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晋书》

唐太宗虽曾颁布重修《晋书》诏，但他本人与重修《晋书》活动的发起并无特殊关系。唐太宗为《晋书》的《高祖宣帝纪》、《世祖武帝纪》、《陆机、陆云传》和《王羲之传》撰作史论，有的出于其晚年的政治焦虑，有的则出于其个人的兴趣爱好，但无论出于什么缘故，都不应将之当成重修《晋书》的原因。     

关于《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一文的补正

拙稿《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在本报一九七七年第三期刊出后,得到一些关心刘禹锡研究同志的来信,使我受到很大的鼓午。陕西省刘集点校组戴南海同志告知李盛铎有一篇“徐影”的跋文;上海图书馆潘景郑同志见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中有跋的《刘宾客文集》,编号为“李七〇二九”。据此,通过我院图书馆向北大图书馆查询,北大图书馆很快就抄录来了李氏跋文,全文如下:     

“此头须向国门悬”浅释

来信询问,陈毅同志《梅岭三章》中的“此头须向国门悬”一句应如何理解,《湖南教育》嘱我作答。兹不揣冒昧,书管见于次。有的来信认为“此头须向国门悬”应解释为:我的头颅要挂到城门上以表示对革命的忠诚;有的认为应解释为:我的头颅必须向着国都(南京)的城门挂着……。说法不一,关键在于对诗句中的“须”、“向”、“国门”几个词语的理解不一致。我认为,“此头须向国门悬”中的“须”     

《罗世文传》序言

郭久麟同志撰写的《罗世文传》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者几次嘱我为此书写一篇序言。本来,这个任务由其他老同志承担更恰当一些,但考虑到几年来我一直负责四川地方党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四川党史人物传的编写也是工作内容之一;一九三九年,我又曾在罗世文烈士领导下工作过,出于对烈士的崇敬和怀念,出于对党史人物传编写工作的热爱和关切,我只好不计笔拙了。     

“分田之术”是授田之法吗?——与施光明同志商榷

近读施光明同志《释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术”》一文,得到一些启发。但他关于曹魏“分田之术”就是将土地以份地形式分授给农民屯垦的授田之法的论点,我却不敢苟同,特抒己见以就教于施光明同志。“分田之术”一语见于《三国志》卷十六《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所载“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下引此令文不另注)。施光明同志是以自然科学研究中推理、求证的方法,从五个方面来证明     

黎锦熙先生的语法规制和图解法——《大同与小康》

同门曹述敬同志自北京师大来信,要我就古今语法方面,写一篇纪念先师黎锦熙先生的文章并向北京师大八十周年校庆献礼.因忆四十三年前,抗日战争方酣,母校北京师大偏安城固,先师黎锦熙先生曾提出整理古籍的一套“为万世开太平”的具体方案,并亲手写成典范性的专著《天下为公》.至“四人帮”横行时期,古籍悬为厉禁,乃至通过外交关系要求撤除联合国高悬的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一章的匾额.黎先生这一巨著遂泯焉不传.     

朱起凤为何发愤编《辞通》?

朱起凤,浙江海宁人,光绪末年曾在书院任教。一次,他用策论考学生,发现试卷中有人引用“首施两端”一词,以为是笔误,即改作“首鼠两端”。结果“书院大譁”,有的竟至“贻书嫚骂”侍獬鲈谀睦锬?原来学生并未写错,其出处载《后汉书·西羌传》、《邓通传》和《乌桓鲜卑传赞》,里面不但赫然写着“首施两端”,而且注明“首施即首鼠也”。当然,朱起凤也不是持之无故,《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汉书·灌夫传》、《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古文体教学小札”补记

《古文体教学小札》刊发之后(见《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3.5),许多同行和同学纷纷来函,又提出了一些饶有趣昧且忽视不得的问题,为此补记如下: 一、几种名同实异的古文体 传《曹刿论战》、《殽之战》都选自于《左传》,《史记》中又列有“列传”一目,这两种“传”是名同实异的两种文体。《左传》之“传”,是左丘明对《春秋》所作的解释。注释。汉王充《论衡·正说》:“圣人作其经,贤人作其传。”刘勰《文心雕龙·电传》:“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援于后。”如果再解释“传”,则称为“笺”。而人物传之传,乃史学体裁之一,用于记载人物事迹。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字书云:‘传者,传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记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如教材中的《张衡传》等。     

红烛情深──写在《人民教育》五十华诞之际

我对《人民教育》有种特别的感情，这种感情源于他们的“红烛奖”小说征文活动。 记得那是１９８３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寄自《人民教育》编辑部的信，给我写信的是刘堂江同志（现任中国教育报刊社常务副社长、曾任《人民教育》总编辑）。那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副刊编辑。他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送我的《张玉良传》，他每天吃饭的时候收听，并说，他听着听着泪水就禁不住流到了饭碗里。他希望我也给他们写一篇像《张玉良传》那样让人感动的小说，参加编辑部正在举办的“红烛奖”短篇小说征文。 《张玉良传》是我的处女作，我还从…     

对《柳宗元传论》的一点质疑

读孙昌武同志所著《柳宗元传论》,深感该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新的综合,用力辛勤,值得肯定。但该书有的见解似乎是对原文的理解出现了差错,因而作了一些文不对题的阐述。如该书第八章《坚持理论斗争》中关于“生人之意”的提法即是一例。孙昌武同志在该书第二六一页写道:柳宗元“写作了《贞符》、《封建论》等理论著作,总结了他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种以‘生人之意’为动力的历史发展观。”并以“生人之意”作为论点,用了十多页的篇幅具体论证柳宗元的社会思想。     

生命之绿

出于好奇心,我曾伤害过一颗种子。被我打破的种壳的碎片,是一颗种粒曾有的“铜墙铁壁”,现在却因我的伤害而“坦露心胸”。就是从那个缺口,我走进了一颗种子的内心世界,我窥探了它的秘密。如居里夫人在那个难忘的永远的夜晚发现了镭,我看见了种子深处的那点嫩绿,那个生命的渊薮,     

一书换一书

一年级时,我梦寐以求的就是能买一本《虹猫蓝兔七侠传》。可妈妈很“小气”,她规定我必须看完一本厚厚的《三国演义》才能购买《七侠传》。我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下来。当妈妈把一本沉甸甸的《三国演义》放在我手里时,我的心“扑通”一声沉入了海底。“这么厚的书,我要看几年哪!＇’我发出一声悲叹,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房间。唉!我定要早日看完《三国演义》。我在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接下来的几天,我便开始了我的“疯狂”看书节。     

《董福祥传》读后

我一口气读完了薛正昌同志的力作——《董福祥传》。掩卷后,毫无睡意,思潮起伏,当即决定写出两个方商的感想:一方面是关于这本书的感想,另一方面是关于董福祥的感想。东坡云:“写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写任何文章都是如此。不能就书论书,就人说人。一篇好文章或一本好书往往成为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给你带来“灵感”。读完《董福祥传》,使我对一些多年萦迥脑际的历史学方面的问题,有“恍然大悟”之感。如果我的这些“恍然”之“悟”能有一点点新意,那应归功于《董福祥传》的启发。     

历史小说写作的辩证法——从柳岸的“春秋名姝”系列《西施传》说开去

<正>近日,收到了作家柳岸寄来的《公子桃花》《夏姬传》《文姜传》和《西施传》四部沉甸甸的“春秋名姝”系列历史长篇小说。或许是因为西施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出于强烈的好奇,我首先打开了《西施传》,想看看柳岸在小说中究竟为我们书写了一个怎样的西施？既然是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更想进一步了解作家柳岸又是如何处理作为客观的历史事实与作为虚构的小说艺术的？     

不开地理 不合《条例》

编辑同志: 我现在已经读到初中三年级了,学校除给我们发过一本《世界地理》上册,要我们自学之外,至今还没有给我们上过一堂地理课。本学期,学校将我们分成文理科班,我被分在文科班,心里想:“分科以后总该要开地理课了吧!”谁知学校领导又把它“忘记”了。有的同学用“为什么不开地理”的问题     

我教《社戏》

鲁迅先生的《社戏》叙事写人情真意切,独具风格。王国维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能写真景物、真感情”的作品,才能“自成高格”。(《人间词话》)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鲁迅先生的《社戏》正是以其真景真情“豁人耳目”,“沁人心脾”的优秀篇章。《社戏》以儿童生活为题材,运用的是第一人称,描绘的是“有我之境”。材料来源,出于“我”的观察,事件发展,出于“我”的口述,人物描写,出于我的感情。《社戏》中的“我”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以我观物”,“物皆著我     

《狂人日记》四题

一、从鲁迅不主张“给小孩读《狂人日记》”说起 鲁迅生前曾表示,他不赞成把他的作品选作教材。他说,“我也曾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怕的是教错了青年。”①这不完全是出于自谦;他当时认为,“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②在“那些书”中,鲁迅特别不赞成把《狂人日记》选作青少年的教材,据孙伏园回忆,鲁迅“最不愿意的是     

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

正史“西域传”从严格意义上说始于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按“国”立传、记述诸国之先后取决于各国在交通线上的位置的体例均由班固开创，而为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遵循。出于唐人之手的《晋书》、《周书》、《梁书》和《隋书》等，则不再沿袭此例。     

请来曹丞相 批判“三突出”——谈话剧《蔡文姬》的人物形象

郭沫若同志说,他创作话剧《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曹操翻案”。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演出此剧的时候,他老人家一边看,一边流泪,非常激动地对曹禺同志说:“《蔡文姬》我是用心血写出的,蔡文姬就是我。”现在,对于《蔡》剧的主题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为曹操翻案,有的认为是蔡文姬“重睹芳华”,还有的则认为是表现民族团结,等等。这些意见谁对谁不对,谁更接     

关于李少石事件

《革命烈士诗三首》中有李少石同志的《南京书所见》诗一首。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第五册教学参考书》介绍作者说:“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后,正值国共双方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同志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其它有关学习资料亦多持此说。笔者近从《团结报》(861号二版)所载曾传宜文章发现旧说有出入。曾文《从“李少石事件”看周恩来的磊落胸怀》对“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