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义仓粟的赋税化

史学界普遍认为,唐朝前期的赋役制度主要是租庸调,其次是杂徭、户税、地税。其中多数人又认为,地税就是贞观初唐太宗采纳戴胄建议,每亩交纳2升的义仓粟,甚至说义仓或称地税,义仓税就是地税,统称“义仓地税”。就是说,唐代义仓从开始就是赋税的一种。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唐会要》卷88《仓及常平仓》载: 贞观二年四月三日,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日:“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蓄,礼     

竞技武术的逆向文化冲击与文化再适应

竞技武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具有本土和西方双重文化身份,如何对抗逆向文化冲击与适应新时代要求是其当代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从文化冲击、逆向文化冲击、文化适应、文化再适应等概念出发,认为竞技武术当前处于原位逆向文化冲击状态。竞技武术体操化、舞蹈化、高难美新飘的技术风格,西式化的教学训练和赛事规程,以及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都与传统武术存在巨大差异,使其在面对逆向文化冲击时表现出种种“不适”症状。这与文化主体错位、母文化环境发生改变有关,竞技武术自身亦没有做好“返乡”的文化准备。新时代竞技武术要坚守文化主体,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武术故事,强化文化身份认同;做好顶层设计和发展方案,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发展之路。     

论屈原的主人意识

屈原虽无主人身份却以主人自居,具有强烈的主人意识,除其与楚王同姓这一最根本的原因之外,这主要是由周代贵族诗人的影响、楚人的民族传统、屈氏家族的传统家风以及其自身的教养与经历所致。中国封建社会的士人虽然景仰屈原的为人、同情其不幸遭遇,但毕竟无保留地认同、效法者少,原因亦在于他们自居为帮忙者,缺乏“主人意识”。学者们对屈原言行———尤其是其死不去楚的解释之所以不能让人心服,关键是囿于屈原的身份之争而未虑及其虽无主人身份,却以主人自居、具有强烈的主人意识之事实。屈原的“主人意识”虽不能同我们今天所说的“主人翁精神”划等号,但无疑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极为难得、特别宝贵的精神财富。     

唐五代宋初环卫官的演变

宋代环卫官起源于唐朝.唐代前期在中央设置十二卫,以统辖全国折冲府,另有四卫不掌军府,共十六卫,受宰相节制,称为“南衙”,是唐前期最重要的军队系统.由于卫府职事被侵占、府兵制度消解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央诸卫逐渐沦为闲散机构,十六卫将军也成为有名无实的空官,从而完成了“品位化”的过程.诸卫官也由唐代作为文武官员迁转的寄禄官阶,经五代至宋初,在吸收前代经验的基础上,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最终形成宋代的环卫官制度.     

论唐代员外官与试官

员外官与试官是唐代职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常常将它们简单地视作一种冗官现象。通过探讨员外官与试官的起始、内部结构、政治作用以及对当时政治生活的影响,考证了一些史籍的错误记载,同时还指出了它们对唐以后王朝职官制度发展的影响。     

离开大地的李绅：作者暧昧读者欭嚘

李绅乃唐贞元至会昌年间诗人,“新乐府运动”得风气之先者。少年寒士而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和“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千古佳句,以诗性言说洞穿农业中国生存真相,由此而与白居易、元稹因“少贫而孤”的相同命运,客居京城广崇里得“共脱青衫”诗歌唱和之欢。然而就是这位“短李”,三十五岁举进士,并在渐入仕途之后,因完全离开他所依存的大地、民间和苍生日常,终至逐官如饥似渴,攀附于“子弟”并深陷“牛李党争”不能自拔。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自此无好诗,得意失意处每有“小人”嘴脸,终于去所在时域“元、白”和“韩、柳”渐行渐远,且忮求结局惨至官职尽削,敕斥世代不得参政。对后世读者而言,往往只知《悯农》而不知作者,偶知其然则唯有一声长叹。所议镜鉴在于,大地有大地的权利,亦如诗有诗的尊严。为诗必须与大地为伍,背叛正义生存选择就会最终背叛自身主体性乃至身份独立性,并且唯其背叛而必然遭遇读者漠视与抛弃。在文学价值天平上,历史是唯一的最后裁判。     

教学仪器艺术造型(续)

五、艺术造型中的统一与变化 “统一与变化”在教学仪器艺术造型的三大原则(“尺度与比例”,“均衡与稳定”,“统一与变化”)中占着重要地位,它是艺术造型中最灵活多变,最具有艺术的表现。 一切物象欲成其为美,必须统一,这是美的根本原理。但仅有统一而无变化,则不能揣摸出趣味,而美感亦不能继续持久。故统一是治乱、治杂,增加形体条理、和谐、宁静之美感,而过分统一又显得刻板和单调。     

唐中后期赴新罗使节关联问题考辨

在古代东北亚国家关系中 ,唐与新罗的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唐中后期赴新罗使节的次数为 2 2次 ,公元 81 2年随崔廷赴新罗的副使为金沔而非金士信。这一时期出使新罗的费用问题 ,唐廷以私觌官方式筹备 ,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对赴新罗唐使节相关问题考辨 ,可使我们深刻认识宗藩框架下唐与新罗关系的真谛 ,推动中韩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小说”概念的历史演进与分化凝结

中唐以后,雅俗文学的分化使“小说”的“残丛小语”概念亦分化了,一直到清末,雅文学都抱守固有概念,拒不承认明清小说为“小说”;而俗文学家们则从宋代开始,先将说话之短小者、后将历史演义以余史身份都推进“小说”概念中,以期挤进雅文学殿堂,但雅文学的末把交椅终于未坐成,却赋予了“小说”一词以现代小说的意义。     

论唐宋词人身份地位的历史嬗变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宏观地探析并论述了唐宋词史上不同时期的代表词人不同的身份.创作主体是文学创作的“四要素”之一,词人身份的考察及定位直接影响到词作的文本样貌、风格属性以及受众群体和传播路径.     

敦煌契约文书担保责任制度论析

传统契约是古代社会保障民间交易安全的重要手段，唐末、五代、宋初时期敦煌的借贷契约与买卖契约所呈现的担保责任制度体现了当时“官依政法，民从私契”的民间契约自治与国家合理规制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敦煌契约文书担保责任形式具有多样性，敦煌借贷契约的担保形式有四种：一是债务人质典动产或不动产。二是债权人在债务人负债不还的情况下牵掣其家资杂物牛畜。三是保人代偿，即唐《杂令》中所规定的“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四是役身折酬，即以劳务抵债担保，在债务人“家资已尽，无力偿债”的情况下，债权人拘禁债务人本人及其户内男口，以债务人或其家内男子的劳务代偿债务。敦煌契约文书担保责任制度由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所决定，体现了自然经济、家族主义及熟人社会的历史特色。敦煌契约文书担保责任制度所蕴含的“私契自治”“诚实守信”“平等协商”“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相互补充”等传统法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现代价值。深入研究敦煌契约担保责任等传统契约法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问题，有助于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青海湖地区高寒草原植物个体特征对放牧的响应

以青海湖地区围栏封育二十年的高寒草原群落个体植株作为对照,比较研究了紫花针茅、冰草、早熟禾、猪毛蒿四种优良牧草个体和异叶青兰、披针叶黄华、狼毒三种杂毒草个体在放牧压力下植株形态特征的变化,发现优良牧草个体对长期放牧的形态响应与杂毒草类不一致,优良牧草在长期放牧的条件下表现出“个体小型化现象”,但是杂毒草却是不明显,在地上生物量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个体形态变异差异造成了植株个体对环境资源的利用能力的相对改变,各植物种群占有的生态位（资源空间）发生“形变”,优良牧草类多数种群生态位“收缩”,杂毒草类多数种群生态位“扩张”,草原群落中的各种群重新组织,优势种出现更替,是高寒草原群落退化演替在个体水平的解释。     

唐以后国都迁变的政治原因

自秦统一至于唐,我国政治中心基本都在关中长安地区(东汉、魏晋、北魏都于洛阳除外)。唐以后则开始了政治中心向东北方向迁移的过程,最后确立了以位于中原王朝东北部的北京为国都的政治格局。导致这一迁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政治因素——肇始于唐、炽烈于后的边疆形势变化,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一、唐代边疆形势的变化导致幽州军事政治地位上升 自秦统一至唐代前期,中原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偏西地区。在秦汉有匈奴,在隋和唐前期有突厥。汉初匈奴统一北方,东起朝鲜边界,西至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皆为其地,“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匈     

在教育与行政之间：教师与官员的“两栖化”问题研究

教师与官员的“两栖化”,或者教师与官员身份的两栖,并不是放弃一种身份或角色向另一种角色的彻底转变,相反,它是双重角色的兼任.教师与官员的“两栖化”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动机,探讨这一现象对教育和行政领域甚至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而引导教师和官员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将对教育和行政领域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宋祁“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与宋初“士大夫之词”

李清照追溯歌词发展历史,以为自唐至北宋“涵养百馀年”,均呈“乐府声诗并著”局面。她批评“宋子京兄弟”,“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考宋祁创作,有声诗,亦有“乐府”。宋祁是仁宗朝雅乐建设的骨干,他“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正是宋初礼乐文化建设中“士大夫之词”创作的典型表现,也反映出“旧声”、“新声”竞相发展的态势。     

还陶渊明以本来面目

本文认为,陶渊明诗歌中虽然有叹“贫”苦“寒”的句子,诗人也曾有过“躬耕”的经历以及与“素心人”的交往,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已“彻底转到了农民队伍中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审视陶渊明的思想、生活与创作,而不应简单地以今类古,用现成的理论生搬硬套。     

“诗之出位”与诗、画会通——论杜甫题画诗对“文人画”生成之影响

有唐一代,文学、艺术全面繁荣并互相影响,题画诗创作兴盛,爱好绘画艺术的诗人杜甫,被公认为唐代题画诗创作的“第一人”。从盛唐到中唐,政治与社会、文化都经历重大转折,绘画艺术精神也同步发生重大变革。杜甫身处这一时期,高度关注绘画,以“诗人之眼”赏画、论画,其题画诗体现诗、画会通的美学思想：以“神”“气”论画,追求“传神”,强调“立意”;以画“遣兴”,在题画诗中表达山水隐逸的趣味与立意。杜甫的绘画艺术理念,体现出诗歌思想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绘画实践变革的动向。杜甫题画诗及其绘画观念入宋以后深得推崇,不仅影响了唐代画史的建构,也对“文人画”理念的生成与绘画创作实践作出重大贡献。     

李吉甫谥号之争与唐宪宗朝的淮西政策

李吉甫谥号之争实际上并不是谥号用字的分歧,其本质乃是唐廷淮西政策之争：张仲方反对李吉甫得谥“敬宪”,主要理由是唐廷在淮西之役中陷入僵持且前景黯淡,身为宰辅的李吉甫因主张开战应负主要责任,其实质是对淮西之役以至削藩政策的不满,即认可吴元济仿河朔藩镇自立,唐廷中部分官员也持此种观点,这与削藩之论格格不入;唐宪宗贬黜张仲方而特赐李吉甫“忠懿”之谥,则传递出宪宗对淮西之役的肯定,并预示了削藩政策在日后宪宗朝的贯彻。     

中小学教育戏剧教学中教师的角色转变

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教育戏剧作为中小学素质教育的一种新型教学手段,逐渐成为各类中小学美育工作的核心内容。教师除自身教学的身份外,还需要呈现出“编”“导”“演”三种角色样态。本文探讨教师在教育戏剧课堂中如何转变身份,拓展“教师”这一角色在课堂中的职能范畴,进而更好地推动教育戏剧的发展。     

再论唐代前期“六胡州”治城位置——与王乃昂、黄银洲、何彤慧三同志商榷

针对唐前期"六胡州"及其后继管理机构治城位置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学术认识的分歧,有必要再次进行学术讨论。透过对《定位问题》所举论据的剖析,可以看出窨子梁出土的唐人墓志及其他资料并无法证明唐前期鲁州城即今兴武营故城,与"六胡州"相关城址的"考定"纯属画蛇添足,对什贲故城、兰池都督府城的推断也是误判。因目前关于唐前期"六胡州"治城的证据欠缺,其治城位置研究尚无定论,仍需同行继续向前推进。剖析相关论文出现诸多舛误的根源乃在于失当的研究方法、浮躁的学风。学术界须提倡审慎严谨、求真求实、淡泊名利、稳步推进的健康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