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透”结构研究综述

“X＋透”结构是比较特殊的述补短语。文章主要研究“X＋透”中“透”做补语的词性和意义、能带“透”做补语的词、带有“透”做补语的句子结构的特点、“透”做补语的语义指向等。     

对外汉语教学中对趋向补语教学的一些设想

本文结合现有教材内容和学生常见偏误,从趋向补语的分类、结构、意义和语用四个方面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些设想。在分类上建议把趋向补语的本义和引申义分成两类,教学时进行分级处理;结构呈现上建议突出“把＋NVC1C2”结构;在意义上,建议重点讨论趋向补语引申用法的意义,归纳出“来／去”（X来／X去）的两大意义范畴,并提出了引申用法教学中反义趋向补语成对教学和讲解趋向补语意义中心的设想;最后建议在教学中讲解四种趋向补语主要结构的语用功能。     

拟象性理论与含时量补语的两种句型

语言符号具有拟象性。汉语时量补语在谓宾结构中的位置形式有“V＋O＋时量补语（＋了）”和“V（＋了）＋时量补语＋O”两种,这是由于谓宾结构所表示的动作的性质有两种,一种是瞬时性动作,一种是持续性动作。性质为持续性动作的谓宾结构中若加入时量补语,其结构为“V（＋了）＋时量补语＋O”,即时量处在谓语动词和宾语之间,拟象于时量处在动作开始点和动作结束点之间;性质为瞬时性动作的谓宾结构中若加入时量补语,其结构形式为“V＋O＋时量补语（＋了）”,即时量处在整个谓宾之后,拟象于时量处在动作发生后。这两种结构形式的语法特点也有同有异。     

"VV/V-V+结果补语"格式源流考察

语法研究者普遍认为,动词重叠后面不能带结果补语。实际上,“VV／V—V＋结果补语”格式明末清初白话作品使用较多,其余一些明清白话小说中也可见到这种用法。“V—V＋结果补语”格式似乎“五四”以前就被淘汰了,“VV＋结果补语”格式则被上海话、绍兴话、昆明话等现代汉语方言所继承,在现当代的一些文艺作品中,也不时可以见到这种格式,近年来这种格式的使用有扩大趋势。     

浅析《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动＋将”结构

“动＋将”式是近代汉语中一种极有特点的结构，它始于魏晋，晚唐五代统一为“动＋将＋趋向补语”这一形式，于元为盛，明中后期逐渐衰落，最终为“动＋了＋趋向补语’’所取代。《二刘拍案惊奇》中“动＋将”结构的两类，也大体统一为“动＋将＋趋向补语’’形式，出现在多种句式之中。“动＋了＋趋向补语”结构亦在该书中频繁出现，并已开始了取代“动＋将＋趋向补语”结构的步伐，但尚未成为主导。     

口语中的“V／A＋死了”和“V／A＋得要死”

口语中的“v/A＋死了”和“v／A＋得要死”被称作感受程度补语。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提出：“V/A＋死了”中“死了”表程度是由结果补语虚化而来,“V／A＋得要死”中“得要死”表程度是由状态补语转化而成。先对这两种格式进行具体的描写,进而阐释它们两者的来源、特点,以及语义、语用方面的细微差别。     

结果补语是否有“得”的标记分析

补语中常出现的“得”被看作是补语的特殊标记。关于结果补语是否有“得”作为标记的问题,有三种不同答案。结果补语、程度补语和可能补语的划分容易混淆,但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能把它们分清楚。通过观察结果补语的历时发展情况,得出肯定句中“能 VC”式和“可以 VC”式的使用频率多于“V＋得＋ C”式。结果补语中也有补语标记“得”的出现,标记论和语用原则能解释这一原因。     

及物动词宾语和粘合结果补语同现的两种形式

主要以语义指向为标准，通过大量的例子对及物动词受事宾语与粘合结果补语同现的两种形式：“V＋O＋V＋C＋了”式和“V＋C＋了＋O”式作了分析。具体分析了补语的语义指向施事主语（C→S）时，补语的语义指向谓语动词（C→V）时，补语的语义指向受事宾语（C→O）时和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句中其他成分时，“V＋O＋V＋C＋了”式和“V＋C＋了＋O”式的变化。     

"更"移入带"得"动补结构的语法条件

《现代汉语八百词》讲程度副词“更”修饰动词短语时指出：“动词后用‘得’引进补语时，‘更’可以移到补语里去。”本文认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更”都可以移到补语里去，而是要受到补语意义、补语结构以及程度副词“更”的语义和语法功能的制约。     

古本《老乞大》的动补结构

古本《老乞大》里有四类补语：结果补语、状态补语、趋向补语和可能补语。充当状态补语的成分有三类：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动词或动词短语、主谓短语,《老乞大》里有不少单纯形容词构成“V 得 C”的例子,其中有些可以凭借形式标记确认它们为状态补语;趋向补语既有粘合式(动 趋)的动补结构,又有组合式(动 将 趋,动 得 趋)的动补结构;可能补语有“V 得／不得”、“V 不 C”等几种格式,但这两种格式不专门用来表示可能。     

"自我"的"印象"——析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

从史铁生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的文本出发,重点分析《务虚笔记》小说人物性格,从而通过文字表面的映像,来了解史铁生现实生活经历,发现史铁生最内里的“自我”与“印象”,阐述史铁生小说中的“质疑真实,推崇自我”的哲学思想,发掘文学与哲学的重合方式。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孟子》中“正”“长”“贤”“轻”“良”的形容词用法

通过对《孟子》中“正”、“长”、“贤”、“良”、“轻”5个形容词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作较为细致的描写,试图从中寻找出《孟子》中不同的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共性与个性,并进一步提出问题,即这些共性与个性的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论《受戒》的"淡"

汪曾祺的《受戒》最大的特点是“淡”,它主要表现在情节的散淡,时代背景和人物情感的淡化,语言的平淡等方面。这与汪曾祺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有着密切关系。     

人类学的“普同”与“相对”

现代人类学的开端,可追溯到19世纪,但人类学作为现代科学真正被确立起来,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长期以来,学科内部由于理念不同逐渐分野,形成两大主要分支,即以英、法两国为首的社会人类学,和以德、美两国为主的文化人类学。两派虽在学术理论、方向、思考方式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并不妨碍他们各自为人类学学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本文旨在介绍两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在人类学四大领域研究当中的理论实践。     

"扑朔""迷离"求解

北朝民歌《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的"扑朔""迷离"作何解释,历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扑朔",即"缩动"或"爬搔"之意,为兔走时足伸缩之貌;"迷离",即"朦胧",为眼色朦胧。第二种:"扑朔",形容雄兔脚上的毛蓬松的样子;"迷离",形容雌兔的眼睛被蓬松的毛遮蔽的样子。本文对这两种说法作了较具体深入的评析,并赞同第一种说法。     

玺印类词语的注解问题

在秦朝之前"玺"和"印"是同义词,都是指印信、图章,没有尊卑的差别。秦朝以后,皇帝的印信专称"玺",臣民的印信、图章通称"印"。"秦印"和"秦玺",就战国时期来说所指称的内容是相同的,是同义词。就秦朝以后来说,"秦印"和"秦玺"的词义都缩小了,"秦玺"由通称变成了特称,专指皇帝的印章,"秦印"指称皇帝印章以外的印章,"秦印"和"秦玺"变成了在词义上互补的两个概念,成为类义词。     

"囷""廛"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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