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教坊与元杂剧

元代教坊内分部色,地方设有行教坊司,主要掌管承应乐人,参与宫廷仪式性演出,从事宫廷演剧与创作。元代教坊艺人为元杂剧的繁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教坊与宋教坊之关系研究

教坊作为唐代宫廷俗乐机构,初设于唐代。由于唐代安史之乱迸发,宫廷音乐机构规模被迫缩减,内教坊功能逐渐衰竭。随着宋朝建立,宋教坊遵循旧制建立起来,但宋教坊与唐教坊的内容却相差甚远。本文从研究对象教坊的产生入手,进而引出教坊从唐代到宋代如何发展变迁,并结合朝代背景和教坊的具体内容及本质进行研究。从中挖掘宋教坊在唐教坊的基础上有哪些新的发展,并论述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及其历史意义。     

论唐代诸教坊形质(上)

教坊在唐代音乐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年来学术界对唐代"教坊"这一音乐机构的关注较多,成果丰硕。唐代教坊的名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教坊包括内教坊、外教坊、仗内教坊等在唐代掌管俗乐、散乐及雅乐之外的音乐的宫廷音乐机构(内外教坊又可细分);狭义的教坊单指唐末宪宗元和十四年内外教坊合署后的新教坊,称"仗内教坊"或"教坊"。唐代以"教坊"为名的音乐机构数目之多,随着时代的更迭其职能存在着差异。本文通过对多方资料的整合,将唐代诸多名为"教坊"的宫廷机构进行梳理和陈述,概括性的介绍唐代诸教坊,并对唐末的仗内教坊的争议作出比较辨析,探究"教坊"形式和性质的深层意义。     

辽教坊与演剧

辽教坊组织设四部,其职司主要是在宫廷有重大节日庆典时进行包括杂剧在内的散乐演出。辽教坊散乐的表演与中原地区传统伎艺相类,同时又带有本民族的特征。教坊杂剧演出内容风格与宋教坊演出有很多相近之处,彼此园地域相近而相互影响是极有可能的。     

宋代教乐所的设立及其乐府功能

教乐所是赵宋时期宫廷音乐管理机构之一,它出现于北宋末期和南宋时期。北宋时期的教乐所与传统宫廷燕乐机构教坊并存,很可能是为了将民间艺术引入宫廷而成立的专门机构,是城市文化兴盛的标志。南宋时期的教乐所则是教坊的替代者,是在传统燕乐机构教坊被废罢的背景下成立的,它取代了教坊的职能。与教坊不同,教乐所中从事演出的乐艺人员均为临时点集,教乐所只是宫廷燕乐演出的组织机构,并非一个音乐团体。南宋教乐所的出现与南宋国力衰弱和民间艺术的蓬勃兴起相关。     

唐代教坊对音乐文化的影响作用

教坊是唐代最大的俗乐机构,教坊乐人的地位高于太常。由宫廷派中宫(宦官)为教坊使管理全教坊的事务。唐一代的教坊出现过内教坊、左教坊、右教坊、宜春院这样几种形态。宫廷教坊之内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音乐人才,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制调、谱曲、协律、配舞、歌舞、演奏,为宫廷礼仪和享乐服务。教坊在唐代音乐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唐玄宗时内外教坊的置建,是盛唐乐舞百戏发展的结果和需要,既顺应了艺术发展的时代潮流,又是隋唐艺术史上的重大创设。     

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代宫廷中的内教坊产生较早。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除了俗乐以外。在内教坊中还有雅乐。俗乐用于宫廷日常娱乐。雅乐则在由皇后参与的礼仪中使用。翰林内教坊是内教坊之外的另一机构，与内教坊无涉。     

万历内廷戏曲承应机构考论——以“四斋”“玉熙宫”为核心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卒后,明神宗朱翊钧长期怠政不朝,国势渐趋衰微。但就明清宫廷戏曲的嬗变而论,这一时期却是新的变革时代。"四斋""玉熙宫"这两个专门戏曲承应机构的成立尤其引人瞩目。"四斋"是万历时期专为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成立的戏曲承应机构,其存续时间当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之间。"玉熙宫"则是专门负责为神宗演出戏曲的承应机构,成立时间当在万历十年(1582)至二十六年(1598)之间,它以既有之宫殿——玉熙宫作为固定的戏曲教习、演出场所,伶人包括宦官和女伎,演出内容有宫戏、外戏,至明末仍然存在。这两个内廷戏曲承应机构的成立,对晚明乃至明清时期宫廷戏曲的发展影响深远。     

由“教坊”说开去

《琵琶行》中琵琶女自述身世“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课本对此句中“教坊”的注解是：“教坊,唐代宫廷的乐舞教习机构”。此注解很不详备;当讲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时,学生又生疑问,堂堂一位大诗人,为何与歌女同命相怜呢等等,这里有必要对“教坊”一词做详细说明。     

探究隋唐宫廷音乐机构

隋唐时期,我国的宫廷音乐机构设置完善,大致分成两个管理体系,分别是政府管理和宫廷内部管理。其中,太常寺作为掌管礼仪的最高行政机构,管辖范围甚广,和音乐相关的有太乐署、清商署和鼓吹署。此外,教坊和梨园是属于宫廷内部的音乐机构,它们和政府管辖的音乐机构共同为隋唐宫廷音乐获得高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于唐代教坊乐工的几个问题

唐代教坊乐工既有乐户、民间乐工和胡人乐工,也有民间乐工挂名教坊。他们的身份不同,但主体是乐户,其身份以官奴婢和官户为主。教坊乐工的社会地位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的法律地位不高,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直接服务于宫廷,所以有时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教坊乐工的经济收入由教坊发放的衣粮钱物、皇帝的赏赐、求乞所得、以本钱生利所得、在教坊以外演出所得几个方面组成。     

中晚唐教坊之商业化考论

商业化是中晚唐教坊变迁的一大显著特征。其形成原因在于：第一,唐教坊的皇家私属性;第二,地方音声的繁荣与教坊乐伎的流散;第三,唐教坊的外雇之业与商业谋生;第四,唐教坊曲商业化之潜在特质。     

论完颜宗翰 --兼谈金朝初年的金、宋关系

完颜宗翰是金初女真族完颜姓氏中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他辅佐阿骨打灭辽建国，协助金太宗亡宋而雄踞中原，扶持金熙宗登位，为金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对金、宋最终格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中的典范。因此，完颜宗翰是黑龙江流域史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试论金岳霖的道路——兼述我国逻辑学发展的一些问题

文章论证了逻辑学的基础地位及其对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赞誉我国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的贡献,指出金岳霖的道路是把逻辑学与现代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作者提出,应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通行的学科分类,将逻辑学列为一级学科,充分发挥逻辑学对现代科学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作者参照国际标准并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提出自己对逻辑学的分类方案。最后,作者对我国逻辑学的教学与科研、高等院校逻辑学课程设置以及应该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论金庸小说的悲情意识

金庸小说在沿用传统武侠小说共有程式的基础上,着力用悲情意识进行革新。通过社会环境对主体的挤压,侠义冲突的空泛,爱恋情意的迷茫,奇幻情节的寓言这四个层面,赋予小说浓重的悲情意识,表达了他用悲的力量来探索人性、人类生存状况的信念。这也使得武侠小说达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     

论宋金诗歌间的关系

金诗和宋诗的关系呈一种流动变化：金初期“借才异代”,以宋诗歌为根基;金中期,“国朝文派”崛起,金诗初具清劲有骨面目;金后期,诗坛主流,借宗唐以变宋;金亡前后,作为金诗顶峰的元好问又熔铸百家而自成一体。     

南宋高宗年间镇抚司研究

高宗建炎四年五月,为抵御金人南侵,南宋在宋金边境设立了众多的藩镇——镇抚司.镇抚司的割据性很强,但镇抚司的设置并未导致南宋最终出现类似唐代藩镇尾大不掉的局面.绍兴五年四月,诸镇抚司尽罢.通过设置镇抚司,南宋王朝最终稳定了统治,其废罢同时,也是绍兴十一年收夺大将兵权前的一次成功预演.     

在岗位与广场之间——试论巴金在新中国的文化姿态

岗位意识和广场意识是现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中同时共存的两方面,对二者之去就表现出一个人对文化姿态的选择。巴金一生坚持以话语实践为岗位,广场意识体现在以文本创造为核心的话语实践中。1949年10月到文革结束,巴金只能选择在岗位与广场间进退失据的文化姿态。新时期,巴金坚持以话语实践介入现实,表现出趋于稳健的文化姿态。     

舍与得：境界的呈现与价值的多元——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面向

在金庸的作品中,舍与得是人生中的一个大问题,他在刻画人生境界时,经常突出这一哲理的重要性,而落实到具体情境之中,故事的展开又有无心之舍和有心之舍的不同,前者体现在故事发展的自然流程中,后者则带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然而,舍与得也有其复杂的多元性,因而金庸在小说中界定为人性之正、人性之常。金庸以小说来表现佛理,作者不是刻意谈理,因而也就体现出形象与理念的完美结合。     

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体系中的几个美声因素

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体系是在中国传统民族声乐演唱方法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了大量西洋美声唱法中的科学演唱因素所形成的.主要有腹式呼吸因素、母声发声训练因素、依腔行字因素、混合共鸣因素、低喉位因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