…     

孙中山钱币革命浅析

20世纪初,孙中山为解决财政困难。抵御外国侵略,大力倡导钱币革命,提出了一系列保证纸币信用,防止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构筑了现代金融体系的框架。虽然他所倡导的钱币革命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开创了20世纪中国货币革命思潮之先河。     

大陆学界对广州商团事件的研究综述

发生在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在历史上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因之在一段时期内此课题研究被学界所忽略。从1956年起,大陆学者从多个方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学界对商团事件的认识从对革命语境下的武装叛乱的简单化定性,发展到对国家权力真空与市民政治理念成长的关系、中国革命方式的转变乃至苏俄运作中国革命的国际因素的深层次思考。从对该事件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民国史的研究呈现出更多的新特点。     

孙中山与广州中央银行

1923年，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建立后，孙中山从革命需要出发，一手创办了广州中央银行。广州中央银行的制度建设集中体现了孙中山的金融思想。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广州中央银行并未能被建设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但它还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与孙中山革命战略思想的转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当时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孙中山以巨大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使他由“效法欧美”转而“以俄为师”,学习和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重新明确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对象、任务和动力,逐步实现了“革命战略”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胡适论辛亥革命与孙中山

孙中山是民主中国的创建者；胡适在相当的程度上，赋予了这个新生的中国以学术上和语文上的新意义。辛亥革命若不能继之以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所创建的民国将少了许多新意和光彩；而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若没有辛亥革命成功在前，其收效和影响也绝不至如日后之神速与深远。孙中山和胡适，—主政治，—主文化，前后呼应，相辅相成。本文拟在这个框架下，就胡适中英文的著作，来审视他是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     

孙中山与云南辛亥革命

本文论述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对云南革命的关注及指导。集中表现于:大力培植云南革命党人;重视革命舆论,指导创办《云南》杂志,使民主共和观念的宣传在云南深入人心,才有护国运动在云南首义之事;将云南视为重要的反清基地,多次发动或关注云南的武装反清斗争,滇西起义成功,立即来电祝贺。并剖折了孙中山把云南视为反清基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