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角色

突发事件,顾名思义是人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无论是自然因素诱因或是人为因素诱因,都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上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突发事件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其引起的社会舆论具有无比巨大的威力,舆论引导出现偏差容易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新闻报道环境的改变,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的角色也在不断地转变。在突发事件日趋敏感的当下,新闻传媒应怎样正确树立自身的舆论导向,如何把握自身的媒介话语权？这对于所有媒体都是严峻的考验。本文试图从媒体对＂5.12汶川大地震＂、＂2008年南方暴风雪＂等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出发,浅谈当前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角色的转变,并从中找出媒体对突发事件报道的合理应对策略。     

社交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传播研究

社交媒体利用其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信息新鲜等特点,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突发事件报道的重要平台。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加速了信息的传播,让受众得到一手资讯,并赋予受众互动的权利。探讨了社交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应用及其所带来的问题。     

突发事件报道与媒体公信力——以非典报道和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对突发事件报道关系到新闻媒体的信誉即媒体公信力程度的高低,处理得当有助于提升媒体的公信力。本文将以非典报道和汶川地震报道比较为例,分析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媒体应如何加强其公信力建设。     

突发事件中的私媒体新闻发布论

互联网自媒体技术的发展,在新闻发布和新闻的搜集上,出现了一些被称为"私媒体"或是"自媒体"的网络新闻传播的文化现象,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即时新闻的发布渠道形成多元化的文化现象,一种非主流媒体的个体传播文化.在突发事件中,私媒体的报道对于新闻的及时性和透明性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报道不实或是报道的负面效应.使得新闻发布的权力、责任、管理、处罚问题凸显.从传播学理论角度看,网络时代突发事件中私媒体的新闻发布的问题,这包括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的权利,或者不知有关事件信息的虚假而进行传播的行为责任,以及"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的虚假信息"的法律责任等等,都是值得关注和讨论的.当代传播学理论研究在私媒体新闻发布上的反应应思考的问题是:1.私媒体新闻权利和问责,私媒体新闻发布对个人隐私构成的侵权的界限和责任;2.私媒体新闻发布过程中,新闻传播环节的"放大器"--网络平台的作用和责任;3.私媒体的"编造新闻"和"错报新闻"的概念的界定;4.私媒体在突发事件中发布的新闻是否"虚假信息"的判定;5.政府媒体须互动以应对突发事件;6.个人公民、企业、政府三大网络要素构成了互联网的新闻源;7.新闻博客获得信息的可靠性、质量、真实性的监管;8.新闻博客散播谣言和诽谤的纠谬监管的缺位.     

突发事件报道应把握的三个层面

突发事件报道是媒体展现新闻报道能力与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机会.新闻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要及时、连续、深度、客观,体现人文关怀,以更好地履行媒体应尽的社会责任与作用.     

论我国突发事件报道中的问题与对策——以“舟曲泥石流”报道为例

突发事件报道是媒体展现新闻报道能力与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机会.新闻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要及时、连续、深度、客观、体现人文关怀,以更好地履行媒体应尽的社会责任与作用.快速、准确地报道重大突发性事件,是新闻媒介报道竞争力的基本标志之一,也是提高主流媒体影响力的重要方面.本文以“舟曲泥石流”事件为切入点,详细阐述我国新闻媒体在面对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原则、特点及问题与不足.提出由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提高政府的“新闻执政”能力.从而使媒体面对突发性事件时,能够坚持及时、准确、客观的新闻报道原则,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使突发性新闻报道翻开新的篇章.     

俄罗斯运用英文媒体塑造国家形象问题分析

俄罗斯为了抵御西方国家的媒体攻势,运用包括建立英文报刊和英文电视台,突出国家领导人和重大突发事件的英文报道,加强英文媒体投入和改善报道方式等手段,发展英文媒体,塑造国家形象.俄罗斯的以上做法,不仅在俄罗斯国家提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等非英语国家英文媒体的发展有借鉴意义.     

关于突发事件报道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突发事件因其不可预见性和爆发性,具有非常大的新闻价值.但是在其实际报道中,不少媒体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的和谐和人心的安定,忽视了其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本文从突发事件报道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社会责任等方面,对如何增强突发事件报道的社会责任进行探讨.增强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社会责任,对受众进行正确的引导,才是突发事件报道的出路.     

突发新闻事件的策略处理

新闻工作是我国媒体的重要工作,对于社会上的新闻事件可以及时的向大众进行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各种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而对于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理是新闻工作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新闻媒体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突发事件的处理中,如何有效的应对,保证新闻的时效性与准确性,是新闻媒体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文章对此作出了阐述。     

试论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媒体权威

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建立媒体权威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建立媒体权尽早发现和发布新闻,而且还要建立媒体、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关系.     

从"9·11"恐怖袭击谈突发事件的报道

2001年9月,美国遭受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随之,一场激烈的“新闻大战”也在各媒体之间迅猛展开。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报道责任重大,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掌握一定的方法,做到慎之又慎,遇忙不乱。     

浅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媒体报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几乎每年都有发生,2003年的非典疫情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推到了风口浪尖的位置,新闻媒体在控制和处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方面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本文以非典为案例,通过对国内外在非典时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对比,就媒体在报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应有策略等方面进行分析,探寻媒体的角色把握以及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以新的理念报道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以新的理念报道新农村建设是媒体职责所在。在具体报道中,应力求做到以“新”字为切入点,把握报道尺度,确定报道思路;以“爱”字为着力点,开拓报道空间,扩大报道容量;以“农”字为突破口,改进报道形式,增强报道效果。     

谈灾难性事件报道的基本策略

灾难性事件报道对于提升媒介的知名度，树立媒介的公信力和树立政府形象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必须树立开放性原则、公开性原则，应在时间上坚持及时性，在内容上坚持信息化，在思想上以人为本。     

2012年媒体眼中的安徽——基于《人民日报》的视角

2012年,《人民日报》关于安徽的报道呈现总体数量少、政治新闻和经济新闻居多、以正面报道为主、不同地区报道的数量差异明显等特点。从媒体的角度看,安徽要塑造区域形象,一要扩大对外报道的传播者队伍;二要挖掘可供媒体报道的资源;三要消除负面报道的源头;四要注重传播策略的多样性。     

用教育技术引领教育改革——论我国教育技术的定位(二)

教育技术是一项解决教育问题的系统技术,可用于推动教育、教学的各个层面上的改革。但二十多年来,由于认识受限,定位不当,我国这一领域的工作偏重于硬件设施建设与服务、教育媒体制作、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且这些活动大部分在战术层面上开展,教育技术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我们应关注在战略层面上实施教育技术,追求“效果、效率和效益”,即教育绩效,这是我国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所要求的。战略优先,战术配合,战略战术互动,促进教育整体改革,落实科学发展观,这应成为信息化进程中我国教育技术高起点新发展的指导思想,成为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研究的基本思路。用教育技术引领教育改革,在宏观层面上应重视需要的评估和系统规划,确保“做对的事情”;在中观层面上要推广教学系统设计,在微观层面上要加强对研究成果的运用,确保“把事情做对”。目前我国教育技术界电教人员或计算机科学人员的工作仅是教育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教育技术也是各级教育管理者和广大教师的共同事业。     

突发性灾难事件报道的一次突破——解读汶川大地震报道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12天后,国内媒体突破了以往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模式,在第一时间报道灾难消息,报道新闻更为公开透明;媒体全面参与、深度介入事件的过程,充分发挥了传递信息、整合社会情绪的作用;媒体报道也较好的体现了专业精神与人文情怀。在此次地震报道中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包括如何处理好报道的及时和全面的关系、职业要求与人文关怀的关系。     

理性与责任：媒介危机报道的路径——兼评毒奶粉事件报道

在当下社会语境中,大众传媒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起来,不仅成为提供信息、引导舆论、公民表达的重要平台,而且成为形成社会认知、左右公民行动的强大干预力量。风险社会,危机无处不在,借助媒介传播,疏通信息渠道,敞开事实真相,协助危机处理决策的形成和执行,从而化解或降低危机的破坏性,是当代社会危机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对三鹿毒奶粉事件相关报道的考察,我们发现,理性与责任是危机报道的必由路径。树立理性的报道观念,理性地选择报道内容及报道方式,并在职业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三重观照下进行报道,才能将危机中惊恐的大众引向理性、合理的认知和行为道路,并协助和监督政府进行高效的危机处理,将风险降至最低点。     

Are researchers bound by child abuse reporting laws?

OBJECTIVE: To discuss issues concerning mandatory reporting of child abuse in research settings. METHOD: An overview of existing Federal and State statutes regarding mandatory reporting of child abuse is presented.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issues: (1) whether researchers have a moral duty to place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children above concerns about confidentiality and the benefits of obtaining new knowledge; (2) whether the Certificate of Confidentiality preempts reporting requirements; (3) whether researchers who are not health professionals (such as child developmentalists, psychobiologists, neuroscientists) should be required to report; and (4) whether researchers should be required to expand their protocols to include more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potential abuse. RESULTS: Existing child abuse reporting laws do not specifically designate researchers as among the category of individuals mandated to report suspected child abuse. Currently, Human Subject Protection Committees and Federal funding agencies are tending to interpret reporting laws as applying to researchers, including requiring that research subjects are informed of this responsibility in consenting procedures.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Certificate of Confidentiality preempts child abuse reporting laws. CONCLUSION: The authors recommend that legislatures specifically designate researchers as mandated reporters to ensure more uniform reporting practices in research settings. For both investigators and Human Subject Protection Committees, inclusion of researchers among the categories of those mandated to report would also help address issues of immunity from civil and criminal liability for "good faith" reports that turn out to be false and injurious.     

论突发事件报道中必备的人文视阈

5·12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后,各家媒体记者历尽千辛万苦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表现出了新一代媒体人顽强的职业精神;同时报道的公开透明,也折射出了媒体和社会的进步,但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媒体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