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吏道”

吏道是汉代仕进的基本途径之一。汉代掾吏升迁的机会较多 ,主要通过四种途径 :其一 ,通过察举升迁 ;其二 ,积功劳升迁 ;其三 ,由三公掾属而升迁 ;其四 ,举计吏拜官。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 ,吏道不仅没有被限制 ,反而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九品中正制确立后 ,由吏道而升迁的仕进方式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略论汉代的师道

汉代的师道,包含君师之道、民师之道和人师之道三部分内容。汉代士大夫固守先秦王者之师的社会定位,欲以师道制衡皇权,但在专制皇权的重压下,君师之道渐趋式微;民师之道要求士大夫承担教化的社会责任,它得到了统治者的倡导和士大夫的广泛实践,发挥了良好的社会功能;人师之道既要求社会尊师重教,又规定了师者的职业规范,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教育理论体系。     

“成文”之思：汉代妇女文学思想三家论略

汉代的唐山夫人、班昭、和熹邓后三位女性，以“成”之思为中心命题，开始对“”发表见解。唐山夫人的“孝道随世”说、班昭的“君子之思”说、和熹邓后的“圣人之情”说，分别回答了为何“成”和“成”何为的问题，成为中国古代妇女学批评之滥觞，对后世影响深远。     

基于“堪舆”理论，分析建筑规划格局与住户生活质量关系

建筑规划格局与人的生活质量之间关系密切,以中国古典的“堪舆”理论为依据,认真了解它,深入地分析它,使命理指标和建筑规划格局匹配,有利于设计和营销人员更有效地开展工作,积极推动建筑产业科技进步,对指导建筑规划设计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汉代策选与对策文述论

策选始于文帝前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它适应了选拔与考核知识文化群体的时代要求,其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武帝时,策选已成定制,确立了以儒为本的指导思想。鉴于贤良策选的积极作用,其他察举诸科甚至征辟之士也渐次采取了试策方式,体现了策选的广泛性、普遍性。主持策选的机关,西汉时为太常,东汉为尚书。策选地点多在公车。策选时,皇帝起决定作用。对策有等第甚至名次之别,但无黜落。由此产生的应试文体——对策文,创作质量与策问密切相关,多以政事为主,有很强的政治实用性与针对性。依经立义,经理气息浓厚。形式体制较固定,分为策头、策项、策尾三部分,多采用"条对"方式。文风典正,文质兼备。一些篇章成为古代对策文的经典,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汉代"不道"罪考论

“不道”罪并非始出现于汉代,战国中晚期“不道”罪名既已出现,但至汉代,它的内涵急剧膨胀。在汉代“不道”罪不仅指反国家、反社会的行为,而且也包括违反家族伦理的犯罪行为。正由于其内容灵活、庞杂,自汉以降,“不道”罪处在不断地分化中,总趋势是内涵不断缩小、明晰,至唐定型。     

汉代常朝制度考析

汉代为保障官僚机构正常运转,有效实施管理社会的职能,君臣定期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这就形成常朝制度。汉朝中前期,常朝制度并不明确。从汉宣帝开始实行明确的五日一朝常朝制度。朝臣除因病、丧事等私事外,均须上朝,赶上重要时令免朝。尽管可能因为皇帝的怠政有令不行,但并没有新的常朝制度产生,非常朝期间皇帝可以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但这不是制度意义上的常朝。     

汉代“护军”设置探析

汉代在中央设置有“护军都尉”、“大司马护军”等官职,在出征的军队中也设有“中护军”、“护军将军”、“护军校尉”、“护军司马”等官.两种“护军”官在职能上是相同的,都参与军事谋划且没有决定权,都可以受命率部队征战.但是,“护军都尉”等是常设官职,隶属于中央政府,由朝廷任命和调遣;出征军队里的各色“护军”是临时性军职,隶属于幕府,可以由将军任命和调遣.     

汉代“门下”职官述论

汉代的"门下"主要指门庭之下、食客和冠以官名用于特指主官自辟的低级掾属。掾、督、督盗贼、功曹、祭酒、书佐、孝子、偱行、议生、游徼、贼曹、史和五吏都是汉代的"门下"官。"门下"官上承先秦,至汉代有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大致来说,其过程是地位逐渐升高,期间虽一度沉寂,但最终至东汉末年与主官的亲密关系达到了顶峰。     

汉代的“故吏”

"故吏"一词在汉代有多种含义,以往学界多重视其"旧时属吏"的意义,而忽略其他含义。笔者利用文献和汉简材料,讨论了作为"前为官职者"的"故吏"在汉代的政治表现。认为他们虽已不是官吏,但凭借其行政技能,有时仍能参与行政事务。并指出这种"故吏"在汉代有相当多重新为吏的机会,已成为了一种任吏资格。     

纵论汉文明的重要历史地位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汉文明对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进程,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代文明的繁荣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繁荣昌盛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开启了中华文明引领世界文明潮流的进程。对这段历史文明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教育后人珍惜、发扬中国以至世界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大的学术及现实意义。     

汉画蟾蜍图像源考及其象征意义

汉代的画像艺术中存在着大量蟾蜍图像,这些图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作为月亮的代表。蟾蜍成为“月精”的历史久远且多有变动,因此造成一些讹误;二是作为西王母仙境的组成部分。文章运用图像学和原型批评方法,旨在厘清蟾月关系的发展脉络及蟾蜍在汉画西王母仙境中的象征意义。     

先秦两汉间的《木瓜》诗义探析

现有文献表明,先秦两汉间对《木瓜》一诗的评论,主要有四种说法:一为"藏愿"说,二为"苞苴之礼"说,三为"美齐桓公"说,四为"下报上"说。而对这四种说法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其与《诗》义丢失——重建的过程有着一定的联系。在先秦两汉间,《诗经》的诗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对《木瓜》的诗义进行探析,不仅能具体地了解《诗》义变化的过程,也能理解《木瓜》诗义变化背后的政治意义。     

汉代器物赋初探

汉代器物赋是汉赋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大量散佚。本文在统计汉代器物赋留存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器物赋的内容,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与汉代民俗、汉代人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汉代器物赋的修辞手法及其在赋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汉画像石棺的宗教认识

汉画像石棺有着很强的地域性,但在宗教思想的主要内容上与汉画像石是一致的。从时间上看,汉画像石棺出现并流行于东汉;从地域上看,以四川盆地最为集中;从宗教内容上看,主要表现死升仙的愿望。通过对“天门”、仙界等的深入认识,在相关的比较后,汉画像石棺为我们理解汉画像石的宗教内容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试析朱元璋的汉史情结

布衣出身的朱元璋一生嗜读史书,对《汉书》尤其爱好。这都缘于朱元璋的个人经历及其性格所致,通过探讨其汉史情结的表现,进而发掘他这种嗜好对明代政治所产生的影响。     

柿园汉墓壁画考释

在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柿园汉墓（西汉梁王墓）主室发现三幅彩色壁画，画幅面积大，绘画线条流畅，技法娴熟，表现出很高的绘画技术和艺术水平，堪称目前发现的我国西汉前期工笔重彩画的代表作。     

先秦、西汉商业发展探微

我国从夏朝开始就有了简单的商业经济,商代使用货币、商人进行长途贩运,春秋时期已有专门的交易场所———市,战国时期征收工商税,西汉时期全国已形成了若干经济区域,理论上形成了“重本抑末”、“农末俱利”的不同观点,商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商品矛盾初步显露。     

经学浸染下的两汉赋论

随着两汉经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也成为一切言说的标准。受其影响与规范,两汉赋论也显现出鲜明的经学色彩。由于各赋论家在对经学的接受程度、对大赋的创作以及对屈骚的评价等方面存有差异,各人的赋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部分赋论家论赋关注到赋作的语言艺术,并给予肯定,具有早期朦胧的文体自觉意识。     

秦汉时期公主婚姻初探

婚姻关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妇女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古代公主是女性统治阶层成员,对她们的婚姻进行研究能够补充妇女史的相关研究。秦汉时期公主的婚嫁具有等级性、两面性的特点,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公主的婚姻成为调和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与权贵谋求利益的工具。泰汉时期公主婚姻中的某些悲惨事件则反映了公主婚姻中不幸福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