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任侠”——和余英时先生商榷

针对余英时先生《侠与中国文化》一文的不足与不确处,提出四点,加以补充与纠正：（1）追溯“任侠”的起源、“儒侠”的起源及“儒侠”的形成;（2）论析谭嗣同对“任侠”的理论阐述;（3）“任侠”之风并未在西汉中期后消失;（4）明、清时期对“任侠”认识的深化。     

明清徽商家族的贾儒兼业——以《太函集》为中心的考察

徽州既是商贾之乡，又儒风独盛，故在徽州家族内出现贾儒分业现象。以徽商家族为例，家族分业时率先考虑令子弟业儒，但出贾于家族而言又必不可缺。贾儒兼业遂成为徽商家族发展的一种普遍模式。看似贾儒并举，但其中亦存在着一种递进关系，即贾为儒佐，儒以显名。这个递进关系揭示出徽商家族内部的终极目标仍是业儒入仕，以此亦反映出，在商人家族内部，商之地位尚不如儒之地位。     

试析明清徽商的“弃贾从儒”

徽商的终极关怀是“业儒入仕”,因此很多徽商致富后,或自己弃贾从儒,或让子弟后代专习儒业。这对徽商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产生消极的影响,应是导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探析其主要原因,一是从商艰难,业儒效好;二是家境改善,不贾无忧;三是地位低下,崇儒重仕。     

从《游侠列传》看司马迁的“侠”情结

“侠”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说文解字》对“侠”的解释为:“俜也,从卜,夹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用徐铉云:“任侠者,挟负气力以任事自雄也。”关于“侠”的评价,在司马迁以前,只不过见于片言只语中。可以说,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对“侠”进行大力讴歌并为之作传的第一人。     

燕赵文化精神与唐代燕赵诗人、唐诗风骨

燕赵文化主要由侠文化与儒文化构成,其精神内涵包括:任侠使气、慷慨悲歌、崇儒尚雅、敦厚务实.燕赵文化精神的形成原因有三:边缘性的地理位置生成的悲慨情愫;游牧文化的浸染;儒家文化的影响.燕赵文化精神对燕赵诗人产生的影响表现为:舍生取义的任侠豪气,献身沙场的慷慨情怀,宗经务实的质朴文风.其任侠使气、慷慨悲歌之精神在促成唐诗的风骨形成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其崇儒尚雅、敦厚务实之文化品格为唐诗的典重质性奠定了基础.     

徽商的思变与"贾而好儒"

思变是徽商发迹的源泉,是徽商兴盛的奥妙所在。“贾而好儒”是徽商思变的思想源泉,对徽商的经营产生过积极影响,同时亦削弱、淡化了徽商的思变精神,致使徽商走向衰落。     

侠与六朝诗歌

侠与六朝诗歌任珲“肉与土合成泥，洒血溅飞架”任侠活动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而侠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自司马迁把“儒墨皆排挤不载”的朱家、剧孟、郭解等“布衣之侠”以传记文学的形式载入史册后，游侠形象就正式登上了文学殿堂．时至六朝，侠已历史...     

试论谭嗣同激进思想形成的原因──兼论其“刚强、任侠、轻生”性格的悲壮色彩

在戊戌维新志士中,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激进。其根源在于：谭嗣同的思想深处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侠精神,同时谭又汲取了西方文化中的民主意识和斗争精神。正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多重影响,谭嗣同性格上表现出“刚强、任侠、轻生”的悲壮色彩。     

"洄水沱"现象的两个样本——论李白与郭沫若共通的思想文化征候

在中国的浪漫主义诗学传统中,李白和郭沫若是两座屹立的高峰。从思想文化立场来看,郭沫若和李白都是杂糅了儒、道、侠等文化的非常复杂的存在,都是各自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史上的“洄水沱”现象。二者不仅在复杂性上相似,而且在具体的思想文化方面具有相通性。该文就入世品格、叛逆意识、隐逸思想以及任侠精神四个方面对李白与郭沫若的共通性作出了解读。     

论徽商“贾而好儒”及其现代价值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贾”与“儒”的结合，便是徽商为“儒商”的内在根据。徽商以儒学指导“贾行”，以儒家“仁”，“善”思想和“以义统利”思想指导商务活动。“儒商”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第一，儒家“仁”的学主与现代公司的公众利益；第二，儒家义利观与现代公司的互惠互利，第三，儒家的“人和”思想与商务管理的“双向对称”。     

侠风炽盛时代的李欣

唐人的任侠既有边塞战事与世人功业意识等时代需要的驱动,还有自秦汉以来侠文化的浸润和魏晋六朝咏侠文学传统的哺育,诸种因素的综合使任侠成为盛唐社会一种炽热的风气。在这种社会风气濡染下,李颀借对边塞游侠和任侠精神的歌咏寄寓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功业追求。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任情使气的豪侠性格之外,还有冷静、客观、深刻地看待事物的睿智思想。     

李白与任侠

侠,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之际.那时,旧的宗法关系沦于解体,一部分失去社会地位的武士和脱离生产资料的游民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侠”.它的名称,首次出现在韩非的《五蠹》里,所谓“侠以武犯禁”、“国平养儒侠”等.侠是没有固定职业,而在社会上游荡的,故亦称为“游侠”,它的职能是受雇于某集团或个人,用自己的暴力行动替雇主完成某种使命.到了战国中后期,侠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常常成为贵族间政治斗争的工具,如聂政受严仲子之托谋杀韩相,荆轲应燕太子之请行刺秦王皆是.     

对马班游侠观的再认识

侠是中国文化中一曲美妙的声乐,一篇浪漫的诗章。中国自古有好侠之风。西汉时期是游侠的盛行时期,前四史中《史记》和《汉书》均为游侠专门立传。但两者的游侠观差异甚大。本文试图对马班游侠观进行再认识,即从“侠的定义”角度切入,探究其差异之因,并从儒侠文化同一性的角度,探究马班游侠观对后世的影响。     

《史记·游侠列传》的侠情特质论

《史记·游侠列传》以激越的侠情贯注而下,游侠之“义”是侠情呈现的突破点,“借儒形侠”是侠情的叙述方式,“游”则是侠情的最终指向.这种激越而又往复跌宕的“侠情”周旋较量在“侠”与“儒”之间,冲击成“侠”与“游”的紧密结合,最终达到辨别是非、褒贬人事的深厚目的.     

“南园诗人”任侠思想初探

任侠之作是南园诗人“标举唐音”的主要表现之一。三代“南园诗人”薪火相传,以独特的个性才情,诠释了任侠思想的不同内涵。“非正统性”、“兼相爱”、“尚武、轻生重义”等任侠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原生态的岭南本根文明潜藏任侠思想的相关元素;明代以来岭南地域文明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中晚明“山人侠”略论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特殊社会群体,山人之任侠则使中国古代侠史上涌现出新型的一个类别即“山人侠”。侠是明代山人文化的核心和明代山人的精神内涵。山人以侠的方式和气质塑造自我,参与现实,影响社会,实现了其存在价值。对山人尚侠之风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明代底层文人成为山人后的生活走向,也使我们能进一步探索山人的核心价值。侠的叙写和侠气的抒发,成为山人文学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给明代文学带来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山人在塑造自己侠的形象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作为一种文学形象、文学题材的构建。     

论徽商的"绩溪牛"精神

该文立足着力刻画绩溪徽商所独具的“绩溪牛”的精神,一是通过简要概述整个徽商的盛衰史,析解出绩溪徽商在发展历程上区别于徽属其它各县之徽商的时代差异;二是中墨铺陈绩溪徽商中的典型代表人和事,展示了绩溪徽商“落日熔金”的辉煌影响和巨大成就;三是浓墨重采,从绩溪山多地少的地域特点以及具有“绩溪牛”个性特征的吃苦耐劳、诚信互助、重教尚儒、义奉桑梓的风土人情．分析提炼出绩溪徽商之所以走出山门、驰骋商场的文化基础、内在动力和精神内涵;最后通过介绍绩溪县目前的几位私营企业经营者的发展特点,提出了新徽商精神在继承中发展的观点,并表达了对新徽商振兴新绩溪、拓展新局面的美好祈愿。     

明清徽商的儒学气质研究

在明清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徽商之好儒,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中以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影响最大。徽商在经营过程中,能自觉用儒家思想规范自己的商业活动,讲求义利之道。徽商贾儒相邦、敬业拼搏、诚信进取、勤俭协和的精神,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     

徽商衰落原因新探

“业儒入仕”是徽商的终极关怀,因此徽商致富后,不少人弃贾从儒或让子弟专习儒业。究其原因,主要是已经致富的徽商在解决了生存危机后,开始追求社会地位的提升。众多徽商及其子弟由贾入儒,导致商业资本损耗,影响扩大经营;使得从商人数减少,群体实力削弱;一心向儒,贾事必衰。这也是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侠小说——成人的童话》阅读

儒和侠,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社会阶层,他们同时出现于先秦时代,又一直蔓延至近代。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历久不衰的精神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多潜隐着儒的影子,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以及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遗传基因”的物化。是的,自古以来,武侠小说在中国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