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水权与内陆河流域水资源分配利益格局调整

干旱内陆河流域因缺水而引起的流域下游生态退化及社会矛盾引起全社会广泛重视,而现状水资源分配的优先权体系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本文从制度和产权经济学层面提出以“虚拟的”初始水权概念为媒介,在此基础上建立水权交易的利益补偿机制来解决目前内陆河流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以石羊河流域为例,通过流域自汉代以来分水规则的变化获得经验启示,初始水权分配应该按照公平性、稳定性要求,并与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据此提出现状条件下水资源初始产权分配宜以农业人口比例为基础,并发现中游凉州区对下游民勤县地表水资源的侵占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2005年的情况计算,中游凉州区多占下游民勤县水权份额15.15％,合计水量0.97×10⁸m³。对于初始水权分配与现实水资源分配两种不同分配方案之间的差距,通过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来解决,促使水资源分配从理论公平走向现实公平。这种思路的提出,对于调整内陆河流域现有的水资源分配格局、实现水权分配由不公平到公平之间的转换提供了桥梁,对于解决我国其他流域面临的水资源问题提供了可操作性方法。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贫困时空分异研究——以石羊河为例

通过建立石羊河流域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WPI模型计算2001-2010年流域内5县(区)的水贫困水平,并以资源、设施、能力、使用、环境系统贡献率为基础,运用LSE判定5县(区)的水贫困空间驱动类型.结果表明:时间序列上,石羊河流域水贫困程度以不规则的“h”型减弱,按降幅快慢,可划分为波动下降(2001-2005年)和快速下降(2006-2010年)两个阶段;5系统的贫困指数亦以不同形式趋于减小,内部稳定性差异明显.空间格局上,各县(区)水贫困程度以不同形态减弱,空间驱动类型以四因素协同型为主,并细分为4个子类:资源-能力-使用-环境驱动型(民勤县、古浪县)、资源-设施-使用-环境驱动型(永昌县)、资源-设施-能力-环境驱动型(凉州区)和资源-设施-能力-使用驱动型(金川区).     

科层结构下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变迁评析

结合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理论与实践,根据我国大凌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试点工作的研究成果,基于自然资源产权科层理论,建立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科层结构概念模型,研究探讨科层结构下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制度的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遵循目标约束下交易成本最小化规则,对我国科层结构下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制度的选择与变迁路径进行经济解释;并根据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制度与分配机制的选择与变迁,进一步探讨与之相适应的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协商博弈机理。     

基于耦合视角的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框架初析——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约束下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是解决我国日益复杂的水问题与实现水资源有效配置的崭新思路。明晰流域初始水权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途径和技术支撑,流域初始水权配置的理论与实践必须适应这一制度的要求。面向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约束,本文结合国内外初始水权配置相关研究进展的系统梳理,在提出相关概念及剖析其内涵的基础上,以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纳污量控制为基准,构建基于耦合视角的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方法与理论框架,具体思路如下:1针对省区初始水权配置子系统,基于量质耦合获得流域内不同省区的初始水权量;2针对政府预留水量配给子系统,基于供需双侧耦合确定流域级政府预留水量;3为保障两个子系统协调发展,建立基于耦合协调性判别准则的循环耦合模型,获得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推荐方案,并详细阐述该研究框架各组成部分的工作原理及其之间的工作关系。     

流域初始水权分配中强弱势群体间的演化博弈分析

将流域中的区域分成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建立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群体的复制动态和演化稳定策略,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研究表明,两群体间的演化博弈存在唯一的演化稳定策略:强势群体选择"放弃水权量q"策略,而弱势群体为了防止强势群体改变策略,必须总是选择"引发冲突"策略。根据演化稳定策略调整各区域的水权,可以有效化解初始水权分配中强弱势群体间的冲突,从而构造和谐有序的用水环境。提出从政策倾斜、经济补偿和生态补偿三方面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相关建议。     

农村居民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的距离效应——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明确农村居民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的距离效应,是提升生态治理效益评估精度及充分理解公众诉求的重要前提。本文基于石羊河流域390户农村居民实地调研数据,借助选择实验法获取流域居民生态治理参与意愿,运用MNL模型分析了距离对不同流域区段农村居民生态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以往研究得出的“距离衰减”规律不同,石羊河流域中游农村居民生态治理参与意愿随着距河流和水库距离的增加而增强,以及下游农村居民生态治理参与意愿随着距水库距离的增加而增强,呈现出“距离强化”规律。据此建议：①将距离效应纳入到生态治理效益核算的方法体系,以提高核算精度;②生态治理政策设计应更多地考虑公众诉求的差异性,以获取公众支持;③生态治理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可结合距离效应进一步细分宣传对象。研究旨在为内陆河流域生态治理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依据。     

内陆河流域的生态经济问题与协调发展模式--以黑河流域为例

本文以黑河流域为例，分析了内陆河流域现存的主要生态经济问题，提出了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系统耦合模式。该发展模式包括三个层次：农牧业耦合、农牧业与农产品加工业耦合、流域生态经济系统与系统外的耦合。最后，分别对各层耦合的实现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     

西北地区水资源可持续管理与防治土地退化的区域政策--以石洋河流域为例

详细考察了石洋河流域现行的与土地退化相关的水资源管理现状:①区域水资源利用形成了优先权,工业供水优先于农业用水、中游地区用水优先于上游和下游地区;②农业生产极大超用地下水;③解决水资源问题过分强调水利工程建设;④调配水资源大多依据经验和估算等.分析和评价了区域水资源政策,认为工业用水优先权虽然符合经济增长需要和资源利用效率原则但缺乏社会公平性和生态保护的合理性,土地退化进而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与缺乏有效运行的补偿机制直接相关.最后提出了区域政策完善建议:①经济增长速度要受自然承载能力制衡;②调整农业灌溉用水比例、促进农业结构调整;③建立统一的流域水资源管理系统;④建立和实施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补偿机制;⑤加强科技能力建设等.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的影响——基于主客观综合赋权分析法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已为众多科学家关注。二者的影响谁起主导作用,贡献率究竟有多大,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采用基于＂功能驱动＂原理的主观赋权法和基于＂差异驱动＂原理的客观赋权法,计算出了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贡献率,最终采用综合集成赋权法计算了二者的权重系数。结果表明：①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的影响权重系数分别为52.63%和47.36%,这表明气候变化因子对水资源的影响要大于人类活动因子对水资源的影响;②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在流域内部存在差异,其主要表现在：中游地区的气候因子对水资源的贡献率最大,是区域内水资源对气候变化最真实的反映;上游地区由于积雪的消融和积累过程使得气候因子的贡献率较小;下游地区受降水效率和可供蒸发水量的限制贡献率也较小。     

水权转让中自主协调与合作路径分析——以新疆地区为例

现有对水权转让研究强调经济属性的存在,通过市场、行政、或两者结合的途径促进转让,其本质都是外部规制的方式推动转让实现。在外部化的状态下导致转让的交易成本较高,主体间利益冲突严峻,一味通过补偿和行政管制无法根除主体间的矛盾。本文从集体行动选择理论出发,选取新疆地区作为研究区域,提出基于共同愿景的自主治理及合作路径。通过主体参与式的多中心合作实现集团内部自我实施,达到提高水权转让效率和区域利益的目的。进而对行动理论模型进行定量分析验证,与传统模式比较以验证其有效性,突出政府参与下的多中心自主合作模式的优越性。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前提下,对水资源管理与配置领域提出一种新的实现途径。     

干旱区绿洲湿地空间分布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以三大典型内陆河流域为例

湿地在维系干旱区绿洲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水文循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绿洲湿地的综合监测与评估,是准确认识湿地保护政策成效、加强湿地生态环境恢复与保护的基础。本文利用1975—2015年多时段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和效益转移法,定量分析了2000年湿地保护政策实施前后近40年塔里木河干流上游、黑河中游和石羊河中下游等典型绿洲湿地空间格局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年之前,由于绿洲湿地被肆意开垦,导致绿洲湿地面积均大幅减少且湿地景观逐渐破碎化,损失了较多湿地生态效益。2000年之后,在湿地保护政策实施下,塔里木河干流上游和黑河中游绿洲湿地面积及其生态效益均取得较好的恢复成效,湿地破坏较为严重的石羊河中下游绿洲,其湿地保护与恢复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②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主要来源于调节服务功能（占比74%~81%）。③湿地所占绿洲面积非常小,但对绿洲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贡献率较大。因此,湿地的保护与恢复对绿洲生态系统稳定性、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至关重要。     

基于AHP法的农业面源污染排污权初始分配研究:以阿什河流域为例

建立农业面源污染排污权交易机制,前提要对排污权进行合理分配.综合考虑环境现状、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科技水平等多种因素,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农业面源污染排污权分配体系,并以阿什河流域为例,对阿城区段需削减的农业面源污染物COD、TN和TP的排放负荷量在10个乡镇内进行了分配.结果表明,在阿什河流域阿城区段,排污权初始分配中环境现状、经济发展因素权重较大,而社会公平权重较小;玉泉得到最多的排污权,交界分配得到最少的排污权.为保证分配方案的有效实施,从法律、监测、技术和资金投入、发展循环农业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流域化工水污染潜在风险——以松花江流域为例

文章以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为研究区域,基于灾害系统原理,构建了综合致灾因子和承灾体为一体的化工污染潜在风险指数模型;建立了一整套研究区相关分析数据库,利用数字地图技术绘制专题地图;通过分析和比较研究区各县市的化工污染潜在风险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了相应的防灾减灾对策和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分担模式研究——以九洲江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分担比例是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依据流域生态治理阶段,针对跨省重要水源地生态补偿,提出试行阶段、修复阶段、稳定阶段等3个阶段分担比例确定的思路。试行阶段以污染控制和水质改善为目标,补偿资金由流域上游、下游、国家三方共同分担,且在3年期间国家分担比例逐渐降低;修复阶段以生态资源保护为主,补偿目标是水质与水量同时达标,分担比例以上游、下游水量分配作为依据,双方共同承担;稳定阶段以上下游互利双赢、绿色发展为目标,以机会成本的宏观经济指标作为分担依据。通过对九洲江流域鹤地水库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补偿资金在3年试行阶段上游广西、下游广东、国家三方承担的比例分别为：第一年25.00%、25.00%、50.00%,第二年28.50%、28.50%、43.00%,第三年33.30%、33.30%、33.30%。修复阶段广西、广东、国家分担比例为39.30%、53.60%、7.1%;稳定阶段广西、广东分担比例为48.60%、51.40%。本文为确定九洲江流域生态补偿分担比例提供参考,并可为建立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提供依据。     

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以浙江缙云好溪流域为例

在分析区域需水预测基本方法与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方法。在对缙云县好溪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按以上原理和方法对未来各水平年水资源进行供需分析,同时就如何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实现各水平年水资源供需平衡的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以保障研究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水资源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以内蒙古河套灌区为例

我国大部分地区水资源治理仍保持计划经济的特征,由政府分配水资源,管理水资源,核算水资源,这使得用水单位节水积极性弱,水核算难以满足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建设节水型社会进入了瓶颈期.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提出构建以水权制度为核心的现代水资源治理体系,通过建立所有权、使用权明晰的水权法律制度,赋予水使用者把节余的用水指标结转...     

流域化水电开发企业管理模式研究——以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为例

流域化水电开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负责流域开发的核心企业在组织管理方面面临的任务和问题极为艰巨与复杂,因而迫切需要管理理论上的创新和管理模式的突破.针对这一问题,以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为例,利用和谐管理理论,从组织结构、管控模式、管理流程和组织职能的优化设计.相关机制和适宜组织文化的建立,以及两者围绕水电开发企业管理模式构建这一主题的整合三个方面探讨了流域化水电开发企业的和谐管理体系,为这一类企业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石油企业与资源所在地利益分配初探——以四川省遂宁市为例

以遂宁市为例,通过调研,分析了当地石油企业和资源所在地在利益分配的基本情况及相关矛盾,尤其是税收、土地补偿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油地构建和谐关系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纸坊沟流域为例

人类活动及政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但目前从长时间尺度上还缺乏对其影响过程的系统研究。本文以受人类活动强烈干扰的黄土高原典型丘陵沟壑区安塞县纸坊沟为例,以1938年～200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和其它文献资料为基础,计算了该流域不同时期的生态服务价值,分析了导致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的人类活动及政策原因。研究表明,在受人类干扰极少的1938年,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最高,达到5.74×10⁸元;1938年～1978年,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不合理的政策导向、淡薄的生态保护意识以及人口增长使得流域内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在1958年降至最低点,仅有1.92×10⁸元,1973年～1978年的流域治理效果甚微;1978年～2000年,随着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流域综合治理的深入,以及退耕还林等各项政策的正确实施,流域内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00年流域生态服务价值达到3.43×10⁸元,但与1938年相比仍有2.31×10⁸元的差距,表明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退耕还林还需进一步因地制宜加强优化,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仍要长期坚持。     

澳大利亚流域治理的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探析——以墨累-达令流域为例

根植于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以及联邦制政体,澳大利亚流域治理凸显出对府际治理协调机制的倚重,例如在全澳最大的墨累-达令流域治理中,政府间协议所表征的流域政府间联盟,以及各种协商性组织机构所展现的流域“公共能量场”等府际治理协调机制各种实现形式均得以强调和完善,进而有效维护了全流域的水资源环境。不过,由于府际治理机制亦存在着局限,流域治理因此也注意到了引入科层型协调机制以及市场型协调机制,以发挥一定程度的补充功能。这对于我国流域治理有着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