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以德治国”的思想内涵

司马迁在继承前人“以德治国”思想的基础上独创了司马氏“一家之言”,通过天道这一中介将这个思想客观化、本源化,并提出简政省事、以身作则、奉法循理、的民同利等一系列完整的思想     

浅议司马迁与口述历史

《史记》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后世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不仅饱读各种文献史料,而且游览过华夏各地。故《史记》的写作来源不仅仅局限于文献,还有很多是太史公在各地考察时所采纳到的传说和当地民众的口述内容。本文对《史记》的口述史部分进行了简要分析。     

司马迁民族史观浅析

文章通过对司马迁《史记》中创立的民族史传体例的分析,指出司马迁的民族史观是进步的民族史观,主要表现为:其一,认为在中国境内各族一体;其二,各民族的发展趋势是走向统一;其三,同情弱小民族,反对民族掠夺。     

司马迁自然哲学与《史记》社会哲学

《史记》无论结构还是内容都深受司马迁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司马迁采用“法天则地”的类比思维,寻找哲学启迪和理性升华,通过公理化方法构想人类社会运行的大道。社会哲学的核心是德配天地,大德与天地同德,并贯穿于礼、乐等一系列哲学范畴和社会思想之中。从自然之序得出人类社会应该有纪序,有纪序就必须有社会规范,“盛衰之道”在于德。希冀天人欣合,载物养生,万物俱荣,人与自然、人与人实现和谐同昌     

浅析司马迁创作复仇故事的特点

复仇故事是《史记》中的重要材料,司马迁创作复仇故事有其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历史真实基础之上进行合理必要的想像与虚构;在历史真实的描绘中透露出一种悲壮昂扬、愤激苍凉之情;有意识将复仇历史进程情节化、故事化、戏剧化;将复仇人物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进行塑造。     

论司马迁的天命崇高思想

司马迁在对待天命问题上受到孔子“纪异而说不书”态度的影响,主张保持天命的深微与崇高特性,反对将天命教条化和方术化,反对滥用占星术。这种天命崇高的思想是司马迁既提倡天命又揶揄和贬损神仙方士、阴阳家和不合规范的占星术的根本原因。     

论司马迁的文化复仇观

《史记》中的复仇有宗法复仇、士林复仇和文化复仇三种形式,前两种复仇形式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影响,文化复仇则是司马迁从抗争悲剧命运中独创的。其动力来源于人生的困厄与耻辱,其方式是诉诸文化学术著述事业,其特征表现为对个人恩怨的超越,其目的是对此前耻辱实现补偿和过补偿。文化复仇揭示了文化学术事业的功能与历史地位,拓展了人的深度与广度,并给人类留下了积极的文化成果。     

论司马迁对政治功利性的批判——基于历史散文《史记》与《左传》对“重耳之亡”的分析比较

通过对《史记》与《左传》关于“重耳之亡”的比较,发现司马迁对于史料摒弃了原有的“礼”的形式,批判了以“礼”为掩饰而行私利的政治的虚伪本质,表现了他卓越的历史洞察力和对仁政的向往.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家族

《李将军列传》是《史记》名篇之一,在文中司马迁刻画了以李广、李陵为中心的李氏家族的形象,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家族是当时一类人物的缩影,司马迁创作此篇的意图也很复杂,本文通过分析《李将军列传》,并将它与《史记》的相关篇章进行比较,寻找造成李广家族悲剧命运的原因。     

论匈奴问题对司马迁《史记》叙述的影响——以《史记·平准书》、《匈奴列传》为主

征伐匈奴是汉武帝时代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它并不是个单纯的边境征伐问题,而是反映了汉武帝的治国理想。司马迁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匈奴问题,并因李陵事件受到牵连而卷入了时代的漩涡。武帝时期对匈奴采取的政策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撰写环境存在密切的关系。     

文与史的对立与交融——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真实观之比较

司马迁传记史学观念的基本点是将事与人、文与史在历史观念的基础上有机地统一起来,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表现了司马迁发达的史传真实观念;而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则徘徊于人与事、历史与文学之间,表现出将事与人、历史与文学相对立的趋向.对两者传记史学真实观念的比较研究表明,司马迁在历史的基础上将历史与文学加以统一的真实观对于现代的历史研究和传记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共同体理论下的《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教学实践

《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是院校财会类专业必修的一门课程,它与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课程通过由简入繁、逐层递进、综合运用的方式构建起财务会计知识体系。由于这门课程在财会知识体系中偏向于运用贯通,所以学生在掌握方面难度大、分层明显,传统教学模式之下教学效率有待提高。随着共同体理论在学习领域的应用,本文尝试在对相关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构建学习共同体并应用于《高级财务会计》的课程教学实践中,力图对共同体理论下的课程教学实践进行分析与探讨,为弥补传统教学模式不足的教学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论《史记》对元杂剧的沾溉

《史记》不仅开我国纪传文学的先河，而且对我国叙事性文学元杂剧有深远影响。《史记》所表现的司马迁的正直精神，激励并鼓舞着元杂剧作者们面对黑暗的现实敢于为民呐喊。元杂剧继承了司马迁的“爱奇”审美观，不仅描写了“倜傥非常”的英雄，而且描写了大量有奇特个性的平民形象，突破了儒家的中和之美，具有壮观的悲剧美。在人物塑造上，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在戏剧情节的安排上，元杂剧无处不显现出《史记》影响的痕迹。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

《史记·货殖列传》重视社会生产活动,认为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与社会经济情况密切相联;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主张发展工商业,倾向于经济放任改革,反对人为干涉.     

《史记》的悲剧性

《史记》的悲剧性,通过描写悲剧英雄来体现;《史记》中的悲剧英雄分七种类型、三大系列,而且大多是社会悲剧、英雄悲剧和性格悲剧.司马迁借描述悲剧英雄来实现自己的写作目的,抒发自己的冤愤,揭露炎凉的世态.     

汉兴百年与司马迁对当代史的研究

在历史研究中,司马迁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与汉兴百年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让史学承担哲学的责任。以李陵之祸为人生转折点,司马迁对现实政治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在深刻反省汉兴百年的历史中看到盛世下的危机。司马迁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循环论。在继承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司马迁抓住“历史循环”的大势,将社会变化的法则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历史哲学观。     

《史记·儒林列传》写作旨趣考辨

《史记·儒林列传》的写作旨趣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司马迁颂扬了汉武帝君臣复兴儒学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儒学在汉武帝君臣的“独尊”下发生的学术质变。这两个方面是对立的,但在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中又是统一的,把二者分割开来不符合司马迁的思想实际     

《史记》与“一代之文学”汉赋

汉赋是大汉“一代之文学”,也是汉代文学一大宝藏。它对汉代散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史记》也有它的投影。司马迁偏爱辞赋,尤关注大赋的成就。《史记》与汉大赋都是西汉盛世社会思潮——“宣汉”的鸿篇巨制,是大气磅礴的时代回声,同时,均表现了文学自觉意识的艺术特征。一文一赋,两支奇葩。汉赋以显“物”为己任,《史记》则“以人物为中心”昭示了文学自觉意识的突进。     

浅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思想渊源——兼谈其历史哲学及“天人”认识的矛盾性

“究天人之际”作为《史记》的创作宗旨之一 ,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这一思想主要受司马迁的易学、师事董仲舒、道家思想及史官职责影响。但体现在《史记》中的“天人”之学 (天道、天命、堪舆之说等 )却由于其独特的遭遇与体验而充满矛盾性 ,从而形成了《史记》的一个独特风格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文化自信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内涵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从文化自给自足到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文化自信是文化建构的轴心、动力和方向,也是维系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因此,我们应当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加强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互鉴,为构建文化强国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