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与民俗文化研究

柳诒徵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较早涉及民俗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在民俗理论方面,他对中国民俗的性质、缘起及其演化别具识见;在民俗史编撰方面,他“博观而约取”,尤其重视人民生活的状况和社会风俗的变迁,这对我们认识民俗文化作为民族精神所表现者,是颇有意义的。     

试论柳诒徵的中西文化观

柳诒徵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促使其中西文化观的形成.他认为中国文化重伦理道德与德治,中国史学有正史体例,以儒术为主导,而且因有史官制度而具有政治性;西方文化重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及法治,西方史学远逊于中国.其中西文化观主观上试图从学理上抗拒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客观上对今人了解西方文化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论柳诒徵的史学思想

柳诒徵的史学思想是以传统的史学精华为主兼以吸收西方史学观点的产物。柳诒徵认为,历史学既是关于知识的学问,又是政治学,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其功用是彰功显绩、生成知识和彰往察来。柳先生把传统的变易观与西方的进化论糅合在一起,认为历史是迭次发展的,＂有退化者,有进化者＂,其因则有赖于人们自身的创造、社会制度的组织鼓励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历史的主体——人本身的本质性和历史文献使得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形式上的纵贯和横通,目的上的规律性和特殊性,构成了历史认识的基本类型;＂观事实之始末＂与＂察风气之变迁＂乃是历史认识的两个阶段,而客观的事实与政治的＂礼＂则是历史认识检验的标准。柳先生论著中所体现的史学方法主要是＂明吾民族独造之真迹＂的文化学方法,以及历史主义和经济分析法等。在史料方面,柳先生打破四部分类法,增加志、丛、图三部,成为七部分类法;主张全面地阅读材料、考证史料的来源,充分利用新的史料、遵守学术规范;史料的编纂应当参照政府的组织机构来安排史书的体系,＂治史学若理国事＂。柳先生重视史德,强调史家研究历史,必须去除成见,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结论;要求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不断修养自己的品德。柳先生把礼看做是史学的核心灵魂,批评有损于民族文化发展的一切史学行为和对历史事实的错误理解。柳诒徵史学思想的个性特点是新人文主义,其旨趣是守护传统道德、注重精神完善。     

浅析柳诒徵的文化史观

中国文化史研究自上世纪初期兴起,经历了几代学者的潜心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因为是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在文化史的研究中影响深远。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文化发展的阶段和治中国文化史的方法等柳先生更早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文试从这三个方面分析柳先生的文化史观。     

简论柳诒徵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的编纂

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是近代史学发生重大变化的一项标志,它预示着历史学在近代开始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柳诒徵编纂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历史教科书之一,虽然其体裁是新颖的,但其思想观念属于晚清官方的洋务派体系,其历史观具有洋务派"中体西用"的色彩.作为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柳诒徵编纂<历代史略>是他史学研究的起点.     

柳诒徵的历史人物评价理论与方法

柳诒徵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力求对历史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其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在评价标准上提出了民生为本的标准、德义之府的标准、时代特征的标准和时代进步的标准,在评价方法上注重全面评价和对比评价。柳诒徵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鲜明特点,丰富了中国近现代史家的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柳诒徵诗歌的精神世界与诗学价值

柳诒徵诗歌内容丰富,描写所及,或时代遭遇,或欢庆胜利,或歌吟山水,或赠答酬唱,或祝寿凭吊,或关爱图书,或对外交流,由此折射出时代变幻之风云。他的诗歌具有儒家诗学“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精神品格,蕴含“雄浑圆健,充实光辉”的艺术风貌,呈现出我国自乾嘉学派以来中国诗坛所形成的“学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此外,他的崇尚“诗言志”、倡导质实诗风、不因人废诗的诗学思想是颇有价值的。     

从《桐城麻溪姚氏宗谱》看姚鼐与宋学

本文从《桐城麻溪姚氏宗谱》中发掘出未曾被利用过的第一手资料,从桐城姚氏的理学家风、崇尚力行、表彰节孝等方面考察姚鼐与宋学的关系。由此可知,姚鼐尊崇宋学思想的形成与执着,应追根溯源于其家风。姚鼐反汉学、崇宋学思想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     

柳诒徵改编《太仓太原王氏宗谱》的问题

作为清代画坛领袖的王时敏，其祖孙、父子、叔侄继承关系错综复杂，柳诒徵引用《太仓太原王氏宗谱》，予以简化，产生问题。本文依据第一手资料，恢复历史本来面貌，主要是澄清了王时敏、王原祁在血统上是祖孙、在宗法上是叔祖侄孙的双重关系，治清画史者不可不知。     

从"柳七风味"到"自是一家"——论柳永,苏轼词消息相通及?…

关于柳永词和苏轼词之间的关系,论者多强调二者间的差异.评价二者在词史上的地位时,多倾向于苏轼对柳永的革新.这些对于柳永及其词的评价是不够全面的.柳永和苏轼都是北宋词坛的大力革新者.柳永在苏轼之前的创造性开拓,对后起的苏轼有多方面的启发和影响,二者并非水火不容,而是消息相通.苏轼的大力革新,是以柳永的开拓为基础的.在宋词发展史上,柳永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正是从柳永到苏轼前后相继的开拓,使宋词摆脱了花间令词的窠臼,走向繁荣发展的广阔天地.     

论刘勰的文学史书写——以《文心雕龙·时序》为中心

从文学史视野考察《文心雕龙》有其积极意义。首先,历史书写是刘勰的言说习惯。从某种程度上说,《时序》可以看成一篇短小精悍的文学简史。以《时序》为中心,再结合其他诸篇,可以看到,刘勰客观上书写了一段从先秦到南朝宋的文学史。其次,历代文学的书写中,对帝王及帝王文学的大力书写是一大特色,充分体现了刘勰的文学理想。第三,从价值评价的角度看,十代文学的发展有高下之分。在刘勰看来,周代及其以前的文学是后代无法企及的高峰。     

“二王刘柳”并称新论

刘、柳在王叔文集团中实际排名较后,两《唐书.刘禹锡传》于二人在永贞革新中的地位与作用,因突出传主地位,容易造成"误读"。本文从王叔文集团名次排序、武元衡与刘、柳之关系、王叔文集团的内外往来关系、刘柳之交、《顺宗实录》之公案等角度,通过多重考辨,试图对"二王刘柳"并称再作检讨。     

论柳永词对苏轼的启示和影响

柳永和苏轼一向被认为是词风迥异的两位词人。其实,柳永的词作曾经启发和影响了苏轼的词创作,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赋式的铺叙范式、鲜明的主体意识、通俗性的题材、明白如话的语言和雄浑博大的气象。     

论胡适对《三国演义》的“批判”

胡适在"章回小说考证"中对《三国演义》着力最少、评价最低。除了胡适所说文学价值方面的原因,他故意隐去的语言和思想倾向这两方面才是主要原因。胡适批判《三国演义》时的"避重就轻"是由其"整理国故"这一文学革命的策略决定的。     

试论佛教的发展与文化的汇流——从《刘师礼文》谈起

佛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其发展过程并非印度文化的自我演化,而是包括中国文化、西亚文化等广大亚洲文化共同汇流的结果.通过对一些原始经论的考据,可以看出这种汇流不仅表现为印度的佛教文化进入中土进行融汇,也表现为中国本土文化流入印度,影响印度的佛教文化,再以佛教文化的形式回流到中国.     

略论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基本原则

《史通》是我国古代首部史学批评著作,刘知几的史学批评不仅具有"实录"、"直书"等针对史学批评对象的具体标准,更重要的是刘知几在史学批评活动中,贯彻了如下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反对主观臆断;注重对"古今正史"的总结,反对空泛议论;辩证分析,力戒片面武断。     

浅谈苏轼词与柳永词的历史地位

柳永与苏轼都是宋代词风转变的关键性人物。柳永对词的抒情形象、情感本质及审美空间等进行了全面开拓,突破了五代词的藩篱.使词开始转向个性化、自我化,使词的审美空间移到了广阔的自然山水之中,同时对都市生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描绘.苏轼在柳永的启发影响下进一步开拓,使词进一步男性化、多样化,情感内涵有了本质的飞跃,把自然山水与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思考相结合,同时对农村乡野与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绘,极大地拓展了词的审美空间及表现内容.     

清初粤海关设立前的“粤东海关”与“庵埠海关”--由《庵埠邓氏族谱》所载展开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设粤、闽、浙、江四海关,这是我国历史上正式以“海关”命名机构的开始。而据广东潮州民间文献《庵埠邓氏族谱》记载,顺治之时即有“粤东海关”及其分支“庵埠海关”。但考证相关文献,其所载“粤东海关”应为“广东市舶司”;而“庵埠海关”则应为潮州府海阳县税课局征收杂税关卡,粤海关设立后成为潮州海关总口。《庵埠邓氏族谱》的记载模糊了清初广东海外贸易政策的转变过程。     

苏轼对“意象论”的发展和创新

“意象论”是美学、文艺学研究中关于“意象”的一个大论题。苏轼对“意象论”有创新和发展,通过创新,他赋予自己的作品以特有的艺术内涵,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