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记忆、想象与重构结合的整体性呈现：人类学对非洲形象的创造

人类学起源于西方,被烙上了西方的社会特质与知识结构印记。人类学在对非西方社会研究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形成自身的学科命题与知识谱系。人类学以独到的方法留下了“他者”的资料,发挥了记忆性价值。其西方性特质,致使在探索“他者”时难免将西方的认知体系植入“他者”,所呈现的“他者”诚然带有想象性色彩。进入新时空,人类学力图重构“他者”。经由记忆、想象与重构的结合,人类学创造了“他者”的形象。人类学与非洲的遭遇,正彰显了此种逻辑。     

溯源·阐释·建构：中国教育人类学本土化之路——《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构建》评述

滕星著述的《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构建》是一部探求中国教育人类学本土化之路的优秀著作。作者对教育人类学国外学说进行概括与总结、对中国教育人类学本土经验进行选择与验证,提炼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学科话语范式,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石,对本土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规范化提供了参考,也为中国教育改革实践做出了积极贡献。本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比较法”,站在“本土化”与“国际化”双重视野下,展开了横向铺开与纵向深入的教育人类学理论与实践论述。本书文本编排清晰、论证角度丰富、论述逻辑严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影视人类学——人类学的扩展

近年来，人类学家们正在对自己的学科进行全面的反思。这主要体现于对以往写作范式的不满以及在人类学理解界限方面所表现出的张力。电影和其他视觉媒介至少能为人类学的变革提供经验的场所。影视人类学注重的不是影视本身，而是渗透并且编码于影视中的涉及化的一系列关系。在交流中，影视人类学为人类学知识提供了很多新途径，通过这些途径可以理解化传播并重新确认化建设的领域。通过从基于“单词一句子”的人类学思维向基于“形象一序列”的人类学思维的转变，学们建构了影视人类学的智力基础。从认识论和表述手法上看，新兴的影视人类学是对书面人类学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中国人类学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发展时期 1995年7月12日,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结业典礼上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 昨天,我看《武则天》,是最后一集,武则天快要死了,要考虑皇位传给谁,她要上官婉儿穿上龙袍,一看,说,“你太瘦一点”。这句话意思很深,要将女皇皇位传给下一个女皇,一看,不行。没有一个人配,“太瘦一点”!这对我们人类学来说,也发人深思。上一代人将知识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人配不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     

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中的求异思想

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主要讲述了人类学的兴起,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将文学与人类学联合起来考察,为文化的文学研究拓宽了更多的可能性。叶舒宪提到在文化趋同时代,求异思维的重要性,因此地方性知识,体验性知识,原始文化等被提出来以保持人类思想之“异”,而“求异”思想的存在不仅仅受到文化趋同的大背景影响,同时也是对工具理性的反叛。     

文化人类学与文学艺术研究

人类学是一门年轻而又古老的科学,它是在本世纪以来对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学科群之一。一般人往往以为它是异军突起,是“新学科”。其实不然。早在古希腊时代,它就诞生了。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就是人类学的伟大先驱者之一;而“人类学”这一名称最早也是希腊先哲亚理斯多德创造的。随着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它也在不断发展完善。在近代,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人类学思想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研究作出了无     

扎根式世界主义：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力的人类学考察

在解释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内源性能力时,容易受到“中心-边缘”模型干扰,而采用带有人类学意涵的“扎根式世界主义”视角,则有助于消解“中心-边缘”二元对立。基于该视角,可构建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力的三种来源,即个体生命参与世界的日常教育行动、走廊区域中的地方协同模式以及“天下观”视域里的共同体理念。这三种来源均承载着世界主义转向中的人类学关怀,即看到每个群体想象、参与和解释世界的能力。由此,每个地方都能具有“世界性”,而“中心”和“边缘”在世界主义图景里,也成为相对的概念。中国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中,怀揣“扎根式世界主义”的人类学关怀,能提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而中国的具体实践也成为推进世界主义转向的重要力量。     

教育人类学性格的探讨

从美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发展人手,通过分析“人类学与教育”到“教育人类学”学术用语在不同时期的使用,具体阐释教育人类学在其发展中所形成并具有的双重性格,即基础学科的性格和应用学科的性格。前者的目标是运用与教育相关的研究成果来推动文化人类学一般理论的发展,这是趋向于文化人类学方向的综合性教育研究;后者是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应用于教育实际性问题的研究,以起到解决问题的作用。     

人性培育与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理念

教育人类学以人性教化、人性培育与文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人性培育”与“文化”都是教育人类学的核心概念。鲁迅等先贤提出的“国民性改造”是“具体人性”的改造,它为我国“本土化”的教育人类学建构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深刻洞察和思想资料。提高国民素质承续和包容了“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它和素质教育“重在做人”放在一块,成为我国教育人类学鲜活的“本土理念”。我国的教育人类学不能走排斥“田野工作”方法的德奥传统教育人类学的老路,而应将反映我国教育问题的“田野”之实证研究与哲理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作为人文课程的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特色。     

中国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现状思考

城市音乐人类学自20世纪60年代作为音乐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诞生以来，逐渐开始得到世界众多音乐人类学家的关注。近年来，我国城市音乐人类学学科研究成果显著，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建立以及城市中“田野”个案的大量涌现，使其成为当下音乐人类学学科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通过以下四个方面论述：城市音乐人类学与音乐人类学、城市音乐...     

文化人类学

<正>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主要分支之一。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的生活方式,范围包括人种起源学、语言学和考古学。文化是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使用的一个术语,流行广泛而又普遍。这一术语没有固定的意思,主要集中在作为一种文化个体的、有教养通达情理的人的概念,即有文化修养和熟悉文明生活所产生的比较美好事物的人的概念。“文化”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人类学的著作中。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爵士,用它来表示人们在历史体验中所产生的思想和事物“集合体”。     

方法论问题：文学的人类学转向——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扎记

2011年5月,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论坛在重庆市永川区召开。结合会议＂文学向人类学的转向＂的主题,回顾了人类学转向的源起与历史,展示了转向过程中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变化,肯定了人类学转向的重要意义。     

中国教育人类学传统图景的构建与评论

中国教育人类学是中国人类学学科群中活动最频繁、发展最迅速的分支学科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它被看成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认为其学科史极其短暂,可以叙述但无须研究。陈学金的《中国教育人类学简史》挑战了上述传统观点,不仅开展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历史研究",而且提出和论说了若从1905年王国维提出"教育的人类学"的术语和内涵算起,教育人类学在中国已有上百年学科史的新锐观点。从历史和现实相交织的视角出发清晰和准确地界定何谓教育人类学,是分析和论述教育人类学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的基本前提,因而在未来的教育人类学的发展进程中,这本学科史的先驱性著作是"绕不开的研究",必将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对克利福德·格尔兹阐释人类学的解读

格尔兹是符号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的创立者,其阐释人类学目的,是要求人类学应该借助社会话语对文化作符号形式的“理解”,应该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出发,以文化持有者的概念和语言去构筑其世界,进而达到阐释其社会心理、思维方法、价值观和审美观。他的阐释人类学不仅体现在对认识论意义的弘扬和阐发上,而且也体现在对文化符号的破译和对文化行为的“深描”上。特别是他对田野工作中“emic／etic”的新的认知以及他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和对其含义的扩展,为今天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提供了一种视野和模本。     

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历史人类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学出现了"人类学转向",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融合日益紧密。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强调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观。同时,从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方法到格尔兹的深描,人类学为历史人类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并极大地拓展历史学研究的视角。     

汉语教育人类学的发展轨迹及其特征

中国教育人类学要实现本土化,其“本”有两层含义：一是源发于中国教育的经验与知识。二是使用汉语来表达教育人类学的经验和思想。汉语教育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奠定根基的时代、体系初建的时代、多元发展的时代。汉语教育人类学的发展特点是：汉语教育人类学是一门外生交叉学科,而非内生分支学科;汉语教育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本土文化”;汉语教育人类学是用“汉语”这一语言方式表达经验和思想的。     

中国体质人类学学科体系及其实践

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体质特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第一,通过对人类化石及现生灵长类的分析与研究,探索人类的起源,其目的是了解人类是如何、何时、为什么会成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社会文化”的动物;第二,研究人类不同体质特征形成与分布的规律;第三,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遗传与变异等方面;第四,运用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现代人类的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体质人类学学科的阐释,并对当代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学科体系与实践进行了分析和综述.     

20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述评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4个阶段：创立和发展初期（20世纪初-1937年）；长足发展阶段（1938-1949年）；曲折发展阶段（1950-1979年）；重建和兴盛阶段（1980年至今）。中国人类学学者从翻译西方人类学著作、深入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大规模地投入田野调查到成立中国民族学会和人类学学会等均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正不断走向兴盛，同时也存在学科定位不明等问题，但不断强化的“学科互涉”以及广大研究者的深入探索，必将促进人类学研究保持活力，继续开拓更宽、更广的研究领域。     

人类学诗歌学理及其特点探赜

人类学诗歌是一种新的文学样态,而中国学者通常会把人类学诗歌与民族志诗歌混淆在一起,因此首先要对人类学诗歌的萌发与界定予以澄清。其次,“诗学”的演变与人类学诗学中的“移情”相互勾连,促成了人类学诗歌的学理剖析。最后,对人类学诗歌回归原始、彰显自然、蕴含“他文化”理念、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共生、“反话语”等特点的归纳与总结将有助于揭示诗歌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象征系统的意义和作用,促进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同时,亦可深入理解创作者和诗歌对读者情绪和认知的影响,为挖掘诗歌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和心理治疗工具的潜力提供理论支撑。     

人类学诗学在中国

近年来,人类学诗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人类学诗学这一概念在广泛使用的同时,概念本身出现了种种不同甚至相反的"阐释"。文章试从目前研究现状出发,从现象层面的分述达到对整体现状的把握;通过分析各学者产生分歧的原因和语境,探讨人类学诗学的本源及发展演变的各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人类学诗学研究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具有何种推动作用以及人类学诗学研究本身的理论缺失等。