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大学》观探微

《大学》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作,而在其成为经典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二程兄弟是功不可没的。他们不仅将《大学》推向了一个至高的地位,而且还依据自己的理论学说对于《大学》分别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在他们所修改的内容中既彰显着相同的方面,也凸显出他们思想之间的细微差异。在研究二程思想时,关注他们各自所改正的《大学》无疑能够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与思路。     

试论二程语录在二程学术体系中的地位

二程语录是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一生传道讲学的言论的结集.后由朱熹整理编辑成<二程遗书>和<二程外书>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它是二程兄弟与弟子们在讲论有关问题时所碰撞出来的思想火花,也是二程与当时的一些士大夫及硕学大儒们之间相互论辩、相互启发而产生的智慧结晶.由于其具有内容的丰富性、论述的重复性、记录时间的长时段性等特点,使它在研究二程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有着二程的其他著作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它在某些方面可能未尽得二程思想之精微,但大体上却保存了二程思想的精华,并记录了二程思想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因而在二程学术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程《论语》解释学方法论

二程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借助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重建新的儒学形态——理学,其中《论语》尤为他们所重视和推崇,并成为二程经学解释学的根基。对于《论语》的解释,二程提出了异于前儒的解释原则、方法,这些方法为后来洛学弟子以及朱熹等人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后期《论语》解释的基本方法。可以说,二程对《论语》的解释具有典范的意义。     

二程理学思想异同说的文献学考察——以二程语录中“二先生语”的辨析为中心

二程理学思想的异同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特别是其中主张二程理学思想不同的一派试图通过对二程语录中归属不明的"二先生语"的准确识别,来达到对二程思想差异的细微区分和把握。但事实上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朱熹开始,一直到黄宗羲、孙奇逢、冯友兰、牟宗三、庞万里等,他们对二程语录的辨析无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其鉴别结果也因缺乏明确的鉴别原则、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扎实的文献依据而不断遭到后人的质疑。那种过分强调二程思想之间的差异,主张程颢开启心学一派、程颐开启理学一派的观点,实际上是后人在理学内部派别分化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种由果推因的解释,违背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二程理学体系的建构与《四书》

二程对《四书》十分重视，他们大力推崇、表彰《四书》，提高《四书》的地位，并训释《论语》、《中庸》、《孟子》，重订《大学》章次。在其思想学术体系建构中，二程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了大量的阐释、发挥、利用。其格物论与心性论主要是依托《四书》思想资料而建构的。     

程颐《易》学与理学建构

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易》学是程颐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程颐理学的重要理论根据,他的思想理论体系主要来源于对《周易》的解释。他将很多《易》学解释的原则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哲理,而这些哲理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思想源泉。     

《四书》思想理论探微

《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是我国儒学经典之作,因朱熹为其做注而得名《四书》。《四书》集中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并共同构成了我国延传千百年的思想基本框架和理论体系,其思想内容包罗万象。     

经、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经学从其产生之时起即与教育密切相关。"经"的确立,实际上是一个由"泛称"向"专称"转化的过程,"经"就其实际内容而言,多为"史"。就"经"在古代社会的地位而言,是"载道之经";就其具体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而言,则是"教科书"。经学是一套特殊的学术文化体系,其意识形态的功能与教育功能统一而不可分。两汉的儒者通过经学对六经加以适当地诠释,使六经的知识系统很好地适应了汉代封建统治帝国的需要,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以"经"为教育模式的基本实现路径。     

贾谊《诗》学寻踪

根据新近出土文献,分析了贾谊引用《诗经》与四家诗的异同,注意到贾谊说《诗》以“雅”,“颂”为主的事实,说明贾谊的《诗》学继承了春秋官学中“以诗为教”的传统。     

柳宗元与韩愈经学思想之比较

柳宗元与韩愈作为中唐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不仅在文学领域称雄,而且在经学方面也有特殊的贡献。他们在经学方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对经书的态度;二、批判怀疑传统经学;三、经学与现实的关系;四、经学与子学的关系。     

略论清人研究两汉经学传承的基本成就

两汉时期作为我国经学的极盛时期,历代学者均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就两汉时期经学传承特点这一课题之研究,经历代学者到清代而达顶峰。其代表性的著作《授经图》、《经义考》、《传经表》和《两汉三国学案》,在由稚嫩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体现了清代学者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     

经术与诸子:廖平、蒙文通的经史传承与民国学术

对经学价值的探讨是近代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从廖平到蒙文通的学术传承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蒙文通对经学的研究侧重于对学术自身发展与演进轨迹的探讨,他打破了传统经学研究的壁垒,注意到先秦诸子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并以此解释经学的周秦之变。基于对儒家经解的研究,他将诸子之学纳入儒学系统中探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学研究方法。蒙文通经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与其师廖平的学术传承密切相关。蒙文通虽然不认同老师廖平晚年的观点,但廖平的"大小"、"天人"学说却打通了诸子间的壁垒,且暗合中国传统学说整体化的时代趋势,从而为蒙文通的经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蒙文通在廖平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打破孔子的权威,也就在廖平处解放了诸子。蒙文通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清季民初的经学归宿为何的历史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的发展,但其治学宗旨是强调经学对中国历史、文化之特殊价值,从而为经学正名。     

略论汉代的“《春秋》大一统”理论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春耿》大一统”理论的确立,乃是汉代政治理论构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所谓“《春秋》大一统”,其意思主要是王者一统天下,在汉代也就是要皇帝一统天下。就内容而言,则包括政治一统作文化一统两个方面。“《春秋》大一统”理论乃是秦汉封建大帝国的形成及其客观要求的产物,它不但为汉王朝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在维护和巩固华夏一统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论《孟子》对文本之《诗》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

孟子对孔门诗教意义的生发,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诗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孔子至孟子时,《诗》正经历着由与乐舞结合走向分离的过程。把这一背景纳入考量范围就会发现,在《诗》学巨变过程中,孟子在《诗》的政教意义的最终赋予上具有其他诸子难以企及的贡献。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而《诗》三百脱离乐舞之后、其独立教化意义的赋予则多赖孟子之力。而这正是孟子于《诗》教发展的最大贡献,汉人解《诗》无不脱离乐舞而单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上来讲,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的《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一个学术史的角度:楚辞学概论学的新大成——读已故著名学者汤炳正遗著《楚辞讲座》

著名楚辞专家汤炳正遗著<楚辞讲座>"概"、"论"并重,寓.论"于"概",以"论"驭"概",全书涉及到了楚辞学的方方面面.每述论一事.必梳理历代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状况的发展脉络,有着强烈的"学术史"意识,允推为楚辞学概论学之新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