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中小学反校园欺凌政策研究——基于《促进最佳学校环境和减少暴力计划》的解读

以色列中小学反校园欺凌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校园欺凌概念的界定、学校干预计划的制定、家长对话平台的建立、分层处理方式的运用、心理辅导的实施五个方面,具有政策内容灵活多样、多方合作共同治理、家长参与内外协同、处理方式以法为主以及心理辅导预防为主的特点。政策实施后成效显著,以色列国家教育测量与评估局的调查数据显示:以色列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明显下降。然而就反欺凌政策本身而言,仍然存在政策覆盖率低、部分学校执行力不足等问题。借鉴以色列经验,我国应通过健全法律体系、明确政府主导、加大处罚力度、注重学生心理健康等方式有效治理校园欺凌。     

法国中小学反校园欺凌政策探析

法国中小学反校园欺凌政策内容主要包括校园欺凌概念的界定、欺凌监测软件的运用、角色职责的明晰、教师与学生的专业培训以及欺凌者的惩戒措施五个方面,具有政策内容系统明确、监测系统严谨专业、角色职责划分明确、培训课程内容丰富详实以及惩戒手段人性化的特点.政策实行多年后成效显著,2015年,法国教育部数据统计显示"校园欺凌行为呈下降趋势".然而就反校园欺凌政策内容而言,仍然存在些许不足,譬如部分学校政策内容简单不够具体、缺乏奖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等.     

美国校园欺凌立法:理念、路径与内容

美国校园欺凌立法秉持了人身权神圣不可侵犯、谨慎立法和民主立法的三大突出理念.在立法路径上,美国校园欺凌立法经历了先下后上、先内后外、先立后修的基本路径.美国反校园欺凌法案一般涉及法案界定、区域政策制定与运行、区域政策构成以及反欺凌措施等4个板块、11个方面的内容.美国各州的反校园欺凌法案对“欺凌”的界定虽不统一,但基本包括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精神欺凌、同伴欺凌、网络欺凌等5种类型,且对欺凌的界定标准也在不断细化.美国各州的反校园欺凌法案明确了政府、学校以及教师三大反欺凌相关主体及其职责.美国反欺凌立法机构多次修正相关条款,加大了对欺凌行为实施者的惩罚力度,同时为被欺凌者设定了投诉、正式申诉、调解、法律诉讼等广泛的权利救济路径.     

英国中小学校反欺凌行动研究

英国中小学校在预防和应对校园欺凌行动中,形成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特色.在反欺凌制度方面,英国中小学校制定了校园反欺凌政策,主要涉及政策目标、主体职责、预防策略、上报流程以及处置措施等方面.在反欺凌手段方面,英国中小学校开展了对教职工和全体学生的反欺凌培训和教育,对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分别采取不同的干预和教育支持手段.此外,许多学校将学生作为反欺凌的重要力量,通过组建反欺凌团队或同伴互助组织等,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促进学校反欺凌工作的开展.在反欺凌网络体系方面,英国中小学校开辟了学校与家长、社区和社会团体等多方合作渠道.     

美国佐治亚洲校园欺凌干预体系探析

佐治亚州是美国第一个颁布反校园欺凌法案的州.该法案经历了多次修正,对欺凌的定义不断细化和完善,从可见的身体伤害到隐性的精神伤害,再到网络欺凌.法案明确规定了各相关主体在反校园欺凌中的具体责任,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指导责任,学校的预防与惩治责任,家庭的预防与教育责任,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校园欺凌干预体系.该法案在默里县学区泰勒自杀案中得到应用,法院以默里县学区及学校严格遵守了佐治亚州反欺凌法案的相关规定,免除了学区及学校的责任,明确了学校在反校园欺凌中的责任边界.法院的判决对学校制定反校园欺凌的政策和程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加拿大校园欺凌的干预与治理：路径、经验与启示

加拿大频发的校园欺凌问题引发社会、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为防治校园欺凌,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教育部、学校、监护人乃至社区的责任,通过多年的干预和治理,省政府分配权责、学校全纳支持以及社区的协同共进,校园欺凌防治成效斐然。完善的政策法律体系建设、系统的治理方略和多元主体的参与是其防治校园欺凌的主要经验。给予我国的启示：应推进立法,建立系统的反欺凌政策体系;发挥学校的教育功能,营造全纳校园环境;构建反欺凌共同体,建立多方联动机制。     

以新视角解读中小学校园欺凌

近几年来,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不断出现且其形式愈加多样化,给中小学生带来严重的身心伤害,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事件处理方式的不当是造成校园欺凌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目前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处理的现存问题表现为:家庭教育的缺失,父母失范行为存在误导性;教师的被迫性失职行为;学校作为教育主体在问题发生时存在压制和推脱行为;司法机关配合不紧密,滞后校园欺凌问题治理;中小学校园欺凌判罚缺乏针对性。构建反校园欺凌共同体需从国家立法层面、社会舆情层面、家庭教育层面、学校教育规制层面、完善校园欺凌三方主体的心理健康教育与情感疏导、保障中小学校园欺凌三方主体未来发展等方面共同努力。     

论我国反校园欺凌的实践困惑与立法构想

法律制度因其权威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在治理校园欺凌中能发挥重要价值。新时期校园欺凌行为呈现出一些新的表现特点,这是社会结构变迁及规则缺失、学校治理无力及无奈、家庭结构变迁及失能、学生个体差异性特征共同导致的结果。校园欺凌依法治理的实践主要表现为反校园欺凌的制度设计、司法应对、学校角色、社会参与几个方面,但存在对校园欺凌后果严重性认识不足,治理校园欺凌的责任主体不明确,治理校园欺凌的方法缺乏有效性等问题。校园欺凌有效治理需要推进专项立法,明确反校园欺凌立法目的与原则、理清立法主要内容以及明晰参与主体责权利边界。     

美国校园欺凌法律规制体系的建构探析

美国20世纪70年代之前,校园欺凌被视为“青少年学生成长的一部分”,未受到足够重视.1999年科伦拜高中枪击案以后,如何通过立法对校园欺凌行为进行规制成为美国联邦和各州关注的重要问题.囿于公共教育的州权自治传统,美国在联邦层面至今未制定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的法律,而是通过《教育法修正案》《民权法案》等法律加以规制.联邦层面的法律规制以事后救济为主,不足以让校方主动采取措施进行校园欺凌的事前预防.在州层面,美国各州通过专门立法对校园欺凌予以规制,在明确界定“校园欺凌”概念的基础上,建构了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报告机制、处理机制和协同治理机制.但同时,各州立法在规范学校反欺凌政策、惩罚欺凌行为实施者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美国校园反欺凌项目的层级、内容与实施

为了治理校园欺凌,美国从社区、学校、课堂、网络等维度,开展了一系列反欺凌项目.有社区层面的“构建尊重”项目,学校层面的“奥尔韦乌斯欺凌预防”项目与“和平积极应对暴力”项目,课堂层面的“第二步暴力预防”项目,教师的“欺凌终結者”项目,学生的“社会和情感学习”项目与“迈向敬重”项目,以及针对网络欺凌的项目与法案.这些项目提供了“不要嘲笑我”课程、师生课程与手册等内容.各类项目通过建立反欺凌委员会和基金,设立欺凌预防工作小组,营造反欺凌文化,开发反网络欺凌的应用程序与预警功能等途径预防与治理校园欺凌.     

Integrating Counseling Theory and Practice: Searching for F.A.C.T.S. and C.R.A.C.K.S.

This article suggests a device that counselors may use as a reference fo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counseling theory and technique.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provides the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 single transaction between counselor and client. The acronyms FACTS and CRACKS suggest the structural dynamics taking place within the client's cognitive field as the counselor performs in two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ounseling process.     

How L.A.T.E. it was, how L.A.T.E.

The London Association for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s a subject group that was founded in 1947 to ‘provide a live forum for the exchange of ideas, and to undertake the practical study of problems connected with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The early history of this Association,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pedagogy and practice is the subject of my current PhD research. Within this work are key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subject English, the curriculum, and the ways in which members of a subject community work together to effect change. This article gives some background to the research project, and begins to point towards some potentially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the subject and ways of working together. After two decades of top down, centralised government initiatives around English pedagogy,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se questions are worth addres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