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辞赋观简论

本通过对扬雄好赋与悔赋的探讨，认为雄之好赋出于其对丽辞的重视和讽谏功用的强调；而其悔赋亦非否定辞丽，而是出于他对赋劝而不止和赋家类俳的感语。其辞赋观表现了扬雄重丽主用的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扬雄的文学思想与辞赋书写

扬雄将文学思想付之创作实践,在辞赋书写中体现了他的文学理论命题。哪怕就是他悔赋而"辍不复为",也表现的是对辞赋创作的反思,对文学关注现实、讽喻现实作用的追求,体现了他的文学自觉意识。作品现实题材的选择,亲自经历事件的叙写,体现"事以为尚"基础上的文质相副、事辞相称,由他开始的纪实、纪行的辞赋书写方式,不仅体现了扬雄"其事则述""其书则作"的创作精神,也反映了汉代大赋创作由凭虚转向征实的新特点。     

扬雄薄赋辨

汉代大赋家扬雄早年极好辞赋,晚年著述《法言》中却认为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并声明自己“壮夫不为”。扬雄为什么鄙薄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了呢?后世人一般认为,扬雄是因认识到辞赋无补于规谏,失去了讽谕之义。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中讲,辞赋“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雄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豰’者     

论扬雄的文体自觉

扬雄的文体自觉意识对后人文体意识的进一步自觉乃至系统化意义深远。在内容上,他对辞赋从认识到创作整体上采取了始肯定后否定的态度,即由初期肯定强调辞赋的丽靡特质转向后期于文用兼顾中更加注重文学的功用。他的“文必丽靡”、否定“赋可以讽”的观点都对后人产生过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扬雄“诗人之赋”义证

西汉辞赋大家扬雄关于＂赋＂的评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但是＂诗人之赋＂涵义隐晦,引发了后人的诸多揣测。通过分析《史记》、《汉书》和扬雄本人作品中的＂诗人＂一词及《左传》中＂赋＂的用法,可知扬雄所谓＂诗人＂指《诗经》作者,＂诗人之赋＂即为《诗经》中的作品。     

扬雄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官吏、学者。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长安,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     

论扬雄儒者身份认同下的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

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扬雄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他推崇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认同儒家观念和儒家经典,同时捍卫孔子儒学思想纯洁性,以一名儒者的身份自居。在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下,赋家扬雄在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赋作方面,在儒家经世思想影响下,扬雄辞赋创作体现出以赋入仕、以赋纳谏的目的;同时继承儒家美刺传统,采用修饰文辞、婉转达意的创作方法;将儒家明哲保身、重视民生的观念纳入创作内容;晚年又因赋不能“用”而“悔赋”。赋论方面,在儒家重文观、中庸观、诗怨观的影响下,扬雄最早认识到了赋文体“丽”的审美本质,率先将“则”作为辞赋的分类标准,创新建构了赋文体“讽谏”的实际功能,在中国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扬雄辞赋创作浅论

扬雄是西汉继司马相如之后成就斐然的辞赋家,也是现存辞赋较多的一位作家。文章把扬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进行分期论述,并发现其赋的确比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揭露了时代弊端。     

情深文明的诗人之赋——论薛季宣的辞赋创作

薛季宣的辞赋创作显示了当时理学对文学的宽容和对文学精神进行改造的努力。他的赋,具有浓郁情思和壮大气势,具有饱满的济世热情和追求文道统一的愿望;他的赋涉笔成趣,有极强的娱乐性,充分发挥了辞赋滑稽诙谐的传统;他的赋纵横捭阖,充分展示了其渊雅的学识和驾驭辞章的能力。他的赋虽然也多是道德之文,但是由于文学性比较强,从而淡化了、遮蔽了其中的宣道的成分,他因此也表现出一个赋家应有的特质,这是他和其他理学辞赋家所不同的地方。他的赋情深而文明,其内容的端方严正和辞藻的华丽切合＂丽以则＂的＂诗人之赋＂。     

论扬雄辞赋的讽谏意识表现与形成原因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辞赋家,其赋作中表现出明显而强烈的讽谏意识。他在赋中开辟的多种讽谏手法,均服从于作者重视并自觉以讽谏为目的的创作思想。扬雄讽谏意识形成与其受汉代经学思想的影响,又恰值西汉王朝末世,以及他务实尚用的文学思想和沉静深思的性格特征都有关系。     

扬雄辞赋创作论

扬雄是西汉末年名的学家、思想家和语言学家。他的学创作体裁多样，其中成就最为显的是辞赋。章试从扬雄各个不同时期的辞赋创作入手，结合他的创作背景和人生哲学，对其学思想中的本儒兼道的特点予以疏说。     

试析扬雄辞赋作品的艺术特色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辞赋家,其赋作的艺术性在广泛模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如将铺叙与说理相结合;对虚设人物格式的创新;篇幅短小,结构紧凑;句式丰富等,从而呈现出其独特之处。     

从《楚辞集注》看朱熹辞赋观

朱熹《楚辞集注》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辞赋观。作为理学家兼文人的朱熹,一方面,他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对辞赋文学特征有较深刻认识。他主张辞赋必须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反对元病呻吟、不敢直谏、立意肤浅之作。他明辨辞赋二体特征：辞主忧伤怨慕,重在抒情,故缠绵悱恻;赋主欢愉颂美,重在铺陈,故巨丽宏博。另一方面,他评注辞赋,往往作经典解读。在辞赋的内容立意上,强调忠孝仁义之旨,带着极浓的理学色彩。因此,极大限制了他的文学艺术视野,表现出辞赋观的狭隘和局限。     

司马相如辞赋美学思想的现代阐释

作为辞赋大师，司马相如不但创作丰富，而且已相当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比较完整地提出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强调“赋家之迹”，注重赋的审美表达；推重“赋家之心”，认为赋家的心神之运，无限广阔自由，上可以苞笼字审，下可以总览人物，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可以被感受，被认识，但这是一种自得于心的东西。只能自己去体会而不能言传。     

绵里藏针 寓讽于颂——扬雄《长杨赋》新探

扬雄(前53——18)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人。他历经成帝、哀帝、平帝三世,一直任给事黄门郎,没有升迁,官低位卑,生活清贫。晚年在新莽作过大中大夫。他辞赋创作的成就很高,早年深受司马相如的影响,作赋常摹拟相如,但由于他生活的时代与司马相如不同,属于西汉末期,因而具有自己的特色,讽谏意味很浓,内容也较相如之作丰富,后人常把他与司马相如并称。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他有赋12篇,现尚存《甘泉赋》、《逐贫     

杜甫辞赋创作三辨

为了研究杜甫辞赋创作的动机与取向,从创作动机、导谀乞怜、讽谕之义三个方面,采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对杜甫辞赋创作中的一些细节进行了分析和辨正。通过分析认为,杜甫辞赋创作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动机,是求得君臣遏合、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手段。杜赋所表现出的导谀乞怜倾向实为表面现象,其实质是希冀以自己才能博取政治理想的实现,不应过分指责。杜赋在创作过程中,体现出对辞赋讽谏功能自觉坚持,这一点也为后代论者所承认,尤其是他在赋中运用的征实和稽古的写作方法构成了他所追求的“诗人之赋”的基本内核。     

扬雄述志赋发微

扬雄的述志赋指的是他早期的《反离骚》和晚期的《逐贫赋》《太玄赋》《解嘲》《解难》五篇赋。在这五篇赋中扬雄表达了对诸多人生问题的看法,可以总结为"名"、"富贵"和"纲常"三个方面。     

论宋祁的辞赋创作

宋祁是北宋中期赋坛颇为重要的辞赋家,其辞赋创作题材丰富、内容多样,囊括写景状物、怀人抒怀、议政论理等等方面,对北宋辞赋创作题材范围的拓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宋祁易感多情,他顾影自怜,伤悯人世,追求悲情的美,将伤时悲秋、时不我与、仕途偃蹇、畏嫉忧谗等等种种复杂因素交织而生的悲情淋漓尽致地诉诸辞赋创作之中,其辞赋作品于雍容典雅中交织着悲凉之气,充分表现了治平环境中的种种情态意绪,进一步拓宽了赋境。     

贾谊赋中的屈庄模式

贾谊的两篇主要赋作《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中表现了明显的屈原情结和庄子思想.他借屈原为表征抒写哀怨之情,又以庄子寄予出处情怀,表露了他的复杂心态,也形成了抒情言志赋创作的屈庄模式,并对以后的汉代辞赋创作产生了开创性的影响.     

当代辞赋创作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

近年在文坛上兴起的辞赋创作热,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古典主义倾向。然当代辞赋创作尚处草创时期,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辞赋作者要发挥辞赋“润色鸿业”、“体物写志”等多方面的功能价值;在题材上,注重传统题材的重写与新题材的开拓;应以诗人之赋代辞人之赋,彰显辞赋创作的主体意识;在不违背赋体基本规范的原则下,不断创新当代赋体形式;辞赋作者还应不断加强学养,树立良好的文德与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