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东时期义和团众在乡间的演拳活动

传统武术的表演具有日常实用性。大刀会和神拳是义和团的前身,大刀会和神拳起事的地点是直东地区的乡村。大刀会、神拳经常利用请看武戏聚集民众,夸耀武力。直东地区的乡村市场兼有群体性娱乐活动,为游浪武士汇聚提供了场所。晚清的村落庙宇具有团聚同族民众共同祭拜尚武先祖的功能。村落庙宇既有神圣祭祀功能,亦是乡民演示武艺的场域,教民建堂与团众建庙便形成矛盾,而教堂与庙宇的地基就成为义和团和教民冲突的空间性焦点。以乡村演拳和观看武戏为主体性功能的建筑空间构成了大刀会和神拳武力抗教的特殊场所,传统武术显示其具有巫术意味的实用性的同时,也展示出其独特的风俗学的生命力。     

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

义和团组织和活动方式的特点：不同地方的义和团分别由梅花拳、神拳、大刀会等组织更名而来，因此，各地义和团组织各有其不同特点。梅花拳的组织分场、武场。一般拳民只参加武场的活动，其日常活动是练拳习武，准备自卫，并不从事宗教迷信活动。场的活动则包括一些类似白莲教的宗教活动。     

义和团的团号·旗帜·旗号·口号

义和团是由民间武术团体义和拳、梅花拳、红拳、大刀会、神拳等首先在山东发展而来。1900年初夏,新任山东巡抚毓贤改义和拳为义和团。同年10月以后,清政府两次发布上谕,基本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群众团体。这样山东、直隶(今河北、天津)一带拳会、刀会等武术团体都纷纷打起了义和团的旗帜。义和团各个单位的司令部叫“总坛口”(或叫“总坛”),基层单位叫“坛口”(亦作“坛厂”、“拳厂”、“团”、“队”)。总坛口的首领称“老祖师”,坛口的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等。     

义和团运动的误读

同治光绪年间活动在直东交界一带的义和拳是民间习武团体,它不扰民,初期亦不抗官,崇义尚和;习拳练武为的是强身健体、保卫身家.当地方官府站在洋教一边,义和拳民无路可走时才抗官.它不反政府、公开活动,因此它不是邪教.在民教冲突中义和拳站在民众一边,与洋教及教民抗衡,最终形成了下层民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史实证明: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遏制了他们瓜分中国的野心.叉和拳是邪教,义和团运动是历史的灾难,引来外辱、造成中国巨大损失的观点与历史事实不符,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误读.     

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1982年9月13日—19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在山东省威海市召开学术讨论会,全国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五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共提交论文三十余篇。现将这次会上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综述如下。一义和团源流问题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是中国人民反帝力量的大汇合,成份复杂,源流繁多,有的来自秘密结社,有的来自拳会团体,甚至有的来自乡团、巫祝等等,但其主流则源于白莲教各支派。第二种意见认为,义和团使用的“义和”名号是来自冠县梨园屯教案。而领导冠县梨园屯起义的以赵三多为首的义和拳,和乾嘉时已见诸记载的秘     

义和团"万宝符衣"考

“万宝符衣”是义和团战士佩带的一种绣有八卦图形的饰物。1898年义和拳起义后,赵三多北上直隶中部传播火种,练红拳的“十八魁”东进山东,与山东的“大刀会”共同战斗。“万宝符衣”是义和拳与大刀会的共同创造,它不仅告诉我们义和团战士是以怎样的方式面对强大的敌人,而且向我们诉说了那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     

直东交界一带民间信仰与义和团运动

直东交界一带民间的汉教信仰由来已久,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洋教传入并不断制造与汉教信众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以反洋教为主旨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同时此地受白莲教、八卦教影响较大,这在义和团众的信仰和行为上也有明显烙印;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小说、戏曲、评书中的人物也被义和团众奉为神道.这些信仰对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壮大等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不可否认由于小农的阶级和时代局限,这些信仰的某些部分也有迷信落后的一面.     

从“扶清灭洋”口号看义和团对清王朝的认识

“扶清灭洋”的口号,同义和团研究中的其他某些问题一样,在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评价。本文试图围绕“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流传和作用,就义和团对清王朝的认识,作一些探讨和说明。一许多历史记载都说明,“扶清灭洋”口号是在农民反侵略斗争中自发形成和广泛流传的。它的酝酿、提出和流传,有一个发展过程。义和团运动兴起于民族危机极其深重的年代。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使人民群众将主要仇恨集中到了帝国主义身上。当时,山东涌现出各种名目的反侵略组织,如大刀会、红拳会、义和拳、红灯照、金钟罩、铁布衫以及联庄会,等等。当时的客观     

对朱红灯起义的考察

在朱红灯起义时,毓贤等清流派当权,将镇压朱红灯的袁世敦等罢了官。《辛丑条约》之后,洋务派袁世凯、张之洞占了上风,袁世敦等又开复的原官,袁世凯、张之洞更是飞黄腾达了。     

义和团"极盛"前夕的教案态势与清方对策

在义和团极盛前夕,山东、直隶教案数量较前骤增,反洋教阵线构成复杂,而以义和团及相关秘密会社力量为主导,外国方面借端进行的武力威胁、政治讹诈以及各国间的协同性则明显加强,格局空前复杂。清方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山东、直隶),尽管在对教案所谓持平办理的言论上较为一致,但实际态度和举措或差异颇大,阴差阳错地为最后义和团在京畿地区的兴盛和教案在该区的激化提供了过渡和铺垫性条件。     

义和拳·义和团·“扶清灭洋”

在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本文想就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以及“扶清灭洋”口号等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指正。一义和团原名义和拳,又名梅花拳,后来改称义和团。关于义和拳名称改变的时间,一些同志认为是在1899年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期间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的。这种说法与《清史稿·毓贤传》的记载“毓贤为更名曰‘团’,团建旗帜,皆署‘毓’字”,相吻合。另外,像刘孟扬的《天津拳匪变乱纪事》、鹿完天的《庚子北京事变纪略》等书也是这     

义和团运动与山东士绅

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义和团期间的中国北方士绅的整体形象在我们面前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其中山东地区士绅群体的心态和行为,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地域上都存在着诸多差异和变化,尤可作为义和团时期的一个典型范例来加以分析.这些差异和变化,既是当时山东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又体现了这一时期洋教及教民势力、义和团运动、山东地方官府与士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义和团时期的绅士

在义和团时期,清政府政出多门,政策多变,使绅士们无所适从。他们与地方官合作,充当团首,做义和团和州县官的桥梁,保护了州县官,州县官也保护了他们。也有一些绅士参加过激行动,被时代所淘汰。他们的活动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斗争激烈而复杂,很值得研究。     

义和团与关公

关公是京津时期义和团崇拜的神灵群体中出现率最高的神位。团众拜关公属于官方赞许和民间拥戴的结果,关公本人从关羽、关公到大帝、关圣的复合身份,启示了义和团从＂草民＂和＂义民＂身份更换的认同。关公多元的身份和处境暗合了义和团在直东和京津时期的境遇转移。晚清宫廷和民间频繁的关戏演出为义和团拜关公铺设好了信仰体系与接受美学的土壤。关公的神学和戏曲传播学地位构成了团众的精神支柱。严酷历史状况下团众的悲情表演,不仅迫使团民还原了其世俗性地位,亦使得关公的正神形象蒙受耻辱,从而为后世中国废除关公的神学地位提供了文化阐释的依据。义和团拜关公现象促进了中国神学体系的革命。     

义和团运动后会党的反洋教斗争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义和团运动的基本失败,但是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并未就此结束。由于产生这些斗争的社会条件依然存在,各地反洋教斗争,特别是会党的反洋教斗争,仍在继续蔓延发展,成为当时农民反帝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 (一) 会党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反洋教运动的核心力量,义和团失败后,会党再次承担起反洋教斗争的领导职责。在20世纪初年重新成为反洋教斗争的主力军。当《辛丑条约》墨迹未干,西太后仍龟缩在西安行在的时候,广东兴宁的会党首先揭竿而起。1901年9月23日他们“聚众起事”,将兴宁县坪塘、罗岗、燕坑等地的德国教堂及教士房屋等全行毁坏,继而“攻扑县城”。德国公使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要求     

清末徐州诸县的大刀会

徐州诸县的大刀会,因受苏鲁豫皖一带刀会团体的影响,产生较早。到清末,成为反帝爱国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反洋教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 苏鲁豫皖一带自古即有尚武之风。一些流氓无产者往往练功习武,闯荡江湖,卖艺为生。到清代乾嘉年间,他们广收徒弟,结交同行,组成会社。于是红拳会、在理会、红旗会、黑旗门、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颇有争议,现择要评介如下: 一、义和团源流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源于白莲教。如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说“它是白莲教的一个派别。”另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与白莲教无关,是源自咸丰、同治年间直隶、山东交界的乡团,或与白莲教并立的民间宗教、秘密结社等。方诗铭在《社会科学辑刊》一九八○年第四期中甚至提出“义和拳(团)与白莲教是两个‘势同仇火’的组织。”我们认为,义和团实际是中国人民反帝力量的大汇总。它成份复杂,源流繁多,有来源于白莲教各支派的,也有来自乡团及一些秘密结社和拳会团体等。二、义和团起因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     

义和团在山西的斗争

义和团在山西的兴起,较山东、直隶为迟,是在1900年夏季才展开活动的。他们发动虽迟,发展却非常迅速,规模也大。如在五月间太原发现“揭帖遍张”,六月下旬,榆次城中大乘寺、南关显圣寺就“有三五贫穷子弟,不知符咒从何而来,头裹红巾,腰裹红带”开始活动。在龙王庙、东狱庙等处,也有许多儿童“相率效尤”,不到十天,就有很大发展。“呼朋结伴,后先争附,同时并有所谓红灯罩、白灯罩诸女童每晚练习。”而且有头目组织领导,在“什贴镇有学童三人,自称大、二、三师兄,大师兄姜晋华年方十二,奋臂一呼,从者如云”,各地又相互呼应,相互影响,以致“波及邻邑”。太原、太谷靠近榆次的村镇,到处有义和     

我认识的朱瑛老师

跟朱老师初次见面。是在浙江省第七届小学语文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赛上。那次,他的弟子官正华代表温州市参赛。朱老师作为官正华的导师之一．既是教学方案的策划者,也是教学实施的指导者。活动中,朱老师指导的课例《渔歌子》,连同朱老师本人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直鲁义和团早期斗争与京津保高潮的形成——兼驳“山东义和团主力转入直隶”说

:义和团运动自 1898年在蒋家庄首举义旗 ,运动迅猛发展 ,此后直隶境内的义和团由南向北发展 ,到 190 0年春在京津保地区形成高潮 ,可以说直鲁两省义和团运动的早期斗争是高潮到来的基础 ,而高潮的出现 ,则是早期斗争的继续与发展。而决非“主力转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